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理论构造:安全与发展

全面发展数字经济的既定重大方针,已触发中国式数字经济刑法的萌芽与生长,也开启了传统经济刑法的数字转型。围绕传统经济刑法客体的讨论、分歧与共识,既凸显客体及内容的重要地位,也显示出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尽管可以吸取上述讨论中的“先见”,但更应扎根数字经济,经由数字经济刑法的前提设定新的犯罪客体及其内容。现阶段,侧重围绕数据犯罪的客体论争虽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却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数字经济刑法客体的特定性、整体性与周全性。全面兼顾安全与发展是数字经济的终极追求与价值根基,也应当是数字经济刑法的基本理念与一般规律。围绕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结合数字经济刑法的内外生态,可将安全与发展的保护内容予以具体化、类型化。

数据产权刑法保护模式的构建

数据产权是一种具有财产权属性的新型权利,该权利与虚拟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具有明显差异。数据产权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法益范畴,其应归属于市场经济秩序法益之中。现行刑法有关财产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和数据犯罪的规定均无法实现对数据产权的全面保护。刑法对数据产权的保护应以促进数据流通为主要目标,且应当覆盖数据处理的各流程阶段。对侵犯数据产权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应对“未经同意”获取数据行为审慎入罪。应增设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罪,对“情节严重的”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行为予以刑法规制。

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制度研究

侦查期限是侦查行为可以持续的最长时间,是侦查机关自立案至侦查终结的时间限度。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对于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羁押期限无法起到侦查期限的作用,应当增加侦查期限制度规定。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不仅适用于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也适用于未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仅适用于“因人立案”,而不适用于“因事立案”,对于“因事立案”的,应根据追诉时效来限制侦查权。对于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期限应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强化侦查期限制度刚性,确立撤案并非错案理念。

新形势下串通投标犯罪数据化侦查实践路径

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的日益普及给串通投标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如何不断提升串通投标犯罪的数据化侦查能力和水平,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犯罪侦查理论与实务部门广泛关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新形势下我国串通投标犯罪产生的原因、手段及危害,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如何综合利用各种数据导侦工具、采用企业基因测序、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和技术研判风险企业、分析违法资金流向等问题,深入挖掘显性和隐性犯罪网络,锁定重点人物,构建完整的证据体系,实现对串通投标犯罪的全链条式打击。

从实践到理论:单位犯罪制度的发展历程与未来展望

改革开放催生了单位犯罪的现象和相关刑法理论。45年来,有关单位犯罪的立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虽然起步较晚,但步伐很快,且至今仍无停歇的迹象。与之相对应,单位犯罪的理论研究也经历了理论启蒙、立法注释和本体建构三个阶段,积累了丰富成果。回溯45年来有关单位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不难发现,立法与司法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司法对单位犯罪的认定始终秉持一种谨慎的立场。在对单位犯罪的理论研究中,归责基础的本体建构仍是薄弱环节,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问题也亟须理论破解。展望未来单位犯罪制度的发展方向,理论研究应当立足于本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深入研究单位犯罪的基础性问题,尤其是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基础、刑事政策转型,以理论创新回应单位犯罪的实践问题,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位犯罪制度提供支撑。

走私毒品罪的扩张适用与理性回归

随着全球毒品情势的变化,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在立法及司法上都呈现出扩张适用的现象与趋势,虽然《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纠正了走私毒品罪中药毒不分的问题,但并未突破走私毒品罪“跨境即构罪”的机械认定标准,实践中仍存在将吸毒行为的准备行为、吸毒行为的衍生行为认定为走私毒品罪等问题,引发了类推解释、客观归罪等诸多悖论。究其原因,既源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下,对国内外市场逐渐融合的客观事实、毒源差异淡化的现实情况及毒品认识鸿沟日益加深等毒情变化的忽略;也来自于罪名理解上将不同语境中的走私内涵相混淆,即将行政法语境、走私犯罪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中的“走私”概念相混同;还源自毒品走私目的认定难等现实困境。实际上,刑法对于毒品管控的目的不在于消灭,而在于防范毒品流入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因此,回归到刑法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之下,从犯罪概念的三性统一、毒品犯罪客体的融贯性、选择性罪名的同质性及流通经济学的要求上出发,不难发现,走私毒品实际上是毒品交易链条从生产(供应)端到消费(使用)端的流通环节,其实质作用在于消除地域鸿沟、拓宽或制造毒品交易市场、提高毒品交易效率,需以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其构罪与否的实质判断标准,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发生跨境的客观位移为认定依据。由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应以行为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依据,在立法或司法上对走私毒品罪处罚范围予以理性限缩,即对于主观上不具有希望或放任毒品外溢目的、客观上不具有毒品外溢风险的行为,不宜以走私毒品罪认定。

市场经济秩序: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

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问题,是经济刑法体系建构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需要结合经济刑法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无论是经济自由还是经济利益的法益定位,实际上都反映了以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法益一元论立场。在现代社会,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法益一元论已经式微。经济刑法保护的是集体法益,其内容并非单纯的经济自由或者经济利益,而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利益并不对立,而是相互统一与彼此支持的。或者说,市场经济秩序是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实现自由和利益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因此,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经济自由和经济利益的保护。作为集体法益的市场经济秩序,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抽象性,但其同样具有可损性,可以被具体地损害,因而能够成为经济刑法适格的保护法益。为了实现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法益保护,立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关注的是犯罪过程要素,危险犯、累积犯等行为主义的设罪模式具有正当性。不过,为了防止可罚界限过度向前挪移,需要明确通过刑法对集体法益进行保护的从属性,适当限制危险犯、累积犯的处罚范围。在司法实践中,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可以发挥穿透式实质认定的作用。在行为没有侵害市场经济秩序时,应发挥法益的出罪功能。

企业刑事合规的法经济学分析

刑事合规作为企业犯罪治理的一项重要手段,已成为当下学界研究的重点。法经济学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为分析企业刑事合规相关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依据法经济学相关理论,刑事合规是企业犯罪治理从非合作博弈模式到合作博弈模式转向的必要媒介。合作博弈模式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运用及模型构建,对影响企业进行事前刑事合规、事后刑事合规以及刑事合规最佳点的各类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提出国家与企业双向互动的企业刑事合规优化路径。

经济犯罪的主流犯罪倾向及其司法应对

经济犯罪已呈现主流犯罪倾向,其司法适用需要在防范经济风险、促进经济发展、保护企业家等方面寻求平衡。剖析经济犯罪司法适用中的新特点,并以此为基础,从理念与措施两个层面寻求司法应对策略,极为迫切。若干经济犯罪自然犯趋向显现、刑民交叉案件激增、受政策影响明显等是当前经济犯罪司法适用中的新特点。谦抑有度、破“三唯”与突显社会效果是司法应对经济犯罪应坚持的理念;公众认同、过程管控、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司法应对经济犯罪的常规措施,法益恢复、以刑制罪、企业托管是司法应对经济犯罪的新创措施。

违法资金分析师队伍建设探讨

在“信息化建设、数据化实战”经济犯罪侦查理念和模式转变过程中,建设专业化的违法资金分析师队伍,以切实提升违法资金分析和查控能力,是一项尤为重要的任务。建设违法资金分析师队伍是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优化经济犯罪侦查与治理模式、补齐违法资金分析人才短板的客观需要。当前建立违法资金分析师队伍已经具备了深化公安工作改革的制度保障、较为成熟的公安教育训练体系和经侦资金查控技术支撑等一系列较为理想的条件。要加快推动违法资金分析师获得国家职业认可,促成其入列警务技术职务序列,合理设置违法资金分析师的等级和能力要求,并适时推动这一职业的社会化综合应用。

经济犯罪侦查中犯罪财富调查模式的提倡与应用

在网络犯罪层出不穷的AI时代,传统的“反应式”经济犯罪侦查模式略显乏力,经济犯罪侦查的侧重点亟须由“下游应对”向“上游预防”延伸。作为新型大数据侦查措施,犯罪财富调查兼具深挖线索、收集证据、打击犯罪、追赃挽损等机能,可以更加科学精准地预测与打击经济犯罪,弥补当前经济犯罪侦查模式的不足,有利于经济犯罪追逃追赃工作的开展,及时保护公民个人合法财产。构建犯罪财富调查的司法适用体系,应当秉持合法、比例、前置原则,明确犯罪财富调查的适用范围,规范运行机制,完善程序性制裁措施。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经济犯罪发展趋势及侦防对策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经济犯罪具有虚拟化、组织化、涉众性等新特点,呈现出虚实结合、产业链化、跨境、资金流转快、影响危害大等发展趋势。公安机关应推动网络经济犯罪侦防理念由“侦查优先”向“预防优先”、由“以人为主”向“信息数据导侦”、由“就案办案”向“源头治理”转变,更新公安机关信息数据系统,加强数据模型建设应用,强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深入推进相关法制建设,持续提高网络经济犯罪侦防水平。

论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的精准辩护

对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做精准辩护意义重大。精准辩护的原则包括利益最大化原则、专业化原则、手段多元化原则及多策略并用原则。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精准辩护的路径由案件事实确定、依据(政策、法律、立法/司法解释、类案、学术观点)确定、相关领域专家参与、最终辩护方向确定、与办案人员沟通、法庭辩护等阶段组成。在重大疑难经济犯罪案件辩护过程中,还需要从理念与措施两个层面进行尝试性探索,以此提升精准辩护的深度与广度。

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征信合规治理路径——基于法经济学分析

引入征信合规治理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能够有效阻却刑事责任归咎、预防企业刑事犯罪风险。法经济学视阈下,治理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司法机关应当引导罚金刑转向征信合规建设上,实现合规正向激励。企业应当建构征信合规制度,破除信息交换过程中的“囚徒困境”,同时区分一般信息和征信信息的合规有效性程度及成本边界,达到预期合规成本与收益的边际效益均衡。建构企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征信合规制度要基于成本效益均衡理念、秉持类型化建构以及明确合规刑事责任的减免。

运用区块链技术提升打击经济犯罪质效研究

在概述经济犯罪新特点和侦查困境基础上,分析区块链技术在提升打击经济犯罪质效方面的潜力。通过对区块链技术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具体应用及重点领域的详细阐释,揭示其在数据追踪、证据保全及信息安全等方面的独特优势。然而,该技术的应用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技术成熟度与普及度、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等问题。针对这些挑战,提出构建基于区块链的数据共享与协作体系、完善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法律框架等一系列创新应对策略,以更有效地打击经济犯罪,保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安全。

自由贸易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难点与对策

我国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规模逐年增长,管理也日趋完善,但是,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犯罪活动阻碍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由贸易区经济犯罪活动具有企业空壳率高、网络化程度高、区域性特点明显、涉案金额和人员流动性大、涉税违法行为多等特点。公安机关开展经济犯罪侦查活动时面临涉案主体复杂、犯罪手段专业、区域内外认定执行标准不同、人员查捕困难、各部门合力较弱等问题。为有效打击自由贸易区经济犯罪行为,研究并实施增加侦查力量、提升取证能力、精准厘定不法行为、加大追踪罪犯力度,警税部门优势互补等对策,以期提高自由贸易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效率,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新型经济犯罪中涉案虚拟财产管理模式的重塑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新型经济犯罪中越来越多的涉案财产以虚拟形式生成与储存。然而,我国目前对于虚拟财产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处于空白状态,司法实践做法不一。新型经济犯罪中的虚拟财产具有去中心化、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管理难度较大,现有的管理模式导致涉案虚拟财产保管手段的特殊性被忽略,从收集到执行的技术性被割裂,对犯罪事实的证明性被限制,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性被阻断。为应对这一挑战,有必要搭建统一管理的专业性机构,把控管理流程的手段与风险,创新价值性证明的评估方式,保护涉案公民的数字性权益。在此基础上采取一站式管理模式,并对一站式管理模式的理念、权责、对象和数字化管理方式进行了明确,助推涉案财产处置工作现代化。

数据化侦查思维在网络经济犯罪侦防中的应用

随着5G通讯时代的到来,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迅猛,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经济犯罪也较之前愈发突出,发案数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犯罪手段和方式趋向于多样化、智能化,给广大群众带来危害的同时,也给经侦工作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在此背景下,运用数据化侦查思维侦查网络经济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已经逐步认识到数据化侦查在互联网领域的经济犯罪侦查中发挥了巨大优势。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整理应用,做到对经济犯罪的实时预警监测、对违法犯罪线索的深度收集研判,变被动受理受案为超前主动侦查。在破获大批经济犯罪案件的同时也整理形成了多种高效的数据分析模型和侦查技战法,真正实现了情报精准导侦,打击防范一体的数据化经侦机制。

刷单炒信行为的可罚性界定与罪名选择

刷单炒信行为损害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然而学界关于刷单炒信行为是否具有刑事可罚性还有争论,在实践中,刷单炒信在罪名选择上存在困境。应当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只有在“质”和“量”都满足刑事可罚条件的刷单炒信行为才具有刑事可罚性。在罪名选择上,不宜以“口袋罪”定罪量刑,应对刷单炒信行为做类型化处理,确立以侵害法益为主、手段行为为辅的定性原则,先根据侵害的主要法益认定为经济犯罪,对于不能评价为经济犯罪的刷单炒信行为根据手段行为认定为网络犯罪,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非理性信任成因研究

基于信号理论、归因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信号发送者—信号—信号环境—信号接收者—信号反馈”模型框架,深入研究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非理性信任形成过程中不同因素的作用机制。借助IBM-SPSS 26.0和AMOS 24.0统计软件,通过多元统计回归方法对294名被害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涉案公司信号和人员信号能显著地正向预测被害人非理性信任;被害人交换动机通过其认同动机影响非理性信任;被害人认知归因方式对涉案信号与被害人信任的关系有负向调节效应;被害人部分个体特质“画像”对涉案信号与被害人信任动机的关系有调节效应;媒介信任对涉案信号和非理性信任的关系有正向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