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的运行逻辑与优化发展——以最高人民法院专项工作报告的实践为分析素材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治理手段,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的确立蕴含着人大监督权扩张、法院组织成长、人大与法院互动等丰富信息。法院报告专项工作的频次、议题选择、内容构成与报告审议为把握法院专项报告制度的现实图景提供了具体维度。就实践而言,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除了承载监督功能外,还发挥着契合中国政治与司法环境的独特功能。从制度成长的角度来看,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远未成熟,尤其是一些制度机制与操作规范需要进一步明确与优化。法院专项工作报告制度将法院的日常运作与宏大的国家治理体系勾连起来,是观察人大与法院现实关系的重要切口。

注重“结合”视角,凸显“交融”特质——略论沂蒙精神的生成、内涵与弘扬

相比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其他伟大精神,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的最大特质就在于“交融”,在于党群、军民的紧密结合。因此,可以从“结合”这一视角审视沂蒙精神的价值、生成、内涵与践行,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视角深刻认识沂蒙精神的重要价值,从“两个结合”视角深层剖析沂蒙精神的生成机理,从党群军民结合视角深度把握沂蒙精神中党政军民紧密团结的交融特质,从“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视角深入推进沂蒙精神的弘扬践行。

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的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专精特新”是国家引导中小企业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小企业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而实施的重大工程。本文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和“发展数字经济”重要论断,讨论了从我国“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现状入手,分析“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现实逻辑,提出了以二十大精神为指导,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新时代特殊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与实现路径——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视阈

当前,我国正处于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历史节点。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特殊教育治理现代化,对于探索中国式特殊教育发展道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视阈下,特殊教育治理现代化具有以人民为中心、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和以法治为突出方法论特征的核心价值。新时代特殊教育治理现代化要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依托,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突出法治手段为主的制度建设,突出高质量发展主题。

人大专委会监督效能的优化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实现"中国梦",要求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监督效能的优化改革是重要的课题。以常设性、专业性、技术性为优势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监督权行使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与其法律地位和"低调"的角色定位形成很大的张力。建议通过优化专门委员会的委员构成,赋予专门委员会质询案动议主体的资格,统一专门委员会的议事规则,提升专门委员会的监督效能,从而"撬动"整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创新,与时俱进。

论罢免与质询程序的司法性

现代各国宪法往往通过赋予议会特别刑事追究权,使其追究政府高级官员的特别法律责任,保证政府的廉洁高效。议会特别刑事追究权是立法机关享有的一种特别的司法权,具有司法性。我国宪法没有采用人大特别刑事追究制度,而是设立了罢免和质询制度使人大监督政府高级官员的违法和不当行为,但由于其程序的司法性特征不够明确,监督权运行的程序与立法工作程序相同,不利于发挥人大在监督政府方面的作用。因此,加强监督程序的司法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当借鉴国外议会的特别刑事追究权,通过将罢免质询分为动议、调查、辩论和表决等步骤来加强其程序的司法性建构。

国家监察法实施中的一个重大难点:人大代表能否成为监察对象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关乎全局的一项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在监察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一项重大议题是:人大监督与监察监督的关系如何处理,人大代表是否能够成为监察对象?总体而言之,人大代表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公职人员;对于人大代表的违法违纪问题应该建立特殊的惩戒制度来予以处理;监察改革必须尊重人民代表大会的宪制地位,并对监察人大代表采取特别慎重的态度;在对人大代表涉嫌职务犯罪采取监察留置措施时,必须恪守宪法、组织法规定的对人大代表的特殊保护法律程序;在法律未作修改时,监察机关不能以便宜执法为由,轻率地创制性执法,从而违反"公权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

人大代表专职化及其他

在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的各种见解中,人大代表专职化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观点。这一见解是不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要求的。人大代表专职化将改变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之间的权力与责任关系,将直接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应当本着制宪者的原意和有利于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进行,即延长人大常委会会期;实现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改进执政党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方式,推出能够反映选民要求、维护选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候选人。

从嵌入到规范:中国地方人大制度化路径的新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人大的制度化成长,可把先前的理论归结为政治嵌入、政治竞争和社会嵌入三种模式。通过一个制度与行动之间周期性互动的理论框架,结合对陕西省镇坪县近年来的一些创新性探索的追踪,发现一种新型的自上而下的规范化模式正在成为推动中国地方人大制度化变迁的主流模式。这种新的模式不但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地方人大的成长路径,而且正在形成一种独特的代议机构的制度化模式,即由规范化带动专业化的制度化模式。

人大工作机构起草法案析论

2015年《立法法》修订确立了"人大主导立法"的原则与制度,这必然要求加强人大工作机构起草法案的力度。从现有人大工作机构的设置来看,除人大事业编制机构以及党群机构以外,人大专门委员会以及人大常委会的一些工作机构也可以作为法案起草主体。但是人大工作机构所起草的法案也是有一定范围的,应该是"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重要法案才由人大工作机构来起草或组织起草。实践中人大工作机构起草或组织起草法案面临一定的困境,譬如机构设置不完善、职责界定不明晰、立法能力差等。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大工作制度设计、完备人大工作机构设置、界定人大工作机构的职权、提高人大工作机构的立法能力等,以最终实现我国人大主导立法的目标。

充分发挥地方人大专委会职能的若干思考

我国地方人大专委会对于人大职能的实现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相关制度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地方人大专委会作用的充分发挥存在诸多障碍。故从理论分析入手,结合实证研究,探讨充分发挥地方人大专委会职能的路径选择,能对地方人大专委会职能的实现有所裨益。

调适性合作与组织专业化演进——十八大以来广州市社会工作组织发展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政社关系对社会组织专业化实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快速成长的社会工作组织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拾遗补缺作用,日益成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购买的重要载体。随着国家治理要求日渐精细化,潜藏自身专业化动力的社会工作组织在调适性合作构念下深入推进组织专业化实践,在运营模式、服务领域以及人才队伍等层面逐步实现专业化转型,顺应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趋势。此外,社会工作组织在专业化历程中仍潜藏一些问题,成为其未来发展亟待突破的瓶颈。

再谈新时期深圳改革开放的定位和方向

面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党的十七大报告为深圳经济特区新的定位指明了方向。深圳具有国内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具有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最佳条件,是国家新时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民主法治社会的最理想试验地。本文就是从这个方面对深圳新时期的定位和方向做出新的思考和探索。

非常国会迁滇时期的滇渝交通与社会状况——斯整《滇渝日记》概说

国会议员斯整,参与了1920年广州护法非常国会的迁滇活动,是亲历者之一。他逐日记述的《滇渝日记》,约16000字,从6月23日起至10月25日止。《滇渝日记》长期湮没无闻,可称稀见,对研究国会迁滇活动有一定的补充价值。书中对交通途程的记载,是云南对外交通史研究的宝贵资料;对交通沿线社会发展状况的记载,是西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市人大设置专门委员会及其工作和建设的思考

人大专门委员会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的工作机构。在新形势下,加强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工作和建设的研究,是强化国家地方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和民主法制监督的迫切需要,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

论监察权运行的人大监督

受人大监督是国家监察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强化人大对监察权运行的有效监督,是当前监察体制改革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需要遵循依法监督原则、全面监督原则、人大监督与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相统一原则。监察权运行人大监督的主要机制不限于《监察法》明确规定的“三大”监督机制,还包括监察法规和监察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机制以及监察特定问题调查机制。新时代监察权运行的人大监督制度的完善路径在于修改《监督法》、增补《人大组织法》和《地方人大组织法》,并制定“监察机关专项工作报告办法”“监察法规和监察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等监察法规。同时,需要进一步明确人大监督的范围和程序,强化人大监督的问责机制。

浓墨重彩 先声夺人——“迎接党的十六大”网络新闻专题评析

在"十六大"召开前夕的新闻战中,网络传媒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战团中脱颖而出,以其自身所具有的链接性和多媒体性在专题领域做足文章。文中所列的几大网站从深度、广度两个层面上开掘已有的新闻资源和素材,最终合成形式优美、内涵丰富的"迎接党的十六大"专题报道。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法理逻辑及其展开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具有授权规范和义务规范的双重性质,不能从自治条款视角作过当的解读。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性质的科学定位是理解和诠释全国人大“5.28”决定之正当性的前提基础,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制度性展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据以生成的法理基础。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逻辑前提,由全国人大“5.28”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6.30”决定完成的确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的方式和程序具有正当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和实施较为妥当地处理和解决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香港地区其他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具有法理逻辑上的正当性。未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具有正当性,我国《国家安全法》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释权的“一国两制”——对《基本法》第158条的解读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权,《基本法》第158条作了明确规定,但对该条的理解一直存有争议。结合《基本法》的指导思想——"一国两制"原则,笔者认为:《基本法》的解释权首先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享有全面的最终的解释权。在此前提下,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才可以对《基本法》的部分条款进行解释。这种解释主体的双重性和解释权的分割是"一国两制"在《基本法》解释权上的充分体现。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巴托特别大会述评

1927年8月,在国民革命急转直下的形势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乌兰巴托召开一次特别大会,试图解决该党内部问题,以推动日后发展。会议上,该党内部发生严重冲突,最终撤销色楞栋鲁布、墨尔色等人的领导职务,改选中央委员会并通过大会宣言。此结果与该党内部矛盾及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局势具有紧密联系。这次大会直接促成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部的迅速瓦解,从此该党对内蒙古的影响越来越小,再无法有力推动内蒙古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