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粮食作物与储藏

粮食是国家生存的保障,贮藏粮食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十分重视粮食作物的生产,是著名的旱作农业区。燕国主要以种植旱地作物为主,粟、黍、菽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麦、麻等处于从属地位,而粮食作物的种植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燕人多用石制的杵、臼、磨盘、磨棒对谷物去皮脱壳,战国时期石磨极可能已经被使用。燕国的储粮方式多样,贮藏技术较高,主要通过障侯城堡、窖穴、仓廪进行大规模的贮藏,容器多用于临时贮存。“右廪”是燕国重要的储粮和管理机构,同时兼具制器功能。司徒极可能主管燕国农业,下设直接管理仓廪的官员。粮食作物的多样化和大规模的储粮成为燕国备荒、备战的重要手段。

敖汉旗水泉晚期青铜时代墓地发掘简报

水泉墓地位于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水泉自然村西。1995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系1993级文博大专班以田野考古实习为目的全员参与。此次发掘共清理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110座,出土陶、铜、石、骨、铁等各类遗物百余件,年代处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依照叠唇单双耳罐的形态及以葬俗等因素来看,水泉北区墓葬更像是来自北方长城沿线的人群与凌河流域人群融合后留下的遗存,水泉南区墓葬也体现出与凌河文化较为密切的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审美特征及现代应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革使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审美特征表现为独特和多样化的造型、繁复华丽的纹饰、先进精湛的制作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今,人们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应用,体现于造型的现代演绎、纹饰图案的现代转化、工艺技术的现代传承、精神功能的现代拓展和文化的现代启蒙与传承等方面。

匠师巧思——楚国漆器设计的文化语义探析

楚漆器器型和纹饰设计中都遵循了“制器尚象”原则,制器中大量使用“凤鸟”造型和纹饰,且漆器造型和纹饰设计写实与变形、抽象相结合,另有大量呈现楚人生活场景和巫术活动的漆彩绘独具特色。这些器物符号其实言说的是重巫、信祀和崇神的楚文化以及楚人的凤鸟崇拜等文化心理和精神信仰,器物史就是文化史,器物本身就是文化的凝结。

从钱刀到圜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铸币的标准化与多样性

先秦时期的生产工具——钱、刀,在失去实用工具功能之时,通过铭铸“匕”“化”“釿”“刀”等价值单位,标明所代表的交换价值——面值,完成了第一次标准化,成为了最早的金属铸币。然而作为铸币的钱、刀,很快减重或含铜量下降成为“虚价”大钱,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差异扩大,价值体系陷入危机。历经梁布、“比”布、三孔布、三晋两周圜钱、齐国“賹化”圜钱的探索,青铜铸币含铜量稳中有升,逐步以新的重量单位——寽、两、铢等,标明币值,探索重建新的价值体系。而秦国“半两”圜钱的设计,更返朴归真,直接以新的重量单位为铭。“重如其文”,体现了青铜铸币再次走向标准化的基本方向。先秦时期青铜铸币,通过铭铸货币单位,把交换价值与青铜金属体融为一体,经过了一个标准化走向多样化、再次转向标准化的演变历程。

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葬发掘简报

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结构分为两类,出土了大量器物。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为标准器,可将墓葬分为早、晚两期,其年代应处于战国早期,此墓葬为研究浙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过渡及战国时期墓葬葬期提供了新的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丝绸纹样的构成

为全面了解春秋战国时期丝绸纹样风格的形成及影响因素,以考古资料为依据,从纹样的总体文化内涵上,分析其人文背景、造型特征、组织形式及寓意.归纳出这一时期丝绸纹样的构成特点,为继承和创新现代丝绸纹样的设计提供借鉴.

中国侠起源问题的再考索

侠的起源是探讨侠的历史演变和侠文化、侠文学不可回避的问题。考察了前辈时彦在侠的起源问题上的诸种说法,并联系先秦社会历史文化实际和中国侠自身的人格精神及行为规范,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是中国古代侠的直接源头,其人格精神和行为规范中包含了中国古代侠的最原始的、最稳定的质素。刺客人格类型经历了由宗法性武士到非宗法性武士、由成为游民中的一部分到以行刺为手段依附于权贵的角色转换。在由刺客向侠的过渡中,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其服务于权贵的依附性大大减弱,由"失位"而进一步演变为民众的英雄,加之古代"任"的行为观念的滋养、诸子思想文化的人格哺育,形成了中国原始侠的人格精神和侠义观念,遂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初的侠。

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传承与当代战略选择

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关系国家安全、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战略性资源。粮食安全化与政治化是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鉴于此,重新发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的粮食安全思想,从粮食对国家安全、国家权力以及国家道义层次考察彼时粮食安全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生粟之国亡",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富国以粟",粮食是国家富强的保证;粮食关乎人心向背和国家道义。齐桓公为建立霸业实施了粮食外交与粮食战略,开创了现代粮食战争的先河。"不生粟之国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核心和根本,也是对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再发现的落脚点。基于此,当代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应立足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障国内粮食生产,积极开展粮食外交,实行粮食"走出去"战略,在全球化背景下确保实现国家粮食安全。这不仅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最重要的物质基石。

古希腊与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发展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社会政治环境、学术渊源、思维方式、科学方法论等方面，对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战国两个世界科技发展高峰，作了对比分析；并阐述了它们对后世科技发展的影响．

新疆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人骨研究

本文通过对新疆且末县托乎拉克勒克乡加瓦艾日克村29座墓地出土的人骨标本进行了观察和分析。共鉴定出150例个体,其中男性73例、女性50例、性别不明者27例。男性、女性平均死亡年龄分别为36.3岁和35.6岁。形态学的分析指出且末人群更多地具有欧洲人种的特点,如鼻根凹陷深、鼻骨明显突起及犬齿窝深等。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且末人群与新疆古代人群焉布拉克C组、察吾呼四号组、多岗等人群较为接近。文章还根据线粒体DNA的分析结果讨论了且末古代人群的种族属性,古DNA的分析揭示出且末人群存在欧亚大陆东、西部人群的基因交流,并进一步指出其西部类型的成分来源极有可能来自西伯利亚,其东部成分可能来自西伯利亚或中国甘肃,只是东西方人群的基因融合规模小而且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并未在颅面部形态特征上有大规模明显的改变。此外,本文从考古学文化、体质人类学研究以及古DNA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新疆地区古代人群的种族成分来源。本文还对且末人群的身高进行了推算,对一例变形颅骨以及骨骼上的创伤作了简要描述。

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阖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春秋战国文化传播与编辑出版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的迅速转变,促进了文化传播。其时,口传文化主要有游说诸侯和聚徒讲学两种形式;书面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著书立说。战国时著述之多,不仅促进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同时也保留大量古代典籍,扩大传播的覆盖面,延长传播的时效性,其传播学意义显而易见。春秋战国文化传播,开创书籍编纂体例,积累书籍编纂经验,总结图书传播理论,为我国编辑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铜铁器的分析及其年代

为研究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铜铁器的制作技术及其年代,本文对第3次发掘出土的17件铜器和3件铁器进行了成分分析,部分器物进行了显微组织观察。结果表明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的合金元素有铜、锡、铅、锑、砷等多种成分,当时已有较多的合金配比知识,加工方式多样化,处于较为成熟的青铜时代。2件铁器出土于第6层,1件铁器出土于第5层,出土于第6层的1件铁器进行了金相观察,为人工冶炼的块炼铁,是铁器时代的产物。剑川海门口出土的铜器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出土的铜器也有密切的联系,结合碳十四数据,本文初步推断剑川海门口第3次发掘出土铜铁器的年代应处于春秋到战国时期。

试析春秋战国时期的海洋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有着丰富的海洋文化。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和开发,具备一定的海洋航行能力,体现为博大浩瀚的包容精神,产生了一定的海神信仰,体现出特定的文化符号标志性,以及出现早期的海洋旅游现象,这些都是春秋战国时期海洋文化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海洋文化对沿海民族的经济基础、民族气质具有一定的影响,呈现出活泼性、兼容性、通融性、科学性等特征,对后来的文化也有影响。但是它也体现出原始性、非主导性的特征。

从民族融合看春秋战国中原地区收继婚俗的兴衰

春秋时期,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其婚姻礼俗对华夏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加剧了收继婚俗的盛行;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进行使华夏族的婚姻家庭伦理观念重新高扬,从而促进了收继婚俗消亡。

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解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段,作为社会结构之重要组成的家族组织也有相应的演变。从商到春秋前期,个人淹没在家族中,个体意识无从提起。春秋中后期,家族内血缘亲族整体性开始出现裂隙,人们的家族意识逐渐淡化。战国时期,宗法制大家族进一步瓦解,家臣与家主之间由以前的忠贞关系演变成了契约关系,私人印章和个人墓地的出现反映人们对家族的漠视。社会中下层四处流动,力图摆脱家族的束缚,寻求自由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家族意识的渐趋淡漠,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深层变迁,这种变迁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

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一直被看作是“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其实是中国社会发生了转型。这一社会转型是中国从封建分权的王国时代进人了专制集权的帝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流动述略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争霸和兼并战争等原因,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在这迁移的人流中不乏各类人才。人才流动是实现人才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环节,它为各种人才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是人才个体成长的重要环境。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流动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是我国古代第一次人才大流动。

试论东周王城的营建

东周王城是东周王朝的国都。对于其地望及始建年代,虽曾经颇多争议,但20世纪50年代在涧河两岸发现的东周城址,从考古发现情况整合文献资料,两者可以相互印证,故学界一般认为其即文献记载的王城。从考古发现来看,东周王城在春秋和战国这两个阶段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营建,春秋时期建有宫城及其内的宫殿,还有规划有序的春秋王陵区及其他文化遗存。战国时期始建郭城,宫城则一分为二,西为宫城,东为仓城。在郭城南瞿家屯一带发现有战国晚期的成组夯土建筑群基址;在郭城北部发现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包括西周君陵区在内的大量墓葬。东周王城的营建过程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