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的临床带教策略

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是心血管外科的危急重症,病情凶险,进展快速,临床表现和主动脉夹层撕裂的范围及程度相关,因而误诊率较高。此类患者一经确诊,尽早进行外科手术是成功救治的唯一途径。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是一家三级甲等教学医院,每年收治急诊及外院转诊的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约100例。对于首诊医师而言,如何进行快速正确的诊断、鉴别诊断、并完善术前相关准备,需要在熟练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临床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文章针对外科规范化培训的医师、住院医师及进修医师,就近年来在心血管外科临床带教的教学体会,从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的正确诊断(症状和体征、人群分布特点、时间生物模式及辅助检查几个方面)、鉴别诊断及术前准备等方面进行总结,提高初学者对该病的临床辨别能力、初步救治能力及转诊能力,进而提高临床医师对此类患者的整体救治能力,尽可能减少漏诊和误诊。

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发生谵妄的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ATAD)患者术后发生谵妄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3年12月该院收治的176例ATAD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接受孙氏手术治疗,统计术后1周内谵妄发生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术后谵妄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176例ATAD患者中,术后1周内发生谵妄39例(22.16%),记为发生组,未发生谵妄137例(77.84%),记为未发生组;发生组有饮酒史、术中低血压、术中高血糖、术后血细胞比容(Hct)<30%、术后静脉镇痛及术后发生感染、心肌梗死、脑梗死者占比均高于未发生组,术后氧合指数低于未发生组,深低温停循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均长于未发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饮酒史、术中低血压、术中高血糖、深低温停循环时间过长、体外循环时间过长、术后氧合指数低、术后Hct<30%、术后静脉镇痛及术后发生感染、低体温、心肌梗死、脑梗死均是ATAD患者术后发生谵妄的独立危险因素(OR>1,P<0.05)。结论:ATAD患者术后谵妄发生率较高。有饮酒史、术中低血压、术中高血糖、深低温停循环时间过长、体外循环时间过长、术后氧合指数低、术后Hct<30%、术后静脉镇痛及术后发生感染、低体温、心肌梗死、脑梗死均是ATAD患者术后发生谵妄的独立危险因素。

血液灌流治疗对于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短期脏器功能改善效果

目的探讨血液灌流治疗对于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TAAD)短期预后的改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3年6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收治的100例TAAD患者临床资料,根据体外循环中是否使用血液灌流器分为灌流组与对照组,每组各50例。两组均行外科手术治疗,对照组采取深低温停循环体外循环策略,灌流组在此基础上于体外循环开始后同步血液灌流器辅助治疗。比较两组术中指标(转机时间、手术时间、阻断时间、深低温停循环时间、超滤、尿量、术中输血量)和临床实验室指标(术前、术后24小时和48小时白细胞计数、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肌酐、尿素氮)差异。结果两组患者术中指标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血液灌流组患者术后24、48小时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改善效应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白细胞计数、肌酐、尿素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血液灌流治疗有助于TAAD术后短期肝功能改善和恢复。

床旁超声心动图在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诊断和院内死亡风险评估中的价值

目的 探讨床旁超声心动图(UCG)在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AD)诊断和院内死亡风险评估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选取2019年6月至2023年6月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AD患者104例为研究对象,均给予床旁UCG与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分析床旁UCG临床诊断Stanford A型AD的价值;根据院内存活与死亡情况将确诊为Stanford A型AD的患者分为存活组(n=52)和死亡组(n=28)。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床旁UCG的临床诊断价值。分析两组人口学资料、既往病史、疾病信息,并观察两组床旁UCG的图像表现。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Stanford A型AD患者院内死亡的影响因素。结果 经DSA检查,Stanford A型AD患者80例,StanfordB型AD患者24例。床旁UCG诊断Stanford A型AD患者为79例,Stanford B型AD患者为25例。床旁UCG诊断Stanford A型AD患者的敏感性为97.50%,特异性为95.83%,准确性为97.12%,曲线下面积为0.961,95%CI(0.000~1.000)(P<0.05)。存活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DeBakey分型(Ⅱ型)占比分别为88.46%、71.15%,均高于死亡组(25.00%、46.43%),左心室收缩功能降低(LVEF>50%)占比为0,低于死亡组(32.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存活组患者主动脉受累、重度反流、心包积液及主动脉根部直径分别为15.40%、9.62%、34.62%、(41.12±5.12) mm,均低于死亡组[82.14%、78.57%、71.43%、(54.03±9.24) 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主动脉受累、根部直径、主动脉瓣重度反流、是否接受手术治疗情况为引发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院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床旁UCG可作为确诊Stanford A型AD的诊断工具,且通过床旁UCG表现可对院内死亡进行风险评估,其中主动脉受累、重度返流、根部直径及是否接受手术治疗均是院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究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ATAAD)手术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选取2018年1月~2023年2月于贵州省人民医院心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96例ATAAD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术后6 h的动脉血气分析结果将患者分为低氧血症组(氧合指数低于200 mmHg)与非低氧血症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以及围术期指标,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分析ATAAD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结果:96例患者中,62例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低氧血症组患者的体重指数(BMI)、入院心率、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超敏C反应蛋白(hs-CRP)、输血量以及体外循环时间高于非低氧血症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NF-α、hs-CRP、输血量以及体外循环时间是ATAAD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TNF-α、hs-CRP、输血量以及体外循环时间是是ATAAD患者术后合并低氧血症的独立影响因素,建议临床予以密切关注。

不同用量外科用封合剂对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手术止血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影响

目的评估不同用量的Coseal■外科用封合剂对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手术止血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影响。方法单中心前瞻性观察性研究。对2021年4月至2022年6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行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的患者依据使用Coseal■外科用封合剂的用量分为12 ml组(32例)和16 ml组(68例),观察术后体外循环时间、手术时间、术中止血时间、血制品用量、止血药物使用情况、术后24 h引流量、重症监护室驻留时间及患者早期不良事件。结果16 ml组较12 ml组的体外循环时间、手术时间、止血时间、术中Ⅶ因子用量及术后24 h引流量均显著下降或减少(均为P<0.05)。本研究中因引流量增加再次开胸止血的患者,12 ml组多于16 ml组(9.4%比1.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5)。再次手术患者出血点分布位置:12 ml组分别在人工血管与主动脉吻合处1例,人工血管与人工血管吻合处1例,以及主动脉根部1例;16 ml组出血点位于胸骨后。术后12 ml组患者因肺部感染死亡1例,16 ml组患者因心室颤动和脑卒中死亡各1例。结论对于Stanford A型夹层患者,相比Coseal■外科用封合剂12 ml的基础用量,16 ml的用量对于术中减少体外循环时间、手术时间、止血时间均有积极作用,且有助于降低术后早期引流量及再次开胸止血的风险。

急性期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病人介入治疗时间窗对术后主动脉重塑的影响

目的:探讨急性期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病人介入治疗时间窗对术后主动脉重塑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1月—2021年1月于我院接受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的急性期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病人102例,根据治疗时间窗分为A组(<7 d)、B组(7~14 d)和C组(>14 d)。比较3组一般资料、术后主动脉重塑情况和并发症情况。根据术后主动脉重塑情况将病人分为假腔消失组(42例)和假腔未消失组(60例),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分析病人术后主动脉重塑的独立影响因素,根据独立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A组平均治疗时间和住院时间显著短于B组和C组(P<0.01)。A组术后真腔体积扩大率、术后假腔体积缩小率、术后覆膜支架远端真腔面积扩大率、术后覆膜支架远端真腔最长径扩大率、术后支架远端最长径和术后支架远端面积显著高于B组和C组,术后假腔内血栓化比率显著低于B组和C组(P<0.001)。治疗时间窗>7 d、最大腹主动脉直径>30.00 mm、假腔有分支灌注和多破口为病人术后主动脉重塑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利用独立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度,校准曲线评价结果提示模型准确性较好。结论:尽早接受手术治疗有利于病人术后主动脉重塑,治疗时间窗>7 d、最大腹主动脉直径>30.00 mm、假腔有分支灌注和多破口为急性期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病人术后主动脉重塑的独立影响因素。

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中应用预见性护理干预的效果观察

目的研讨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中应用预见性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21年1—12月收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90例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5例。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基于对照组干预条件开展预见性护理,比较2组术后谵妄及再次气管插管发生情况、相关临床指标(谵妄持续时间、ICU滞留时间、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不同干预阶段焦虑程度以及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术后谵妄、再次气管插管的患者占比(11.11%、4.44%)均低于对照组(28.89%、17.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谵妄持续时间、ICU滞留时间、机械通气时间和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1 d、术后3 d观察组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中应用预见性护理干预,能够有效降低术后谵妄及再次气管插管事件发生风险,减轻患者焦虑程度,提高临床救治效果,提升患者满意度。

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谵妄早期预警模型构建

目的分析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TAAD)患者术后谵妄(POD)的影响因素并构建早期预警模型,为临床预防POD的发生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2019年7月至2023年7月收治的231例TAAD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其术后7 d内有无POD分为POD组(83例)和非POD组(148例)。统计患者术后7 d谵妄的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根据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建立风险预测评分模型,比较POD组与非POD组预警模型评分,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Hosmer-Lemeshow(H-L)拟合优度检验评估预警模型在POD预判中的价值。结果231例TAAD患者术后7 d内谵妄的发生率为35.93%(83/231),POD持续时间1~15 d,平均(5.47±3.92)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7.21岁、术前血乳酸(BLA)>2.21 mmol/L,深低温停循环(DHCA)时间>33.59 min,心脏重症监护室(CCU)住院时间>8.27 d、术后合并其他并发症均为TAAD患者发生POD的危险因素,效应值均有统计学意义(OR=1.058、5.484、1.194、2.644、5.497,均P<0.05);根据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建立风险预测评分模型,获得本预警模型评分标准:年龄>57.21岁、DHCA时间>33.59 min、CCU住院时间>8.27 d均评为1分,术前BLA>2.21 mmol/L、术后合并其他并发症均评为2分,总分为0~7分,不符合取0分,符合则取其对应分值。POD组患者预警模型评分显著高于非POD组(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预警模型评分曲线下面积为0.926(95%CI:0.893~0.959,P<0.05),该模型临界值3.5分、敏感度0.880、特异性0.797、约登指数0.677,H-L检验表明预测值和观察值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983,P>0.05),证实其工作效能良好。结论年龄>57.21岁、术前BLA>2.21 mmol/L,DHCA时间>33.59 min,CCU住院时间>8.27 d、术后合并其他并发症均是TAAD患者发生POD的危险因素,据此构建TAAD患者POD早期预警模型具备较佳预测效能,可有效区分出低危与高危患者。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行TEVAR干预时机分析

目的探索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不同干预时机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后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3年4月于我院就诊的126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根据发病时间至手术时间分为A组(<24 h)、B组(2~7 d)和C组(8~14 d)。比较三组围手术期不良事件(内漏、脑梗死、死亡、主动脉破裂及总并发症等)发生情况,并根据随访情况进行生存分析。结果本研究共计纳入126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其中A组50例,B组43例,C组33例。三组在一般情况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三组在围手术期急性脑梗死、内漏、感染及死亡发生率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在总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应用Log-rank检验比较三组生存曲线,A组5年累计无主动脉夹层复发及生存率低于B组、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本研究认为在症状出现后24 h内行TEVAR治疗B型主动脉夹层不良事件发生率及近中期疗效不佳,而在症状出现2~14 d行TEVAR可获得较好的围手术期及近中期结果。

急性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中重度急性肾损伤、院内死亡及透析依赖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究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中重度急性肾损伤(AKI)、院内死亡及透析依赖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连续纳入2014年12月至2016年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行升主动脉置换、全主动脉弓置换术联合支架象鼻手术、发病距就诊时间<14 d且资料完整的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294例。根据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O)2012年标准进行AKI的诊断和分期,AKI 2或3期为中重度AKI,未发生AKI及AKI 1期为非中重度AKI。根据术后是否发生AKI及AKI的严重程度分为非中重度AKI组(n=186)和中重度AKI组(n=108)。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术后发生中重度AKI、院内死亡或出院时透析依赖的危险因素。结果:术后AKI 1期、AKI 2期、AKI 3期的发生率分别为42.2%(124/294)、15.3%(45/294)、21.4%(63/294),总AKI发生率为79.3%(232/294)。需肾脏替代治疗(CRRT)的患者比例为9.2%(27/294)。出院时透析依赖的患者比例为3.1%(9/294),院内死亡率为3.7%(11/294)。与非中重度AKI组相比,中重度AKI组合并高血压(79.6%vs.88.9%,P=0.040)、术前肾灌注减低的患者比例(7.0%vs.24.1%,P<0.001)均较高,术中体外循环时间[(161.6±34.0)min vs.(192.2±61.1)min,P<0.001]、主动脉阻断时间[(90.4±22.1)minvs.(104.3±29.5)min,P<0.001]均更长,术中超滤量更多[4000(3000,5000)mlvs.5000(4000,6262)ml,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前肾灌注减低(OR=4.95,95%Cl:1.97~12.26,P<0.001)、体外循环时间延长(OR=1.01,95%Cl:1.00~1.02,P=0.016)为急性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中重度AKI的独立危险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体外循环时间延长(OR=1.02,95%Cl:1.01~1.03,P=0.007)和中重度AKI(OR=10.49,95%Cl:1.22~90.62,P=0.033)是院内死亡或出院时透析依赖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术前肾灌注减低、体外循环时间延长是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中重度急性肾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体外循环时间延长和中重度AKI明显增加院内死亡及出院时透析依赖的风险,因此,对此类患者需要进行密切关注随访。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临床特点及诊疗进展

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TBAD)是临床常见的主动脉疾病,指主动脉内层撕裂导致血液进入主动脉壁,造成主动脉壁各层分离,形成真假两腔的分离状态。TBAD通常发生于主动脉下行部分,并向下延伸至腹主动脉,其主要临床症状包括剧烈胸痛、背部疼痛、呼吸困难、休克等,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开放修复手术和血管腔内介入手术等。早期诊断和治疗对改善TBAD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但目前对于TBAD的诊治方式尚存在一定的争议。

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神经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分析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发生神经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5月至2023年5月,本中心收治的行开放手术治疗的258例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是否发生神经功能障碍及其类型将患者分为对照组(n=194)和神经功能障碍(neurological dysfunction,ND)组(n=64)[其中暂时性神经功能障碍(transient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TND)38例,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permanent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PND)26例],分别进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258例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64例(24.8%)发生神经功能障碍,其中26例(10.1%)为PND,38例(14.7%)为TN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单侧脑灌注时间、术后低氧血症以及术后急性肾损伤是ND的危险因素。此外,Euro scoreⅡ评分对于预测术后ND具有较好的效能。与对照组相比,TND患者术后一年死亡率相近而PND组患者死亡率显著升高。结论:Euro scoreⅡ评分高,单侧脑灌注时间延长,术后低氧血症,术后急性肾损伤提示患者术后ND发生率较高;术中控制单侧脑灌注时间,术后积极干预低氧血症,可能会减少术后神经功能障碍的发生。

床旁超声心动图在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床旁超声心动图在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aorticdissection,AD)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价值。方法 以2021年7月—2023年6月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80例临床诊断为StanfordA型AD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入院后均于床旁行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TTE),回顾性调研患者临床资料,分析床旁TTE表现,评价床旁TTE诊断StanfordA型AD准确率。另外,对比观察床旁TTE检出的StanfordA型AD中发生院内死亡与生存患者的超声心动图表现,统计学分析床旁TTE表现与StanfordA型患者院内死亡的关系,评价床旁TTE评估患者预后的价值。结果 床旁TTE检出StanfordA型AD78例,漏诊2例,诊断准确率为97.50%。StanfordA型AD生存与死亡患者的心包积液率、左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50%占比、主动脉窦部扩张率、主动脉总反流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死亡患者主动脉根部与升主动脉直径大于生存患者,主动脉瓣受累与重度主动脉瓣反流占比高于生存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logisitc回归分析显示,主动脉根部直径、主动脉瓣受累、升主动脉直径、重度主动脉瓣反流4项是StanfordA型AD患者院内死亡独立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上述4项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均>0.7,可用于预测StanfordA型AD患者院内死亡且联合预测价值最高(AUC=0.815)。结论 床旁TTE诊断StanfordA型AD的准确率较高,可以为疾病临床急救提供依据,主动脉根部直径增大、主动脉瓣受累、升主动脉直径增大、重度主动脉瓣反流是StanfordA型AD院内死亡危险因素,以床旁TTE监测这些指标可以为评估患者预后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联合应用预测价值更高。

不同主动脉弓上重建方式治疗近端不良锚定区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疗效分析

目的探讨不同主动脉弓上重建方式治疗近端不良锚定区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疗效。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行主动脉弓上动脉重建技术治疗的90例近端不良锚定区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不同的弓上重建方式分将其为烟囱技术组(n=19)、开窗技术组(n=47)和Castor单分支支架技术组(n=24)。所有患者术后至少随访24个月,比较三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生存情况以及主动脉重塑情况。结果三组患者手术成功率均为100%,三组患者院内不良事件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烟囱组患者内漏发生率均高于开窗组、Castor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者院外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烟囱组、开窗组、Castor组患者2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4.4%、93.6%、95.8%。术后6个月,开窗组与Castor组患者胸主动脉段假腔血栓情况优于烟囱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6个月,三组患者支架植入S1平面的真腔与假腔直径变化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Castor组患者真腔增大率与假腔减小率均高于烟囱组、开窗组患者(P﹤0.05);S2平面,Castor组患者的假腔减小率高于开窗组、烟囱组患者(P﹤0.05);S3与S4平面,三组患者真假腔直径变化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S4平面,三组患者在真腔与假腔直径甚至呈现负重塑变化。三组患者在不同平面全主动脉直径随时间变化不明显,S1~S3平面,三组患者的真腔直径随时间呈增大趋势,假腔直径随时间呈减小趋势,最后趋于稳定;S4平面,三组患者真假腔直径随时间变化不明显,甚至呈现负重塑变化。结论烟囱、开窗、Castor技术治疗近端不良锚定区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均安全可行,应用烟囱技术的患者在院内有着较高的Ⅰ型内漏发生率,Castor技术在早期胸主动脉区主动脉的重塑效果优于烟囱技术和开窗技术。

双胎妊娠合并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一例

1病例介绍患者,女,36岁,因“停经36+6周,阴道流液4 h,发现主动脉夹层1 h”于2023年6月7日收入十堰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患者孕早期无阴道流血及腹痛,外院立卡并规范产检,孕中期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开始前、口服后1 h、口服后2 h检测的血糖分别为5.57 mmol/L、10.84 mmol/L、6.7 mmol/L,血脂正常,无头痛、眼花、心悸等不适,无下肢水肿,孕期监测血压均正常。4 d前患者自觉咽部异物感,伴身体乏力,需垫高枕入睡,未重视,未至医院就诊。6月7日6时左右因阴道少量流液,色清,无腹痛,由120急救中心送外院就诊,初步诊断为胎膜早破、先兆早产、双胎妊娠、妊娠期糖尿病。外院行心脏彩超示:升主动脉增宽、升主动脉内隔膜样回声(考虑主动脉夹层可能),主动脉瓣重度反流,二尖瓣、三尖瓣少量至中量反流,遂急转至十堰市人民医院ICU。

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心理干预在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病人中的应用

目的:探索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心理干预对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病人心理韧性和医学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3月广东省某三级甲等医院确诊并进行手术的50例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25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方法,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增加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现场和网络化心理干预。干预前后采用心理韧性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医学应对方式问卷对两组病人进行测评。结果:共47例病人完成研究,其中观察组23例,对照组24例。干预后,两组心理韧性量表各维度评分高于干预前,且观察组各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干预前,且观察组各维度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在医学应对方式方面,观察组面对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屈服、回避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基于认知行为疗法的心理干预能提高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病人的心理韧性,改善其负性情绪和医学应对方式。

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的手术治疗进展

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也称为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作为最凶险的疾病之一,因发病急、病死率高、术后并发症多,其手术方式一直是困扰着全世界心外科医生的难题。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心外科发展迅速,随着手术技术的不断完善,手术设备的不断改进,科研领域的不断探索,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治疗的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革新,手术成功率不断提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不断降低。本文将就当前我国心外科针对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常用的几种术式进行综述。

近端不良锚定区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方式的研究进展

近端不良锚定区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方式主要包括弓上分支动脉重建和非弓上分支动脉重建技术。弓上分支动脉重建技术相对于非弓上分支动脉重建技术有较低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弓上分支动脉重建介入治疗方式有多种,不同的介入治疗方式对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疗效亦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就不同介入治疗方式进行综述分析,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和总结不同介入治疗方式对近端不良锚定区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的优、劣势和临床效果,以便为临床手术决策提供可行的参考依据。

体外循环时间在术中超滤量与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90 d死亡率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索体外循环(CPB)时间(TCPB)在术中超滤量(UFV)与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TAAD)患者发生术后90 d死亡的中介效应。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7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心血管外科收治的176例行手术治疗的TAAD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90 d生存情况分为生存组(157例)和死亡组(19例)。比较两组基线及围手术期临床指标,中介分析使用Mplus 8.0软件分析TCPB在UFV与结局事件(发生术后90 d死亡)之间的中介效应,由于结局事件变量为二分类变量,中介分析效应量采用stdyx完全标准化进行等尺度化,并用重复自采样10000次的非参数百分位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进行检验。结果本研究全组患者90 d内死亡率为10.79%。两组TCPB、主动脉阻断时间、CPB中液体总入量及总出量、超滤总量、UFV、术后呼吸机时间、清醒时间、脑部并发症发生率、连续肾替代治疗(CRRT)使用率及体外膜肺氧合应用率、伤口愈合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术后住院日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介分析结果显示,经标准化后TCPB在UFV和结局事件间起部分中介(总效应、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均显著)作用,总效应为0.334(95%CI:0.098~0.544,P=0.003),直接效应为0.225(95%CI:0.005~0.444,P=0.043)。中介效应为0.109(95%CI:0.024~0.216,P=0.024)。结论TCPB在UFV与TAAD患者发生术后90 d内死亡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为改善TAAD患者预后应优先缩短TCPB而非减少UFV。在二分因变量的小样本简单中介模型中的参数估计使用稳健的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加权最小二乘法结合stdyx法会影响中介效应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