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真伪考

对于《春秋繁露》五行诸篇是否为董仲舒所著,台湾和海外学者早有怀疑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大陆学者至今没有关注这个问题。《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后七篇有大量文字和《汉书.五行志》、《说苑》相似,并且只用《尚书》而非《春秋》说灾异,说明这七篇不是董仲舒而是刘向的作品。另外两篇则为董仲舒的作品。

董仲舒《春秋》辞法十举

没有董仲舒,后人则很难读懂《春秋》辞。传世文献《春秋繁露》对《春秋》属辞比事的概括主要集中在前六篇。这六篇在《春秋繁露》八十二篇中,编排靠前,写作风格与后半部有别,应该是董子亲撰,是研究董子《春秋》辞法的第一手资料和文献基础。董子《春秋》学盖存辞法二十二种,文章列举其中的常辞、移其辞、况辞、去明著未明、婉辞、微辞、温辞、恶战伐、辞指关系、尤贵尤贱之辞,凡十例。

论《楚庄王第一》在《春秋繁露》中的地位及作用

《春秋繁露》是汉代杰出思想家董仲舒的重要著作,《楚庄王第一》是现存《春秋繁露》一书的首篇。该篇在《春秋繁露》中具有重要地位及作用,包含了董仲舒解读《春秋》的理论依据、基本思路与基本方法,是进入董氏春秋之学的必入门径。在这一篇章中,董仲舒从解读《春秋》的有关记史方式、规则与策略入手,阐述了"《春秋》大义"的内涵,发掘了隐含在《春秋》记史中的儒家的历史价值观和政治哲学思想,为整个《春秋繁露》确定了基本的思想脉络。《楚庄王第一》可以视为《春秋繁露》的一个总纲。

从“论心”到“显己”——由《春秋繁露》看汉儒对身体政治性之发现

先秦儒家之身体观体现为由个体修养向道德政治的进展,汉儒则须以现实存在的专制政体作为思考身体的前提。以《春秋繁露》为例,董仲舒从三个方面构建其身体观:与天命相关的圣王身体观、以气化和谐为宗旨的中和养生观以及以度爵而制服为原则的服制观,这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汉儒在专制政体下对身体政治性维度之发现,并由此构成儒家思想中一种相当重要的传统,即关于身体的政治想象。

春秋笔法的框架语义观

"春秋五例"表达了框架语义思想,与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和Langacker的认知语法有相通之处,它隐含了"一字褒贬"的丰富内涵,解释了框架解读的主观性,加深了对《文心雕龙》隐秀观的理解。

董仲舒《春秋》书法论的诠释学意蕴

董仲舒对《春秋》书法的探讨是其《春秋》学建构的基础。与公羊学史上历代学者重点关注《春秋》条例不同,董仲舒对《春秋》书法的阐释以对其修辞特性和意图的阐发为主。《春秋繁露》通过《春秋》之隐微修辞进行考察,明确了这一写作形式对传达《春秋》义理的关键作用。董仲舒又提出“《春秋》无达辞”的著名论断,以凸显政治哲学中的常变、经权之义。对《春秋》诡辞避讳的书法特征的考察则意在揭示其“不遗善”的苦心。董仲舒通过其《春秋》书法论展示了公羊家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诠释风格和理论特色。

《春秋左传读》名字解诂考论

有清一代至民国时期,学者们对古人的名字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章太炎《春秋左传读》也有六十多则名字解诂材料,但鲜少被学界关注及称引。从考证条目看,《春秋左传读》一方面继承王引之的《春秋名字解诂》,补充解释存疑条目,并对其说加以认同或修订。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考证条目,主要是双音节名和同一人物在不同文本或典籍中的称谓名。在考证古人名字的同时,章太炎也借助名字的意义关系,去探讨文献词义、字词通假、异文形成等语言现象。作为章太炎早期的一部著作,《春秋左传读》中的名字考证条目受到乾嘉考据较多的影响,采用了证通假和同类相证等手段与方法,考证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

试论春秋笔法及其历史书写中的客观性

传统的观点认为春秋笔法是孔子设立褒贬的标准,是一种历史书写主观意识的体现。然而《春秋》的书写中本就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反映客观历史的,即曾经发生过的史事;二是反映主观意识的,即书写者的主观判断。历史文本是主体(书写者)与所记录客观对象(史事)结合的产物,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春秋》对史事的记录是经过判断的结果。而史官(孔子)的判断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史实的认定,即客观史事首先要经过史官主观的分析与决断,是书写者所认定的客观真实,但其认定的事实受礼法传统的影响,要理解他们对客观真实的认识不应超越那个时代的意义体系;二是史官的书写规则,即把经过分析认定的事实用合适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也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客体化为春秋笔法,是那个时代历史观念的一种客观体现,在史官传统及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中不断得以固化和加强,是历史真实赖以存在的条件。在《春秋》的书写中,史官并非不注重历史记录的客观真实性,但他们试图通过凸显自身主体性的方式更好地展示心中的历史之真。这种主观意识来源并受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传统,其背后体现了时代的客观合理性。所以,春秋笔法是一种书写客观历史之真的特殊总结。

《吕氏春秋》的思想结构及其帝王之道——重写先秦思想史系列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撰的一部探讨帝王之道的集大成著作。它把“道生万物”的道家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融合在一起,将自然、社会、天国、人间的万物编织成一个同源同构、同类互感的整饬系统,提出物从其类、以人法天、祸福人召、必己慎人的主张,进而提出统一六国的帝王理想以及因势利导、尚德爱民、利群贵公的大政方针,孝亲俭葬、导欲上农、高义贵信、赏罚必当、以义为战的具体政策,和君术贵因、臣道贵为的君臣分职之术。它还基于取天下先取身的思路,对人性的本质及清心寡欲、尊师劝学、保生全性的修养之道作了进一步探讨。《吕氏春秋》杂取百家精义,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从爱民利民、尚贤贵公、外王内圣的角度建构了“执一”“不二”的帝王之道,包罗万象,见识不凡,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参考意义。

“春秋笔法”与《公羊传》词义研究

《公羊传》针对"春秋笔法"的一字褒贬,阐释了《春秋》的"微言大义"。据此,针对《公羊传》的词义研究以"春秋笔法"为研究切入点,分别从措辞、书例、语序等角度展开,探讨《春秋》大义。

由“义见微旨”注再论陆淳《春秋微旨》的撰作时间

多种证据表明《春秋微旨》不属于陆淳纂会啖助、赵匡之作而成的著作系列,但它还采用类似《春秋集传》的解经形式,以及对啖、赵经说有着一定程度的依赖,可断定其撰作于大历十年后至陆淳更为独立地撰著《春秋集注》之前。若将《春秋集传纂例》卷七《执放例第二十七》中的“义见微旨”注,理解为陆淳所加的参见其著作《微旨》的说明,则不仅难以圆满解释他何以加之,而且行文多有逻辑不洽之处。此注或出自后世整理、校刻者,或原本为正文,在流传过程中被理解、抄印为注文。它最可能是在陆淳去世后吕温、柳宗元等完善其著作时被加入,其次则是北宋庆历八年朱临刊刻《纂例》之时。

董仲舒问答法解《春秋》探析

继孔子之后,西汉董仲舒在下帷讲学期间完美阐释了启发式教学法。孔子在书写《春秋》之时有避讳与畏惧、褒贬与善恶、合道与非礼、常变与亲疏等现实处境与情感向背因素,使得《春秋》的书法与辞法有常变之别、事实与描述有抵牾之处。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问答体解经即以这些问题为切入点而设问,而以史实、《春秋》辞法、《春秋》大义作答,通过对一件事的分析而上升到对一类事的总结,最后完成对《春秋》义理的阐发。而揭示《春秋》义理,才是董仲舒问答体解经的最终目的。董仲舒的问答式教学法对于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深入挖掘与理解文字背后的圣人之言与《春秋》之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錢穆《春秋》學論述及其所涉秦漢經學史

晚清民國時期僞經説蔚爲風潮,其中重大影響之一,在於康有爲、皮錫瑞今文經學史觀成爲後人省察秦漢學術之基線,當中存在著對經學、孔子學術、漢代學術的各項判定。然而他們的主張不僅爲古文學者如章太炎、劉師培所質疑,錢賓四先生亦就其經學史主張,提出切實的學術史觀與論述架構。五經中,《春秋》出於孔子之手,既史且經,性質特殊,尤其《春秋》在漢代被推崇,復爲今古文經學之爭的爭議核心,是以秦漢之際《春秋》學流變如何,實爲架構秦漢經學史的關鍵論題。錢先生《春秋》學論述有其特點,尤值得關注的是,其中含括錢先生對秦漢經學發展的特殊見解,是以本文先説明錢先生《春秋》學觀的基本立場,其次論述錢先生講論,作爲先秦王官學與諸子學交界的孔子《春秋》學,以及講論作爲古學、今學之論的漢代《春秋》學等三部分,説明錢先生《春秋》學説及其所涉經學史論述中,不同於今、古文經學者的辨真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