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文化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作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强调“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是文艺的中心问题,阐明“了解人熟悉人”是文艺的“第一位的工作”,提出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这些文艺的立场、原则、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新时代新征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隽永意义,对其文艺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不移推进新时代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转型和重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艺术价值观的塑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现代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发生的途径和必然的手段,就是使延安的知识分子迅速接纳“人民性”的文艺思想。各种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审美方式,也拥有着相似的艺术价值观。“土”与“洋”之间审美地位的倒置,意味着艺术服务对象和价值等级序列的更迭,更体现出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永恒话题,即“元问题”:精英主义审美和民粹主义审美之间出现的互动和张力。《讲话》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起到了调节性和固定性的作用,从而确定了新中国艺术创作中价值评价的基本原则。

艺术何以源于生活,如何高于生活——从“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角度的重新解读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阐述过的文论观点。艺术何以来源于生活,又是如何高于生活的,其深层意蕴值得探索。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看来,日常生活的边缘性与奠基性是其产生艺术等高级意识形态活动的原因;同时由于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实用主义、平均状态等特性,又要求艺术对生活有所超越。这一文艺命题同时蕴涵着毛泽东关于“生活”概念的特指意义及其改造日常生活的特定方式。

“文革”主流文艺思想的构成与运作──“文革文学”研究之一

本文对盛极一时的“文革”主流文艺思想的构成作了清晰的勾勒；对在特定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文革”主流文艺思想及文学批评的独特的运作方式，进行了深入具体的论述，并深刻揭示了其制度的和社会的基础。

论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历史演变与实践

大众化问题的缘起基于新文学作家力图释放和化解新文学的接受困扰。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再到"延安",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大众化的发展轨迹。"左联"时期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对大众化理论的讨论,但未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作品。"文协"期间沿承了"左联"的讨论,其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民族形式"的研究。延安时期是"左联"以来的大众化运动的收获期,这其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不容忽视:一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大众化问题的空前深入而系统的阐发。《讲话》是对"左联"以来有关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集大成和全面提升,有效弥补和修复了"左联"时期理论上的不足与缺陷,其阐发的理论针对性强而便于作家操作,对指导作家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二是延安文艺借助于政治的力量,使大众化运动在文艺的各个层面得以全方位的展开。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运动能取得巨大功绩的必要条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外的译介与评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被译介到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发了独特而有趣的"《讲话》现象"——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而且也对世界无产阶级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70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是毛泽东同志依据中国社会国情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而形成的重要理论文献,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讲话》以其鲜活的生命力至今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讲话》改变了中国文学创作的观念,使文学创作内容与形式不断创新,从此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全新的文学创作方向与模式。另外,在新的形势下《讲话》为当下的文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点与现实反思。

经济困境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缘起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从文艺界内部去探寻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原因,却鲜有关注经济问题对会议源起的影响。事实上,从经济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延安文艺界矛盾的根源。延安经济落后,皖南事变以后更是如此,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极大地影响着文艺政策的制定。如何解决文艺工作者在边区经济建设中无所作为的尴尬地位;如何发挥文艺的功用,去缓和政府与群众间的紧张关系,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成了延安领导人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民主体性:党的文艺思想的历史演进

人民作为创造主体、表现主体与接受主体是人民主体性的三个维度,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主体性思想贯穿始终。人民主体性是党的文艺思想的核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主体性显示出以人为本的精神向度。人民主体性思想经过历史的检验,被证明是党领导文艺的正确思想;而且这70年间,人民主体性思想与时俱进,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成为具有时代性的话语表征。

延安文艺的“大众化”选择及其现代性悖论

延安文艺时期"唯一源泉论"的出台和"大众化"道路的选择,是特殊历史语境下文艺功能"合目的性"的典型行为,客观上促进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翻身想象"和大众化观念;但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想象来看,延安文艺时期的大众化选择,一方面为文艺的群众化、平民化获得了话语保障;另一方面,由于"革命的启蒙"话语力量的介入,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审美现代性追求难以为继。这一特殊时期对文学资源的选择和评估,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审美意识形态诉求与审美政治话语建构

毛泽东视文艺为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要素,将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相联系,使文艺与意识形态延伸出的政治运动挂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明确的文艺美学政治诉求,呈现为审美政治话语的建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五四以来的审美政治话语与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以及苏联的革命文艺话语整合在一起,多层次的审美构建与独特的中国经验相结合,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审美文艺观呈现出一种复调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东北解放区文论——基于《文学战线》的阐释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大批延安文化人秉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来到东北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文论建构与实践,使昨天的沦陷时期文论语境瞬间消解,以政治立论的一元理论格局形成,东北文论家自觉地将自身创作事业与政治合为一体,政治文化成为文论确证自身价值的关键性标尺。这种现象同样表现在东北解放区的文艺批评领域。但东北文论家在诠释《讲话》过程中,又表现出某种独立的人格和尊重文学自身规律的品味。

毛泽东的文艺观及其当代启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较为集中地阐述了毛泽东的文艺观。《讲话》以文艺应为群众服务和如何为群众服务这两个中心问题展开,其中涉及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普及与提高、斗争与团结之间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研读《讲话》,对于积极应对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下意义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达到鼎盛。这一理论的出现实现了文学批评从"作家中心"、"作品中心"到"读者中心"的转变。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为什么人和文艺怎样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念就体现了接受美学的思想。回顾这一文艺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深刻意蕴与当代价值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世界观与文艺创作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确定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现阶段,弘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努力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励、文化自强。

中国民族歌剧在“延安时期”的创作与传播

"民族歌剧"是中国歌剧的一个重要品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为了配合宣传工作的需要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延安时期"是民族歌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创作上演了大量优秀作品,确立了民族歌剧的基本形态,并以《白毛女》的诞生为标志达到我国歌剧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在歌剧的传播方面,紧密结合实际情况采用了现场演出、媒体评论报道、出版剧本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尽可能地扩大传播面,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这个时期民族歌剧的创作与传播所积累得宝贵经验对今天我国歌剧生产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讲话》中的“经”“权”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既包含着深刻的文学思想,又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郭沫若将之概括为"经"和"权"。只有同时从这两个方面对《讲话》加以理解,才能全面正确地把握其复杂内涵。

秦邦宪与延安文艺——纪念秦邦宪牺牲六十周年

秦邦宪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延安时期他统帅党的新闻、广播、出版大军为延安文艺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在主持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重视文艺宣传,调配著名文艺家负责副刊编辑,团结作家,培养新人,对延安文艺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积极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座谈会方向的实现做了大量工作。

延安文艺:文学史叙述中的不完整形象——以几部史著为例

大部分文学史对延安文艺的叙述都是限定在1937年7月到1949年这个时间段,其命名自然也大多被其它文学命名所替代(除了专门的延安文艺史之外)。习惯以文学思潮、代表作家、作品构建延安时期文艺的文学史书写,也多倾向呈现较多的文学史料,对延安时期与前后期文学关系联系的研究涉足较少。本文试以几部新旧文学史著为例,就延安文艺的文学史书写问题以及延安文艺政治色彩浓厚的问题进行分析与反思,试图寻找被文学史遗漏或者淡化的文艺书写。

论赵树理的文艺创作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离合

《讲话》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对文艺的论述,但赵树理并未读懂《讲话》的言外之意,因此赵树理的“为农民写作”的文艺创作与毛泽东《讲话》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创作精神存在着潜在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