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行使自卫权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事务的不断演变,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愈发凸显。本文探讨国家是否有权对非国家行为体行使自卫权的问题,认为国际法并未明确排除面对武力攻击时国家对非国家行为体行使自卫权的可能,同时指出尽管“不愿或不能”测试在维护受害国国家安全和非国家行为体所在领土国主权之间保持了微妙平衡,但这个学说缺乏学理支撑且国际上未形成法律确信,自卫权行使仍需遵循“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因此,在面临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武力攻击时,国家有权采取包括自卫权在内的必要行动来维护国家安全,但各国必须深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作,捍卫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确保自卫权的行使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

论我国强制答辩制度的构建

《民事诉讼法》第128条“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即我国没有强制答辩制度,但域外大部分国家都确立了明确的逾期答辩规则和较为严厉的答辩失权后果,以对被告的答辩进行规范和约束。基于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和诉讼效率的需要,我国也应明确答辩状的内容和形式、细化提交答辩状的期限、规定不按时提交答辩状的后果并完善强制答辩的配套制度,以规范被告的诉讼行为,提高民事诉讼的庭审质效。

公众人物抗辩理论的本土应用

公众人物抗辩理论主张,为了平衡人格权保护与言论自由,当发生侵犯公众人物人格权诉争时,如果侵权人主张被侵权人为公众人物即可减免自己的侵权责任。学界普遍认为,《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实为公众人物抗辩理论在我国法律规范中的具体体现。实际上公众人物抗辩理论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21世纪初就有了应用,但在实践中却存在隐私权边界模糊、公众人物范畴泛化、公共利益的价值判断标准不确定以及脱离了适用于政治人物的主轨道等问题。对上述问题,应确立隐私权保护底线,限缩公众人物抗辩理论的适用范围,重构公众人物隐私侵权案件的证明责任,使该理论更好应用于本土司法实践。

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理论证成、适用界限与法律后果

合法来源抗辩是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常见的抗辩事由之一,信赖保护原则、善意第三人理论和过错责任原则为其理论基础。合法来源抗辩是对品种权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限制,为平衡品种权人与善意侵权人的利益,应从行为类型、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等方面明确其适用界限。构成合法来源抗辩的,侵权人应停止侵害和支付合理开支。应限制停止侵权的适用,可根据具体案件采取支付合理费用、事后许可及取得侵权物等代替救济方式,按照合理性、真实性、关联性确定合理开支的数额。善意侵权人所获利益的返还,应以现存利益为限。我国应借鉴其他知识产权领域立法、他国相关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完善侵害品种权合法来源抗辩制度。

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构建研究

中医药传统知识是中医药的核心内容,兼具卫生、经济、科技、文化、生态五重资源价值。目前中医药传统知识面临国外不当占有、盗用,国内传承、保护不力的双重困局,现行法律制度无法实现全面、系统保护,建立专门保护制度已成为必然选择。专门保护制度需要解决四个核心问题:对外防御侵占和不当占有,对内保护持有人权利并规范知识的获取与利用,化解持有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处理与现行法律制度的衔接。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中医药传统知识专门保护制度的四个机制,即阻却外国不当专利申请的防御机制、持有人权利保护机制、持有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平衡机制、与现行法律制度的衔接机制,以更好促进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

烂尾楼停贷纠纷中若干法律问题刍议——以19个司法裁判案例为样本

在烂尾楼停贷纠纷中,按揭购房者因开发商存在逾期交房的违约行为而拒绝向银行偿还贷款,该停贷行为面临合同相对性与公平原则的冲突,导致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其根源在于法律规则的缺失。按照现有司法解释,两合同纠纷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才能合并审理,购房者不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担保贷款合同,其停贷行为一般不被支持。而停贷行为具有正当性,为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益,需要借鉴国外抗辩权延伸制度对我国立法进行完善。

有限公司股权对外转让行为的效力研究——以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为视角

2023年《公司法》第84条就优先购买权作出规定,用以保护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特征,但对侵害股东优先购买权具体情形仍未予言明,致使司法裁判和理论学说已有争议仍存在。亟待2023年《公司法》在其司法解释中对股权对外转让行为进行体系化完善。在股权转让行为方面,应采用区分原则明确股权转让行为系债权行为;在优先购买权性质认定方面,应采用公司组织法上的特殊权利说保障其他股东的顺位优势;在以侵害优先购买权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时,应根据《民法典》规定分别对欺诈、通谋行为等情形的转让合同效力进行认定。

社会法特别诉讼举证责任分配探究

在社会法特别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影响案件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关系到社会成员权益的维护及社会法立法目的的实现。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社会法诉讼特别程序,在社会法纠纷解决时主要适用传统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这与社会权救济存在冲突,影响救济效果。基于社会法纠纷的性质,社会法特别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应以倾斜保护弱势群体、公正与效率并重为价值原则,通过一般规则、举证责任专属与自由裁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合理设计,以妥善解决社会法纠纷,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专精特新企业与ESG表现的经济关系研究

在“十四五”规划以及国家双碳目标下,ESG和绿色发展成为国家重要议题,引导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本文将ESG理念融入投资决策和经营战略,能够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文章选取2019—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中的部分专精特新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ESG体系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专精特新企业的企业价值与ESG表现呈现正向关系,但非国有企业与ESG表现呈反向关系,年龄较小、规模较小的企业同样呈反向关系,国有企业以及年龄较大、规模较大的企业与ESG表现之间并未呈现类似关系。最后,文章基于研究结论针对各类专精特新企业、金融机构及政府部门提出战略和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5G在特殊行业应用的安全风险及防御措施

5G以超大带宽、超广连接、超低时延的3大特征,为各行各业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全球发展的重点。相比之前的移动通信网络,5G网络对安全机制考虑更加充分,但其安全体系设计主要面向公众用户,与特殊行业用户的高安全需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何构建5G安全防护系统成为特殊行业用户的迫切需求。首先,梳理了国内外5G安全政策;其次,基于特殊行业的高安全性要求,建议其采用专网网络模式,分析了5G专网在特殊行业应用带来的安全风险,并提出了一种适用于特殊行业应用的5G安全总体框架;最后,基于该框架提出针对性的安全防御措施,为5G在特殊行业的应用提供参考。

特定语境下正当防卫限度之教义学反思

由于刑法对正当防卫条款的概括性规定与现实中防卫案例的高发频率,正当防卫的限度问题既是立法的盲点与痛点,也是司法的争议焦点。为进一步厘定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需要在明确正当防卫权的基本性质为主动防御权的基础上,以防卫人的身份特征、先前行为、持有武器、所处地点等不同特定语境为切入点,进行相应的教义学反思。具体包括实现不法侵害程度的预测可能性与防卫方式之间的平衡,对精准防卫与概括防卫、强度过当与时间过当、紧急防卫与非紧急防卫等范畴进行合理区分;同时,强调预防性防卫的存在必要性,最终实现对防卫限度的精细化教义学框定。

人形机器人的操纵性风险及规范进路

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加持下,具有拟人化外观的人形机器人将具有操纵能力,可能引发限制人的自我成长、误导社会化进程以及扭曲家庭伦理观念等问题。风险管理进路是一种成本效益分析法,存在风险评估与分类困难,并非调整人形机器人活动的良方。人形机器人具有专精科技与赋能科技双重属性,前者意味着必须借助科技伦理规范研发活动,后者则要求充分关注不同应用场景的复杂治理需求。对人形机器人研发活动的规范,应适当将科技伦理法律化,预先控制人形机器人的情感计算能力,并避免外观设计产生过度操纵风险。对人形机器人应用活动的规范,一方面应充分借助法律系统抽象的权利义务工具,如知情权、人工沟通权以及人为监督、安全稳定义务等,回应海量应用场景引发的规范难题;另一方面应为法规、政策留出必要的空间,借助合规认证、监管沙箱等制度实现对人工智能赋能应用的协同治理。

个人信息权立法完善的路径与选择

当前,信息泄露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各国纷纷就个人信息权进行立法保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优化了我国对个人信息权的立法保护,但我国相关规范性文件未能有效衔接,某些规范性文件位阶不明,特殊领域的个人信息权立法保护不成体系,部分地方缺乏立法能动性,对公权力的监管规定存在漏洞.相较而言,美国在个人信息权保护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和教训.通过比较分析法,对美国就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立法优势、劣势加以辨别,对我国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立法提出建议,以期完善我国对个人信息权的立法保护.

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之省思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规定,量刑建议的效力延展至审判阶段,约束庭审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由于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的扩张适用,其对程序公正与量刑公正均产生了连锁影响。由于审查起诉阶段牺牲了被告人量刑听审与量刑辩论权利,加之检察官担当审判之前的量刑法官产生的各种反作用力,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条款对刑事程序公正有一定的反向阻力。同时,由于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难以尽责尽职进行量刑调查,更难以全面考量兼顾所有的量刑因素,确定刑的量刑建议很难完全体现刑罚公正。法院在个案中应当启动必要的庭审公诉审查,庭审阶段也应赋予法官充分的变更起诉罪名与量刑权限。设定科学的量刑方法、量刑情节的合理赋值等改革举措,有利于回归诉审制约与实现量刑公正。

图书馆被诉侵权的胜诉与败诉抗辩策略研究——以信息网络传播权类案为例

分析信息网络传播权类案件中图书馆被诉侵权的胜诉和败诉抗辩策略,能够为图书馆面临诉讼时提供抗辩要点,进而提高抗辩有效性。以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类案件中图书馆被诉侵权的案例为样本,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获取176个初始概念、46个范畴和10个主范畴,提炼出图书馆被诉时的抗辩要点并绘制谱系,总结图书馆被诉侵权的抗辩策略。有效抗辩策略的思路是优先考虑不侵权,其次是侵权不判赔:主张已过诉讼时效可一招取胜,主张无权利来源需分类阐释权利具体类型,主张侵权不判赔的制胜关键是主体性质。无效抗辩策略主要体现为认定侵权时抗辩偏离重点且暗含承认,停止侵害时抗辩遗漏关键点且缺乏论证,判处赔偿时抗辩没有针对性且片面化。为提高图书馆可能败诉时的抗辩有效性,提出优化建议:认定侵权时,以权利来源和行为性质为重点,并按照逻辑链条有序展开抗辩;停止侵害时,以主观方面和主体性质为重点,注重全面举证和充分论证;判处赔偿抗辩时,以主体性质和客观方面为重点,分层次阐释以避免抗辩过于片面。

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法律帮助的反思

被追诉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从顶层设计分析,立法始终高度关注被追诉人的权益保障问题,为认罪认罚案件中有效法律帮助的实现提供规范基础。从司法实务出发,经对C市2023年116份刑事一审判决书的分析,实务中有效律师帮助尚未真正实现,需要通过惩戒机制、司法救济等手段对其予以矫正。

美军水下特种作战装备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分析

近年来,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战略重点由远洋转向近海,近海的浅水水域成为各国的攻防重点,配合着有人与无人协同的分布式作战背景,水下特种作战平台开始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文中以美国2024财年最新国防科研和采购预算为基础,重点论述了水下系统项目中湿式蛙人输送艇、干式蛙人输送艇、干式甲板换乘仓、作战潜水装备、水下舟艇任务装备及小型无人水下航行器等水下特战装备的发展现状和研究趋势,旨在为今后的水下特种装备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论我国刑法中的“保全型”自救行为

我国刑法中有保留“保全型”自救行为的余地,但不应直接照搬德国模式的理论建构。如果权利人保全手段涉及伤害、拘禁等限制、拘束义务人人身的罪名,并不需要也并不能够适用“保全型”自救行为;若相应手段涉及的是故意毁坏财物罪,当该行为确属保全权利过程中的必要行为时,在涉案金额相对权利标的额仍属轻微的情况下,可适用“保全型”自救行为。权利人以私自取走、扣押义务人财物或收集义务人个人信息的方式保全权利的案件,都有适用“保全型”自救行为阻却违法性的余地。前者依《民法典》第1 177条应以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为其成立要件,后者则不应受其拘束。

从“可望”走向“可及”:刑事在线诉讼完善的时空进路

网络技术产生了新的空间秩序与时间现象,在重构传统诉讼形态的同时,也引发了空间异化和时间错配的风险,使得信息会被“遮蔽”、画面会被“裁剪”,进而可能导致辩护边缘化、质证虚化、知情权弱化。在线诉讼也应当满足一种时空正义的要求,保障在线空间上的平等和时间上的同步以促进公平。在线认罪认罚应保障空间开放并充分释明,在线会见也要保障权利空间的专属性和私密性。对适用在线诉讼的时空环节进行甄别取舍,明确辩护人同意、在场且“在旁”、证据平台公平开放的空间规则,保障疑议证据的线下核实。增加确认环节以确保时间同步与信息对应,增设在线诉讼的知情权保障机制和必要性考量机制,赋予被告人设备更换权和程序变更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亟待厘清的四个问题——以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在《刑事诉讼法》迎来第四次修改之际,作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完善的重要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实现制度确立的初衷,必须厘清四个问题:从横向的世界视野来看,认罪认罚从宽与辩诉交易在制度目标上具有同源性,在制度的实现机制和作用原理上具有同质性;但在司法理念、价值取向和制度体系建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制度具有鲜明的优势。从裁判考量上来看,应当反思和重塑关于“从宽”的认识。从诉讼基本原理来看,反悔权虽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也应当加以限制,防止其被滥用;而以抗诉权限制反悔权的方式必须控制在合理限度,并探索限制反悔权的更优路径。从刑事辩护木桶理论来看,制度的运行主体应当从“公检法三机关”向“公检法律四主体”方向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