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融入齐鲁工匠精神培育研究

培育齐鲁工匠精神是山东职业教育实现新质生产力劳动者要素升级的重要突破和创新。在职业教育中创新儒家文化培育齐鲁工匠精神,有助于探索职业教育立德树人新模式,有助于培养“爱岗敬业、崇尚品质、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甘于奉献、追求卓越”的工匠型人才,有助于山东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助于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新发展。将儒家文化有机融入齐鲁工匠精神培育中,需要创新儒家文化育人理论,在文献研究、调研分析、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创新性发展儒家文化,创造性转化儒家文化育人资源,探索“资源开发模块化、模块应用项目化、项目嵌入灵活化”育人资源开发新模式,构建“育人主体、培养方案、育人理念、资源呈现、考核评价”融合新路径。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 ,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 ,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 ,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

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论许地山的儒教观

许地山是20世纪初期较早从现代意义上对"儒"及儒教进行宏观审视的学者之一。依许地山,儒在源起上不应止于所谓的"殷民宗教者"而应推设到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原初的儒,本身具有进一步转化成教门的潜能,社会的光景、师儒之职、加之"《书》的理想"促使儒的名号自孔子之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而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神学化儒教的生成也有其自身的情势和客观的缘由;作为"伦教运动"的儒教比作为"神教运动"的儒教更合乎情理,故儒教在未来若欲成为一"新宗教",必定要有"社会灵魂",能切实抓住生活的根源,也还要在人群上寻求"更高的联络";现代儒家若能"谋诸宗教的沟通",用"宋儒的精神"以整理儒教的旧教义,就能使之成为一"高尚的宗教"。许地山的儒教观是其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儒学的现代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提示意义。

中国经学传统与中华文化精神——对华夏文明权威迷信与创新障碍的关系探析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从先行到落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三代农耕经济与宗法社会孕育了"尊祖崇圣"的价值取向,形成了"法古述圣"的学术传统;秦汉以降更进一步扭曲为"帝王兼圣"的权力崇拜,演化为"唯古是信"的经学传统与"唯上是从"的文化精神,其本质就是权威迷信。正是这种精神传统构成了华夏文明制度的、心理的、人格的创新障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长期停滞的重要根源。

另类“护教学”:贺麟新心学架构中的基督教

在贺麟的新心学理论体系中,基督教精神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在的思想质素。贺麟认为,由于儒家在宗教维度上的不足,因此,儒家思想需要借助于接纳基督教精神而予以发挥。关于基督教与科学、民主、物质文明建设以及民族主义等关系问题,贺麟从社会学的视野给予了正面的解答,表现出明显的亲基督倾向。但是,贺麟的“护教学”有其“另类性”,即它不具备教会性。也就是说,贺麟所护卫的不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而是表达人类终级关怀的基督教精神。

高校新儒商文化构建的角色定位与路径分析

新儒商是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经济管理人才的需求。本文以财经类高校作为切入点,探讨新儒商的内涵和特点,把握财经类高校新儒商精神培育的角色定位,系统分析构建校园新儒商文化的有效路径。

基督教精神如何进入贺麟心学之思

在留学美国期间,基督教精神不仅以感性的方式潜入贺麟的日常生活,而且以理性的方式渗入他的理智生活,这给他的"新心学"注入一股活的动力,为他的"新心学"构思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在他对"太极三义"、"心即理"的解说背后和对儒者气象的诠释背后,都隐含着基督教精神的影子。贺麟理解的基督教精神潜移默化地沁入到他的心学之思的内部,成为"新心学"的一个内在向度,这使"新心学"呈现出与其他现代新儒学相当不同的宗教哲学特征,使他在思考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话题时多了一个宗教化向度。

林语堂与中国文化的精神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放浪者及足以称为儒道哲学家的林语堂,可以说是20世纪文坛学界上的"独语者"。一方面,他对中国文化精神最深秘难传的生命哲学之融会贯通与内视省求,自始至终渗透着一种精细的灵性及内心的微声;另一方面,他出于自心的表达有着一如既往的现代启蒙震撼力及逼人回味的思感。特别是他的生命哲思、宗教意念及气质风致,着实秘蕴着一种无比明确的价值立场及更为深邃的精神信念。可以说,林语堂不仅探出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本色,而且还启开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形象自信。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然而学界却把这一面忽略了,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甚少被注意或强调,甚至出现视而不见、见而不审的症象。基于此,对其作出深入的探微显然是有其必要,希望所论对人们理解林语堂思想的高度有所助益。

宋代理学对宋代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

宋代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朝代,堪称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宋代科技高潮形成的原因很多,其中宋代理学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

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主体的发掘和发现

唐君毅是标举中国艺术精神的第一人,他着重阐释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层面,认为"游"的精神是西方艺术所缺乏的一种主体精神,进而以中西比较视野加以观照,指出其根源在"感通之德"。他虽未像徐复观一样使中国艺术精神之主体完全呈现,但却有着隐在的表达:虚灵明觉心乃中国艺术精神之主体。唐君毅对中国艺术精神主体的发掘和发现,与徐复观阐释的"中国艺术精神"是有着内在一致性的。这个话题的终极指向,并非艺术,而是精神。

容错性民主: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新途径

大多数现代新儒家未能全面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缺乏普适性,导致其过去近百年来选择了"内圣外王"的错误研究路径。在批判西方民主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容错性民主,将"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义务"视为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的多党竞选。以容错性民主为标准,通过挖掘儒家君子的道德内涵,便可初步实现传统儒学与民主之间的融通。具体地说,就新外王而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政治精英需要履行的义务;就新内圣而言,"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为是一种美德,符合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修正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路径:从"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转变为"开新返本、新外王新内圣",初步解决了困扰现代新儒家的世纪性难题"传统儒学现代转换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与深圳市、重庆市建立的"容错机制"相呼应。

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同古代儒家文化的相通性

尽管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有着不同的理论范畴和时代名义,但旧邦新造、其命维新本就是儒家思想内生自化、传承不息的精神义理。对此,文章提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同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相通性命题。其原因在于,二者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一以贯之的精神风貌,以及诚意诚一的精神追求。依此三个维度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六十年"同中华民族的"那五千年"对接起来,以期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挖掘出更具历史纵深意义的文明背景。

文化转型语境中的儒学——论儒学与新世纪民族精神的构建

本文在文化转型与全球化语境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与评价儒家在构建21世纪中国民族精神中的现实意义与价值作用,探寻儒学原典与新的人文精神的契合点,从而使传统儒学与现代文化的对话成为一种可能,进而指出,儒学因其深邃博大,在当今,不仅不缺现代意义,且可补西方文化与现代文化之偏。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马魂德体技用:继往开来的“辅新命”道路

冯友兰提出文化类型说之后,为了应对日寇入侵造成的亡国灭种危机,开始进行理论上的转向,这就是冯友兰文化观上的个体化、民族化转向。在这次转向过程中,冯友兰吸取"中体西用"和"西体西用"这两条救国道路先后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德体技用"的救国道路。此时冯友兰的思考重点在于"阐旧邦",即希望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保持民族的特性。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冯友兰又以马克思主义为魂改造自己的"德体技用"思想。这次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向使他明确了自己"阐旧邦"的根本目的就是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新命",这就是冯友兰继往开来的"辅新命"道路。

陶渊明“达道”之历史解读及辨议

对陶渊明所达之"道"的具体内涵问题的学术争论已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之久,诸家各有洞见。苏轼、罗大经、陈寅恪等从道家哲学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等视角解读陶渊明的"道";黄彻、真德秀则深入儒家元典来论证陶渊明的"道"为尧舜之道、儒家经术之道;葛立方的"第一达磨"之论虽惊世骇俗,然应者寥寥;谢薖、潘德舆、梁启超、朱光潜等人阐释陶公之"道"为儒、道、释之杂糅的观点。文章认为:明末高僧紫柏大师与清人钟秀都强调从"心性"入手、消除哲学与宗教各派别的畛域来解读陶渊明的"道"的方法尤为可取。以哲学史的视野审视,陶渊明是更伟大的玄学家,他的贡献是用生命践行了郭象"儒道会通"的独化论玄学,亦即用生命论证了郭象"儒道会通"理论的可操作性。在陶渊明身上,儒、道会通了,天、人合一了。陶渊明的时代及人脉,也决定了他难以回避佛教的影响。

新儒商精神培养的探索--以F财经大学为例

新儒商将儒家思想运用到商业经营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新儒商精神。当今中国社会进入了新常态,而严重的伦理道德危机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新儒商精神有助于塑造企业家精神、缓解商业道德危机、造就新儒商人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新儒商精神成为十分迫切的时代诉求,为此应当实施新儒商文化宣传教育、搭建新儒商通识教育平台、开展创业教育实践、编写特色教材、强化新儒商理论研究。

论新时代的儒商及其精神塑造

自先秦至今两千多年来,“儒”与“商”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儒商”成为“讲道德,有文化,懂经营,会管理的商人”的代称。以儒学的智慧与精神为体,以经商为用,是历代儒商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深入挖掘传统儒商的精髓并结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塑造“新儒商精神”非常必要。新儒商精神是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企业经营思想与精神,它包括:诚信精神、进取精神、群体精神、敬业精神与自律精神等。新儒商精神及其知识的应用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在新时代,只有挖掘并弘扬新儒商精神,促进新儒商精神深入人心,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良性发展。我校商学院以新儒商精神为指导,以“诚信、博学、敬业、创新”为理念,以培养新儒商人才为目标,举办新儒商卓越人才试点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香港新亚书院的成立对台港二地新儒学发展的影响

成立于1949年的香港新亚书院秉持从无而有的信念和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致力于为"花果飘零"的中华文化进行"灵根再植",逐渐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的港台新儒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新亚书院,港台新儒家这一学派就不可能成立。

新儒商精神培养的探索——以F财经大学为例

新儒商将儒家思想运用到商业经营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新儒商精神。当今中国社会进入了新常态,而严重的伦理道德危机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新儒商精神有助于塑造企业家精神,缓解商业道德危机,造就新儒商人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新儒商精神已成为十分迫切的时代诉求,为此应当实施新儒商文化宣传教育、搭建新儒商通识教育平台,开展创业教育实践,编写特色教材,强化新儒商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