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法院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的自由裁量权——“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mpany v.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Government of Pakistan”案评述

通过评述英国上诉法院作出的"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 Holding Company v.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Government of Pakistan"判例,分析英国法院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的自由裁量权行使之条件,并提出该判例可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缔约国提供参考。

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西沙立场的演变及评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陷于内忧外患境地,法国及殖民机构图谋侵占西沙群岛,着手编织所谓安南(越南)“拥有”西沙的“历史依据”,但是法国外交部法律专家对这些“依据”的法律效力问题心存疑虑。恰在此时,法国政界要人呼吁从战略上认识西沙群岛,促使了法国政府加快西沙立场的转变,而印度支那总督对西沙局势的分析及立场,对法国最终决策的形成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法国外交部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最终确定与中国交涉西沙,不过一致认为如果“在法律手段施尽时”,那么法国依然在某种条件下“承认中国的主权”。法国西沙立场演变的主要推动力是谋求地缘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建立在漠视中国领土主权基础上,并对南海局势产生了恶劣的消极影响。

19世纪中叶法国公使对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态度之嬗变

1848至1866年间,因进藏活动屡屡受阻,巴黎外方西藏传教会多次求助法国驻华公使,后者的态度由之前的“竭力”支持、“鼎力”相助逐渐转变为后来的“尽力”劝退,甚至可以说是“抛弃”。法国公使们对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态度之嬗变,一方面源于当时清朝中央同西藏地方两级政府通力协作坚决抵制法国传教士进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形势下法国政府基于对华“合作”政策选择放弃其“保教”立场。清朝中央同西藏地方通力协作成功阻断西藏传教会进藏活动,既反映出当时西藏地方基于国家安全大局的深思熟虑,又反映出清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重视和体恤,同时彰显出中国中央政府一直以来严密的治藏方略及其不容西方擅入藏地、染指西藏的坚定外交立场。

清廷首批庚款留美生选派中外务部与学部之争

首批庚款留美生的选派于1909年开始,起初由外务部全权负责,后因朝局变动,学部不断积极介入选派活动,形成了由外务部与学部两部共管的局势。在商讨细则的过程中,保守势力与激进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导致选派细则难产。由于美国的干预,最终方案参考多方利益制定而成,外务部与学部的矛盾也不得不通过“平分名额”的方式加以制度化的妥协。首批庚款留美生选派中外务部与学部之争是清末新政中保守势力与激进势力斗争的缩影,反映出当时清政府中央部门间权限划分不清及利益团体利用制度漏洞徇私舞弊,为晚清之后的乱局埋下了隐患。

外交部发言人人际元话语的关系管理研究

本文以近两年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的发言为语料,探讨具有关系管理功能的外交部发言人人际元话语的类别和特点,并在关系管理模式下考察外交部发言人如何通过人际元话语来实现对面子、社会权利与义务、利益、交际目标和合法性的管理。研究发现:发言人增强语的使用频率高于自称语、介入标记语、态度标记语、模糊语等四类人际元话语;发言人的增强语、模糊语和态度标记语具有提升或挑战和谐关系的双重功能,而自称语与介入标记语则常同时使用来提升和谐关系。本文旨在拓展人际元话语研究,同时也为外交、外事相关工作提供语言素材。

继承与开新之间——清末民初外务(交)部的人事嬗替与结构变迁

晚清总理衙门、外务部与民国初年外交部在人事关系上一脉相承,但随时代变迁、制度因革,其官员来源与结构有着巨大差异。总理衙门从经历科举考试的六部官员中考试选任官员,他们多由"正途出身";外务部继承总理衙门的制度,然在1906年科举停废的背景之下,改变原有的考试之法,施行奏调。此后五年内,留学生、驻外人员、同文馆与译学馆学生、举贡考试合格者,通过奏调或考试、掣签的方式,进入外务部任职,后科举时代外务部官员结构逐渐多样化。辛亥革命之后经南北和议成立的民国政府,将外务部改组为外交部,人员多从外务部留任,但大量裁汰原总理衙门官员、举贡考试人员及留日学生,通晓外语、有驻外经验者构成外交部官员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一个成长、选任皆具相对独立特征的职官群体。

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运用

19世纪后半叶是国际法传人中国的一个重要时期。洋务派认识到国际法在中外交往中的重要性,开始主动接受国际法,力图按照国际法的规则来处理外交,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部分洋务派人士也认识到国际法只是“强者之法”。事实上,他们运用国际法的努力并不能改变中国受侵略的处境。

中共抗战史研究与日方资料的运用

通过回顾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日本方面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开始观察并分析中共的情况了。他们当时不仅加以研究,还留下了大批可供参考的重要史料。对此,我国学界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进行参考运用,但至今仍为数不多,尚有不少情报档案未被翻译出版。在此背景之下,今年即将编译上市的《日本外务省涉华档案》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遗憾,为相关研究工作提供较有价值的参考。

土地革命初期日本对南方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述略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及革命军队的动向引起日本政府的关注。日本外务省不仅训令驻中国各地领事馆积极开展相关情况的调查,还派出情报人员进行实地调查、搜集相关情报。与此同时,日本内务省、陆军省、参谋本部也积极行动,对南方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状况展开调查、研究。

合作中的分歧:马嘉理案交涉再研究

19世纪中后期中英之间围绕马嘉理案的谈判充满波折。威妥玛与英国外交部及英印政府、威妥玛与赫德、英国与其他列强、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意见纷争与歧异,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案件的交涉进程与最终走向。通过对这些表象的分析,可以帮助观察当时中外交往中一些隐微的层面。

中日复交前日本外务省的“台独”政策

旧金山媾和后,因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选择与台湾当局媾和,遂在法理上摒弃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20世纪50年代中叶至60年代中叶,日本外务省出于拓展市场和国内政治稳定及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在坚持旧金山条约体制的前提下,曾策划通过让台湾独立而达到和大陆恢复邦交的外交政策,然其终因国际政治过程并无实施的条件而未能得逞。

汉口法租界的建立与扩张——基于法国外交部档案的考察

1863年至1917年间,法国曾先后四次提出在汉口建立或扩张租界的要求。法国或是借助条约扩张鲸吞,或是擅自越界不断蚕食,图谋染指西侧京汉铁路的控制权,租界轮廓也随之不断变动。由于晚清政府的软弱与妥协,法方的野心曾先后三次不同程度得以实现,但第四次的扩张计划因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坚决抗争及一战的骤然爆发而以落空收场。本文通过对法国外交部所藏档案的整理与研究,还原汉口法租界建立与扩张史,再现了中法双方在不同时期的博弈过程,并探讨了中国政府、法租界、汉口民众和其他列强在历次事件中的表现。

赫德与中国近代邮政

中国近代,列强多次发动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上海等几十个地区为通商口岸。列强在这些地区侵犯中国主权,开设邮局,经营邮递业务。赫德为挽回中国主权,与列强进行了长期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使中国近代邮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作出一重要贡献,功不可没。

外交部女性口译译员的成功经验及启示

在我国外交部翻译群体中,女性译员承担了外交部大部分的口笔译任务,并且表现出较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口译教学在我国起步较晚,我国现行口译模式、课程设置均沿用西方模式,未形成自成体系的口译理论。外交部翻译室的口译培训具有独特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本土化的成功经验。从外交部女性口译译员的教育背景入手,研究其翻译思想,并发掘其对我国现阶段口译教学原则、模式、课程设置及评价机制的启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赫德与陈季同

赫德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隶属于总理衙门,是奕系统的人员;陈季同是李鸿章派出的留学生,属于李鸿系统的人员,双方存在矛盾,勾心斗角,互相监视,互不合作,对当时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诸多消极影响和干扰,正如赫德所说:因为厨子多了,煮坏了一锅汤。

再语境化下外交例行记者会中国特色文化词句英译研究

对于中国特色文化词句的翻译,译者除需了解特定的背景知识外,同时还应考虑词句使用时的语境信息,因此翻译过程的“再语境化”十分重要。以外交例行记者会上中国特色文化词句英译为研究对象,在“再语境化”理论指导下对官方翻译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增译、具体化和反译3种翻译方法,以期更好地传播中国之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双重透视结构下的政治隐喻分析——基于语料库与外交部发言的研究

本研究尝试采用认知与社会双重视角,实现费氏三维框架与概念整合模型的跨领域结合,并在政治话语的研究分析中,克服不同模型在关键部分的固有局限与定位模糊,从宏观到微观揭示政治隐喻的作用机制。外交部常用的政治隐喻类型包括"棋局隐喻"与"道路隐喻",以此宣传中国热爱和平,主张共同发展的良好形象,表达中国的政治诉求与期盼。

近代以来日本在海南岛的领事设置及领事活动

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规》,时属广东的"琼州口"(今属海南海口)成为第一批向日本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1873至1906年间琼州先后被日本驻香港、广东领事馆交替纳入管辖范围,1906年以后归后者管辖。1939年日本占领海南岛并设置海口总领事馆,海南岛开始脱离广东成为独立的领事管辖区域。作为近代以来日本在海南岛设置的"正式"领事机构,海口总领事馆参与了岛内侨民管理、情报收集、殖民统治等相关工作,但在欲独占海南岛的日本海军势力排挤下,其领事活动基本被限定在海口、琼山等北部区域,活动内容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尤其到占领后期,随着海军在岛内独占体制的形成,海口总领事馆基本上失去了其作为领事机构存在的实际意义,名副其实地成为了掩饰海军对海南岛领土野心的"形式机构"。

从储才馆的成立看清季外务部制度转型

"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钱穆一席话道出制度与人事的关系。清季外务部成立后,其各项制度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为新政时局所迫,但外务部职位多由旧人出任,当欲设立储才馆培养新式外交人才以替换这些旧人时,即出现极大的阻力与困难。制度虽确立了,而相应的人事运作却远远滞后于制度,这一问题在晚清新政外务部制度转型过程中尤为特出。本文欲藉储才馆成立的过程,见微知著,探求清季新政外务部制度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真相。

它山之石 可证为错——关于日方在钓鱼岛归属宣传中谬误的考证

本文针对日本外务省有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问题的宣传,着重用日方史料所述事实予以验证、批驳。全文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日方对钓鱼岛列岛所谓"最先发现"是否属实;第二,日方强调所谓"再三调查"是否真实地执行过;第三,日方所谓古贺辰四郎1884年登岛并申请开发是否属实。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日方的宣传不仅不能支撑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列岛主权问题上的主张,反而在关键问题上涉嫌造假、欲盖弥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