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文化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作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强调“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是文艺的中心问题,阐明“了解人熟悉人”是文艺的“第一位的工作”,提出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这些文艺的立场、原则、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新时代新征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隽永意义,对其文艺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不移推进新时代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2022年中国美术热点现象述评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擘画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美术围绕时代主题、把握时代脉搏,开展以人民为中心、反映时代风貌的艺术创作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成就;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系列活动,重温红色美术经典,梳理各时期美术作品中的人民形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术,以科技与艺术的交叉融合推动遗产活化与媒介创新。此外,义务教育美术新课标的发布、艺术学研究生学科目录调整、中国近现代美术挖掘整理、后疫情时代美术的国际交流以及美术赋能乡村振兴等热点现象,反映了中国美术的文化自信与多领域的时代新风。

延安革命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以鲁艺木刻工作团为中心

延安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议,促使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木刻“中国化”和“民族化”实践中追求革命文艺的民族形式。而在“中”“西”融合、“新”“旧”调适的过程中,“民族形式”被赋予传承民族文化和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双重内涵,这为探索延安革命文艺理论的建构路径奠定了基础。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逐渐深入人心,革命文艺理论由此在抗战宣传和民众动员实践中生成。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作风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则在为形成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实践中逐步建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文艺实践和思想转变,反映了革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脉络,彰显出革命文艺理论与实践相互演进的基本逻辑。

转型和重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艺术价值观的塑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现代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发生的途径和必然的手段,就是使延安的知识分子迅速接纳“人民性”的文艺思想。各种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审美方式,也拥有着相似的艺术价值观。“土”与“洋”之间审美地位的倒置,意味着艺术服务对象和价值等级序列的更迭,更体现出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永恒话题,即“元问题”:精英主义审美和民粹主义审美之间出现的互动和张力。《讲话》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起到了调节性和固定性的作用,从而确定了新中国艺术创作中价值评价的基本原则。

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晋察冀文艺实践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地性的生成

关于解放区文艺的一体化表述遮蔽了晋察冀文艺的主体地位,削弱了晋察冀文艺的文学史价值。事实上“延安-晋察冀”之间存在丰富的互动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将文艺创作与抗战具体任务结合,使文艺既满足群众审美需求,又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于延安的文艺生态,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支撑和路径参考;落实《讲话》的过程中,晋察冀文艺作为对《讲话》的地方回应,起到示范作用,证明了《讲话》的正确性与普适性;而随着《讲话》权威性的确立,《讲话》前晋察冀文艺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独特价值被削弱了。因此,为避免对解放区文艺的同质化解读,有必要还原晋察冀文艺的主体性,探究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

传承与重构:从“人民性”到“新人民性”——以《讲话》精神的文学史流变为视角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也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文艺的灵魂和生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性”成为贯穿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概念。新世纪“底层文学”对底层民众以及弱势群体的关注,确证了以文学的方式重述人民作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彰显了“新人民性”的正义价值,这是对延安文艺“人民性”内涵的传承与重构。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资源,《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性”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传承和流变,为“人民性”的当代价值呈现提供了阐释的可能性。因此,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构《讲话》精神之于新世纪“底层文学”中“新人民性”价值的当代意义,是探寻“人民文艺”乃至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流变的重要路径。

艺术何以源于生活,如何高于生活——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角度的重新解读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阐述过的文论观点。艺术何以来源于生活,又是如何高于生活的,其深层意蕴值得探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看来,日常生活的边缘性与奠基性是其产生艺术等高级意识形态活动的原因;同时由于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实用主义、平均状态等特性,又要求艺术对生活有所超越。这一文艺命题同时蕴涵着毛泽东关于“生活”概念的特指意义及其改造日常生活的特定方式。

大跃进文艺发生论

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做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范式和审美取向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始终孕育在中国无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历史语境之中。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标志,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创作理念、典型塑造、审美取向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确立了歌谣创作"政治话语,民间表述"的创作原则,塑造了工农兵全新的革命形象,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审美取向的新范式。

论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演变与实践

大众化问题的缘起基于新文学作家力图释放和化解新文学的接受困扰。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再到"延安",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大众化的发展轨迹。"左联"时期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对大众化理论的讨论,但未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作品。"文协"期间沿承了"左联"的讨论,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民族形式"的研究。延安时期是"左联"以来的大众化运动的收获期,这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不容忽视:一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大众化问题的空前深入而系统的阐发。《讲话》是对"左联"以来有关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集大成和全面提升,有效弥补和修复了"左联"时期理论上的不足与缺陷,其阐发的理论针对性强而便于作家操作,对指导作家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延安文艺借助于政治的力量,使大众化运动在文艺的各个层面得以全方位的展开。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能取得巨大功绩的必要条件。

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探索及意义

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是延安时期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在五四时期和"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理论研究走向实践探索,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发展指明了前行的方向,给文艺工作者以启迪,使得文艺创作面向大众,贴近生活。延安时期的文艺大众化促进了大众的觉醒,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对现今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借鉴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的译介与评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被译介到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发了独特而有趣的"《讲话》现象"——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而且也对世界无产阶级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经济困境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缘起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从文艺界内部去探寻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却鲜有关注经济问题对会议源起的影响。事实上,从经济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延安文艺界矛盾的根源。延安经济落后,皖南事变以后更是如此,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极大地影响着文艺政策的制定。如何解决文艺工作者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无所作为的尴尬地位;如何发挥文艺的功用,去缓和政府与群众间的紧张关系,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成了延安领导人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70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是毛泽东同志依据中国社会国情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而形成的重要理论文献,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讲话》以其鲜活的生命力至今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讲话》改变了中国文学创作的观念,使文学创作内容与形式不断创新,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全新的文学创作方向与模式。另外,在新的形势下《讲话》为当下的文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点与现实反思。

人民主体性:党的文艺思想的历史演进

人民作为创造主体、表现主体与接受主体是人民主体性的三个维度,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主体性思想贯穿始终。人民主体性是党的文艺思想的核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主体性显示出以人为本的精神向度。人民主体性思想经过历史的检验,被证明是党领导文艺的正确思想;而且这70年间,人民主体性思想与时俱进,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成为具有时代性的话语表征。

延安文艺的“大众化”选择及其现代性悖论

延安文艺时期"唯一源泉论"的出台和"大众化"道路的选择,是特殊历史语境下文艺功能"合目的性"的典型行为,客观上促进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翻身想象"和大众化观念;但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想象来看,延安文艺时期的大众化选择,一方面为文艺的群众化、平民化获得了话语保障;另一方面,由于"革命的启蒙"话语力量的介入,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审美现代性追求难以为继。这一特殊时期对文学资源的选择和评估,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审美意识形态诉求与审美政治话语建构

毛泽东视文艺为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要素,将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相联系,使文艺与意识形态延伸出的政治运动挂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明确的文艺美学政治诉求,呈现为审美政治话语的建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五四以来的审美政治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以及苏联的革命文艺话语整合在一起,多层次的审美构建与独特的中国经验相结合,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审美文艺观呈现出一种复调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东北解放区文论——基于《文学战线》的阐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大批延安文化人秉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来到东北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文论建构与实践,使昨天的沦陷时期文论语境瞬间消解,以政治立论的一元理论格局形成,东北文论家自觉地将自身创作事业与政治合为一体,政治文化成为文论确证自身价值的关键性标尺。这种现象同样表现在东北解放区的文艺批评领域。但东北文论家在诠释《讲话》过程中,又表现出某种独立的人格和尊重文学自身规律的品味。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曹禺创作的转型

曹禺是中国戏剧史上公认的戏剧名家。自20世纪30年代登上文坛,曹禺创作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杰出的剧作,达到了创作的顶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曹禺积极进行思想和创作上的"转型",创作出《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作品。这些剧作虽然难以再创辉煌,但是却显示出曹禺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积极阐释与实践,也反映出作家创作转型背后的复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