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环境司法机制的发展:从环境法庭到环境法院

为促进流域的司法保护,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成立了专门的流域环境法庭。但从流域环境法庭和流域环境巡回法庭的实践情况来看,还不能满足流域整体性保护的需要,也不能适应流域法的发展需求。我国流域司法机制建设,宜从流域环境法庭逐渐转到流域环境法院。流域环境法院的建立在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中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按照流域法的保护理念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要求,流域环境法院的建设首先要合理设置审判机构,其次要科学设计程序制度,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地区司法水平与分工深化——来自巡回法庭设立的证据

推动分工深化对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有深远意义,如何推动分工深化成为亟需探索的时代命题。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是分工深化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体现。本文以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考察地区司法水平对分工深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巡回法庭设立后,巡回区内企业专业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巡回法庭主要通过改善契约环境、抑制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减少行政干预实现对分工深化的推动。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面临的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不具备政治关联以及与巡回法庭之间的地理距离较近时,巡回法庭对企业专业分工水平的提升效果更加显著。本文结果表明,地区司法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分工深化,拓展了法制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及企业边界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本文结论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巡回法庭制度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研究

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作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司法手段,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问题。其中,处于诉讼程序最前端的司法管辖问题始终存在,阻碍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后续程序推进和实体争议解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带来向好信号,但由于条文规定的模糊性和效力层级的有限性,管辖连接点、管辖法院和管辖事项的明确性不足,尚有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管辖连接点模糊、民刑交叉案件下海事法院和普通法院管辖冲突、涉外海洋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管辖法院不明以及海陆交叉区域环境公益诉讼存在管辖争议四个焦点问题。以上述问题为支点,探讨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管辖制度的完善路径,并提出经由《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修改进行统一立法建构。

互联网法院管辖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完善——兼谈专门管辖的合理性

互联网法院是司法适应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在设立初期,依靠高效的在线诉讼方式及对涉网案件的专门化审理,互联网法院基本实现了“涉网案件网上审”的目标。但随着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的出台和在线诉讼的普及,互联网法院因定位不清暴露出了管辖范围、管辖连接点、协议管辖效力等方面的问题,也因此与普通法院产生了管辖冲突。互联网法院管辖模式亟需转型。对此,可充分利用互联网法院针对涉网案件进行审理的特点,借用专门管辖的相关规定,赋予互联网法院专门法院的定位,构建完善的专门管辖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解决互联网法院管辖所面临的各类问题,更好地发挥互联网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引领作用。

环境司法专门化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环保法庭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立法和执法角度展开研究,而对司法手段的作用效果关注较少。以各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分批设立环保法庭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研究样本,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绿色创新效应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环保法庭设立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明显提升,且经过多次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通过渐进三重差分法探究环保法庭设立作用的边界条件发现,当企业为重污染行业和国有企业、所属地区法治化水平较低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时,环保法庭设立的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企业绿色创新策略发现,一方面环保法庭设立诱发的企业绿色创新挤占了非绿色创新的资源,另一方面环保法庭设立对于实质性绿色创新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环境司法专门化是行之有效的绿色治理制度,补充了既有环境规制研究对于环境司法关注的不足,为推动中国形成全方位的环境法治体系,实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环境司法专门化能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吗?——来自环境法庭设立的经验证据

借助环境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运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2年的经验证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环境司法专门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法庭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法庭会促使企业提高环保投资、加强绿色创新和开展绿色并购,进而抑制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显示,当法治环境较差、环境规制较弱和公司治理较好时,环境法庭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溢出效应分析发现,环境法庭既能抑制设立地区的企业金融化,还能抑制邻近地区的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环境法庭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能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改善企业主业业绩。研究结论为司法部门推进环境法治建设、微观企业优化投资决策提供了经验参考。

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程序法建构

我国刑事法领域有关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一定成效,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须适时总结相关经验并将其转化为法律规范。涉案企业合规的立法化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激励机制真正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根本之路,就程序建构的基本思路而言,增设涉案企业合规特别程序,将整改经验和制度创新在法律上加以确认和补充;重点构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分案处理机制实现涉案企业与直接责任人员的罪责相称,以附条件不起诉和相对不起诉的相互区分而又功能互补实现诉前分流;做好检法衔接工作,限制适用合规撤回起诉,发挥法院的程序衔接作用,并且畅通信息共享机制,确保两机关各司其职而又有效衔接,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提供刑事法治保障。

流域生态环境法院的生成及进路

从生成动因来看,流域生态环境法院与现行跨行政区划司法机构的设立具有一定的耦合性,均是为克服司法地方化、保障司法公正而对我国已有的司法管辖制度进行的积极调适。但就法律属性而言,宜将流域生态环境法院定性为具有明确司法辖区概念,在体制上追求流域司法治理一体化,在司法组织系统中与地方法院相互平行的专门化司法机构,这是在保证我国现有审判组织体系稳定运行且降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难度的应然之举。由于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流域生态环境法院的设置亦应当有所依据。文章立足于我国流域司法管理体制实现逻辑转型所依附的法理与事理,通过追根溯源的方式,分别从必要性与可行性两个维度对流域生态环境法院的创设进行了基本证成,确保流域生态环境法院的创设既符合司法本身的运作逻辑,也能充分回应流域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在流域生态环境法院的建设进路上,需从“表”与“里”两个层面加以推进。其中,“表”为外观,关涉的是流域生态环境法院如何建制的问题;“里”为内核,勾勒的是流域生态环境法院如何运行的问题。

海事法院集中管辖航空案件的路径构建——以服务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为视角

航空案件(1)专业性较强,传统管辖模式无法保障案件办理效果,当前对航空案件集中管辖的探索存在合法性不足、诉讼便利性减弱等问题,原因在于制度设计偏离其功能定位。集中管辖有利于服务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提高治理效能、优化司法资源,应当厘清管辖制度的功能定位,从诉讼经济、司法效能等维度设计其运行框架。海口海事法院(以下简称海事法院)在专业化审判、跨区域管辖及政策支持等层面具有集中管辖该类案件的可行性。据此,从集中管辖的顶层设计、案件范围、配套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构建路径。

金融法院的运行状况与法理审视

2018年上海金融法院率先登场,2021年北京金融随后设立,2022年成渝金融法院也挂牌亮相。对于金融法院法律性质,按照由浅入深的认识路径,可概括为递进的三个层次:属于人民法院体系,与普通法院相对称的专门法院,与传统专门法院有着明显区别的新型专门法院。金融法院的设立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题中之义,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金融法院的设立与运行,在司法制度、利益选择、审判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金融法院的健康发展,需要采取改善金融审判体制,保持客观公正立场,提升法官审判能力等方案。

我国专门法院的发展困境与模式构建:以“地位—功能”为中心

我国专门法院建设已初具规模,但也面临法院性质存在争议、政策导向影响审判中立、法院布局莫衷一是等发展困境。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其根源在于专门法院的法律地位模糊、司法性功能与政治性功能失衡。依据不同司法传统和发展诉求,域外专门法院的“地位—功能”模式可分为“行政司法制约式”“行政司法混合式”“普通司法限权式”三种。我国专门法院的模式优化应以专业性和地方法院为基础,平衡司法性功能与政治性功能,构建中国特色的“专业司法平衡式”,从而提升专业化司法的质量与效率,助力实现司法公正和推动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治理目标。

法院执行矿山生态修复专项资金的法理分析

矿山生态修复专项资金法定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它具有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性质,在实践中不能简单地作为普通财产进行处置。法院在审理涉及矿山企业的案件时以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的形式直接冻结或扣划矿山生态修复专项资金,影响采矿权人履行矿山生态修复义务,也带来一系列行政、财政和司法负担。司法实践中,因专项资金可否冻结或扣划存在争议,法院对专项资金设立的内在价值追求理解也不同,其根源在于司法权和环境行政权的冲突、私益与公益的冲突、公平与秩序的冲突。为解决冲突,建议:(1)司法权应充分尊重环境行政权,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专项资金专项用于矿山生态修复;(2)建立司法与行政机关沟通协调机制;(3)推进司法公开,减少法律的不确定性,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

健全对专门法院(庭)的法律监督机制研究--以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为视角

当前我国法院的设置和管理呈现出专门化趋势,从传统的“团块分布”到新型的“遍地开花”。完善审判监督语境下的我国专门法院(庭),既包括军事法院、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也包括互联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破产法庭等,以确保法律监督不留死角。当下我国对于专门法院(庭)检察监督存在后续乏力情况的同时,日益呈现无序化、脱耦化、空心化等现象。依托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未来可逐步健全对专门法院(庭)法律监督的机构设置;在明确案件管辖的基础上进一步畅通工作机制;持续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顺应信息化、智能化潮流,科技强检智慧赋能,进一步提升检察监督能级。

人民检察院对成渝金融法院实施法律监督的难点与对策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深入发展,以成渝金融法院为代表的专业化、跨省级区域新型专门法院的设立和发展将会成为新的改革方向。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成渝金融法院的监督可能存在思维转变难度大、缺乏专业化机构、职权内容和工作定位不明确的难点,应从转变思维、监督机构设置专业化、工作内容专业和全面相结合的方向,探索对以成渝金融法院为代表的跨区域新型法院及时和有效的监督方式。

从政策性到专业性——美国税务法院专门化形成考察兼谈对我国镜鉴

建设专门法院对实现国家法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理想状态下,专门法院应通过科学规划来创设,但域外经验却指向从行政专业裁判过渡到专门法院的转型路径。借助比较研究,对美国税务法院从创设到成熟的政治背景、发展路径、司法程序及法律地位认定进行分析,可发现:美国税务法院的设立主要依赖于政策性因素的推动,美国税务法院专门化的形成是其司法权力强化的结果。专门法院的创设过程充斥了政策性与专业性因素,而过度政治化倾向会影响审判的中立,我国专门法院发展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借鉴外部经验,我国专门法院制度的完善须在规划专业司法权的同时消减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以逐步形成真正的专门化司法。

论我国专门法院的宪法定位及其体系展开

专门法院制度是我国宪法确立一项司法制度,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专门法院作为法院组织体系的一部分,先后经历了设立、撤销、复建、改革、发展进程。当前专门法院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准确把握专门法院的宪法定位,推动专门法院理论体系、组织体系、保障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以专门法院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环境审判专门化的分析与展望——以我国环保法庭模式为切入点

由于环境案件在法律上和技术上的特殊性,环境审判专门化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就我国现实状况而言,环境纠纷与日俱增但诉讼极少且无力救济公民权利,审判机制受到多方因素影响而无法正确审理案件。为了应对环境审判的紧迫形势,我国采取环保法庭的专门化审判模式进行试点,不仅具有法律上的依据,而且体现出诸多的优越性。但作为一种新生的审判机制,环保法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当然,环保法庭并不是司法推动环保事业的唯一方式,深入探索设立环保法院或者利用现有专门法院等有益途径,可以进一步实现环境审判专门化的目标。

域外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置与运行

为进一步改革现有的知识产权审判体系,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我国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通过对域外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置与运行进行分析与研究,从中总结具有借鉴意义的制度设计,为探索建立我国知识产权法院提供借鉴。结合我国知识产权审判的实际情况,为知识产权法院的构建提出初步设想。

互联网法院定位之回归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对社会各领域影响的深入,互联网法院作为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一项重大创新制度,自设立即引起世人的瞩目。然而,检索分析北京、广州与杭州互联网法院设立至今的全部裁判文书,不难发现,在对互联网法院诉讼便捷、司法高效过多渲染之下,却忽略了互联网法院审判发展的瓶颈,甚至淡漠了互联网法院应承担的专业化审判的司法责任。破解互联网法院审判受制于现行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诉讼制度与程序规则困境的关键,在于以'网上案件'超越物理空间地域的本质特征为基础,走出互联网法院系集中管辖'网上案件'特殊法院的误区,使互联网法院回归审判专业性案件专门法院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