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勇德思想探源——基于儒道释三家勇论的分析

作为一项传统美德,勇德是人之不惧且积极的生命力量,是一种向善与为善的道德科目,正是这种德性内涵才使其超越时空而备受古今中外推崇。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勇德思想,主要散见于儒道释三家的典籍之中,它们关于勇德内涵及弘扬之道的论述对当下国民道德人格培养与社会道德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从内涵上看,儒家强调“道义之勇”,赋予勇德以道德德性,将其限定在知与仁的道德阈限内,认为勇德只有发乎仁、合乎知、导于义、成于礼,才能祛其劣性、扬其德性;道家主张“无为无待之勇”,赋予勇德一种顺应自然、遵循本性的自然德性,呈现出向往自由、追求独立、不断超越的行为特征;释家呼吁“放下之勇”,赋予勇德以坚韧、静修、劝善的精神德性,提倡一种放下执念、清心静修、普度众生的出世精神。从弘扬上看,儒家遵循的是由内而外的发现逻辑,而道家与释家遵循的是由外而内的生成逻辑。

像而有灵:关羽图像演变

三国至五代时期的关羽图像存而不详;宋金元为其多元的滥觞期;明清则是文武并存的人、神、帝繁荣景象。图像是神存身之所,世人认为关羽图像能自我完善保护,有御敌、治病、除恶、帮助科举功名、举子、避水火灾祸、驱邪等功能;以广像、重饰等行为,示其虔诚。关羽图像是造神运动和世俗化过程交互缠绕的结果,经历了由人而神而圣再回复到人的过程,是儒、释、道三教和民间信仰相互排斥、吸收和交融的产物;神之灵否与像之优劣及信徒虔诚度成正比;关羽图像分文人画和世俗画,二者共同构成关羽画像的丰富繁荣;其流变是各种艺术交互影响的过程和结果。

孤竹文化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通过文献研读,从历史沿革、民族交融、地望疆域、代表人物等角度,系统梳理了孤竹古国的发展流变;以夷齐的相与让国、叩马而谏、首阳采薇等经典传奇为切入点,阐释了以夷齐精神为代表的孤竹文化精神内涵;透过孔孟、老庄等儒道代表人物及其后学对夷齐行为文化意义的评价,鲜明呈现了他们各自的核心思想,使夷齐行为承载了丰厚的文化意蕴;分析了夷齐行为与儒道文化的精神契合,揭示了孤竹文化对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深远影响。

儒家思想的生活特质

儒学是生活类型的学问,这主要表现在儒学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公共生活的重视和追求。因此,儒学并不是抽象空洞的,更不是远离或损害生活的,而是丰富、追求、提升生活的思想体系;因此,儒学展开的方向自然是生活。

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动源

就基本精神来看,儒家以"人生"为视角,主张正视世俗世界,强调主体的责任担当,表现为"刚健";道家以"场域"为视角,主张面对自然世界,反对人为的"勉强",表现为"任运";佛家以"人死"为视角,主张面对"彼岸世界",反对"执著"世俗世界,表现为"出世"。因此,儒、道、佛对于人生具有不同的意义:儒家主张"拿得起";道家主张"想得开";佛家主张"放得下"。在此意义下,儒家精神可比之为"粮食",道家精神可比之为"空气",佛家精神可比之为"药"。不过,三家均不能单独解决人生所有问题,而须互相协作,共同为国人提供基本的精神动源。

论晏殊的儒道冲突与圆融境界

对于晏殊《珠玉词》的评价,历来是肯定其艺术性而否定其思想性,即斥之为富贵闲愁、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而就其思想内容而论,晏殊诗词其风雅精神也并非完全缺席,其中"小园香径独徘徊"等言语极具张力,这种幽约的风雅表达,除了源于他的"知足"和"有容"思想之外,还源于其一生所奉行的"圆融"哲学。晏殊的"圆融"之中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则主要表现在儒道之间,于是他在行动上就常表现为跋前踬后,在艺术上则藏锋隐智惟说气象。

论周邦彦的道教情结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

周邦彦一生同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长期飘零州县,疲惫、困顿,渴望精神上的超脱。在溧水,受时代和风俗的影响,他开始崇奉道教。周邦彦对道教的精神追求主要体现在对长生不老和自在逍遥的向往两个方面;其审美取向在道教情结的影响之下,体现出尚"清"的意识,营造出清真高雅的美学世界;周邦彦还驰骋奇特想象、开拓新的境界,但他并非一味的沉浸于想象的世界,他的情感指向始终是现世的、冷静的、克制的,带有感伤的时代烙印。

民族精神家园:历史的回顾与当代重建

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民族成员的精神依托和心灵归宿。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过程,认为其始建于殷周,第一次重建于汉代,第二次重建于隋唐,第三次重建于宋明。当前要进行第四次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不能脱离传统儒释道文化这一历史根基,也不能脱离近百年来西方文化大规模传入后在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民众思想观念发生的影响。

“德性生命”与“道性生命”——以先秦儒道“贵生”思想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生命哲学"层面去考察儒、道思想,更能彰显出传统思想的巨大差别。文章通过对"贵生"思想的分析,揭示出儒道在"生命观"上根本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诉求,即儒家"贵生"以"仁义"为本,重"德性生命",追求"精神生命"的不朽;道家"贵生"以"自然"为本,重"道性生命",追求"自然生命"的超越。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思想中"德性生命"与"道性生命"的巨大分别,二者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鱼文化:史的浸濡、汇流与精神符号的张扬

鱼与文化结缘,始于人类宗教文化时代是无语可争的。原始的自然物图腾,奠定了人类宗教文化时代的各种"物象"的图腾并由此衍生了各种后世流行的图腾与膜拜。鱼文化自在其中。然国学中鱼文化的涓涓而流,绝非原始宗教文化的沿袭,乃是鱼被图腾后所形成的符号意义上的种种隐喻、比喻义、象征义以及由此凝固的各种复杂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情结。这些情结融于儒、融于道、融于释,形成了至今的高置庙堂,低弥民间的各种精神期盼的符号。

中国古典园林的精神建构

指出儒、道、佛思想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要素,通过详细论述儒、道、佛三家学说对中国古典园林创作的影响,进一步说明三者对中国古典园林审美观的形成和发展有较大推动作用,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精神建构。

书画艺术审美的精神本源

书画艺术审美的核心精神均同时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的浸染和引领,其审美的时代共性的本质,便是传统哲学美学思想的整合性折射,在审美意象、精神、意境的追求方面均有着高度的一律性。哲学美学思想是书画艺术审美的内在精神支点,从表面上看,书画表现的是汉字书写和山川风景的描绘,实际上表现的却是人的世界观和内在的品质修养。其艺术审美特点所呈现出的本质趋同性,无不体现着传统哲学美学思想引领下精神的物化再现。儒、道、释三者的相互影响渗透,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人文精神、民族性格和内在的心理特征。

中国人的精神生态之简析——儒心、道心与佛心

精神是人的重要存在形态,本质上是生态的存在。生态以有机关联、共生互动、辩证发展等为主要原则,是事物的普遍存在形式。精神生态是个人及其民族的本真存在,能典型地再现个人及其民族的特质。儒心、道心与佛心共同构成中国人的精神生态,三者作为生态因子的辩证互动,是"德"与"得"矛盾的展开、发展和解决。作为安身立命的精神基地、生存发展的动力系统,儒心—道心—佛心的精神生态为中国人的生存、中华民族的进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个体”思想的现代阐释——论儒家“君子”之道与庄子“至人”追求的正反合

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常受"否定个人"之斥。而事实上,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道两家对于个体"人"的人生路径与人生追求的思考十分深入且逻辑完善,具体呈现为儒家的"君子"之道与庄子的"至人"追求。"君子"之道与"至人"追求的路径对应相反:儒家的"君子"之道主张层层推进的道德自我完善道路,追求"三不朽";庄子的"至人"追求则提出层层剥落、步步退守的思维路径,追求"三无"。二者相反相成,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对方的弊端,弥补了对方的不足,从而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中关于个体"人"的和谐健全的思想路径。二者还共同呈现出"精神化"的特征与追求,对于我们当今形式下的国家与个人有很高程度的启发与引导价值。

论儒道侠对羌族诗人董湘琴诗歌创作的影响

儒道侠对近代四川羌族诗人董湘琴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积极入世、经世济民的思想在其诗中表现为远大政治抱负的抒写、对社会与民生的极大关注。道家思想、道教、古蜀仙道文化在巴蜀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道家安生保命、退让隐居思想在其诗中表现为遭遇挫折后的精神皈依。侠文化在巴蜀有着肥沃的土壤与清晰的发展脉络,在其诗中表现为豪侠形象的自我展示,并使其诗境阔大、雄浑、俊逸。

儒学的精神性之维及其内蕴

儒学的精神性不能简单等同于宗教性。按其实质,儒学的精神性之维以意义追求为其具体内涵。以人禽之辨为前提,儒学确认了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由此为意义的追求提供了价值论的前提;基于仁道原则,儒学肯定忠与恕的统一,以此避免意义的消解和意义的强加;以自我的提升为指向,儒学注重人的成长,以此区别于可能导向自我否定的"超越";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之境中,理想意识和使命意识在儒学中获得了内在的统一。相对于"超越"的宗教进路,儒学的意义追求更多地展现了基于"此岸"的现实性品格。然而,近代以来的某些发展趋向在从不同层面消解人的存在价值的同时,也使精神性之维的意义追求失去了前提和依托。以此为背景,便可注意到儒学的精神性之维在今天所具有的意义。

张三丰诗歌“灵性”说及其与明代“性灵”说之关系

张三丰诗歌"灵性"说以道家道教本体论哲学为指导,将诗歌的产生归之于诗人客观存在的心灵或灵性之流露,不同于传统儒学"诗言志"观从义理上对诗所做的阐释,通过对吕洞宾、韩湘子和苏轼、邵雍分别代表的道、儒诗人诗作的验证,圆通了自己的诗歌灵性说,并进一步设计了诗歌灵性流露的多种方法原则。不仅如此,他对于"灵性"的语汇称谓及其文学意趣诉求与审美追求,与中晚明"性灵"诗学存在着一定逻辑关系。因此,张三丰诗歌"灵性"说在我国诗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庄子》《易传》“言意之辨”与儒道精神追求

《庄子》和《易传》的“言意之辨”开中国哲学史上“言意之辨”的始端。《庄子》重视“意”的追寻,《易传》关注何以“尽意”。《庄子》《易传》的“言意之辨”,皆认识到语言达意功能的局限性,认识到“言意”在显现最高的本体时的价值定位、实现路径,以及以直觉、体验之实践性来达致最高本体的可行性。但二者的言说方式、具体内涵、目标旨归的差别,则凸显了儒道的学术立场、致思路向、精神风貌之异质。结合《庄子》《易传》“言意之辨”比观,可见二者对“言意之辨”做由认识论到境界论的转换,“意”的追寻即为对终极之“道”的体认,儒道不同的精神追求不仅以“言意之辨”为立基点,以“意”的追寻为终极旨归,且分别体现在二者具体的体道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