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新区是否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自71个中心城市的经验证据

国家级新区作为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平台,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文章以2003—2019年中国71个中心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国家级新区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国家级新区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有效带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且这种带动作用具有持续效应;(2)国家级新区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可通过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R&D)人员流动和绿色创新水平两个途径实现;(3)国家级新区的产业结构效应因地理区位、城市行政级别和新区管理体制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表现为国家级新区对中西部地区、行政级别高、新区实行政区合一型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召开后设立新区的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效应更强;(4)国家级新区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显著带动其周边300千米—400千米范围内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应明确国家级新区发展定位,推进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因地制宜制定国家级新区优惠政策和管理制度;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增强国家级新区绿色创新能力。

央地互动中的“接包制”模式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基于国家级新区发展变迁的考察

纵向行政任务的落实机制是大国治理的重要议题。国家级新区正是中央为深入实施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而设立的综合功能区。通过回顾行政发包制理论,可以发现,该理论难以就地方对中央发包的行政任务进行差异化落实的现象提供很好的解释。面对国家级新区“申请热”与“成效冷”的政策悖论,在借鉴行政发包制理论和利益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接包制”的分析框架,并以国家级新区发展变迁的各个阶段为例进行了深入考察。研究发现,接包制实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纵向府际激励模式,中央通过设包给予地方以政策或资金支持,地方在政绩利益的驱动下,会采取竞包的方式积极承担中央的政策试点任务并获得政策执行权,由此又导致了中央对行政任务的进一步扩包。“接包制”模式的提出为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提供了新的思路。

国家级新区设立与土地利用效率——基于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

国家级新区作为体制机制创新的国家战略区域,对推动区域生产要素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21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结合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发现:首先,国家级新区对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且至少持续10年的提升效应,但它会随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趋势;其次,国家级新区对行政等级较高或位于东部地区的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提升效应较小,同时可显著提升周边150—250 km范围内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最后,机制分析表明国家级新区通过创新效应、结构效应和集聚效应三重路径对土地利用效率产生正向影响。

国家级新区产城融合的耦合协调评价--以舟山群岛新区和青岛西海岸新区为例

国家级新区具有产城融合发展的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是否达到政策预期是值得探讨的。研究基于产城相互作用机制,构建了产城融合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舟山群岛新区和西海岸新区两个地区2014—2018年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的发展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协调度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结果发现:①两新区初期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不平衡状况,但整体趋于良性发展。②后期两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产城融合,不过发展空间仍然较大。③两新区由于发展条件不一,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鉴于此,国家级新区在推进城市产城融合时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及时根据新区的发展现状采取相应的发展调控策略。

国家级新区对房价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国家级新区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同时,可能引发区域房价波动。通过空间一般均衡模型,阐释了国家级新区影响房价的理论机制。基于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使用PSM-DID方法系统评估了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国家级新区设立显著推升了房价4.7%,且对低行政级别城市房价的推升更明显;国家级新区对周边100 km以内的城市房价并不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周边100~150 km内的城市房价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国家级新区对房价影响持续期长达4年。同时提出优化区域房地产市场调控、发挥国家级新区的区位导向性作用的政策建议。

国家级新区设立是否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企业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其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有力支撑。为了探究国家级新区设立是否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选取244个城市中的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为研究工具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探究其作用机制可知,国家级新区的设立通过提升国有企业补贴力度进而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重点城市,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在一般城市更加明显;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会因为样本区位差异而产生显著区别;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随着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国家级新区设立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先平缓后激增的变化特征,说明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具有长期显著促进作用。

国家级新区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

国家级新区是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平台,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独特作用。本文利用在异质性处理效应条件下稳健的双重差分模型,基于我国2003—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级新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动态特征。结果显示,与未设立国家级新区时的情形相比,国家级新区提升了所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增幅,并且提升力度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增强趋势,表明国家级新区对所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持续的正向影响。国家级新区在设立初期对周边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但在长期尚未产生稳定、持续的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国家级新区对所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来自“吸引外商投资”机制和“培育市场主体”机制,而“发展科技服务业”机制的效果尚不显著。建议国家级新区重点推进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改革,多措并举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增强辐射带动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基于投资分析视角的国家级新区发展评价——对浦东新区与滨海新区的实证研究

面对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文章从投资分析的视角,分析和概括了国家级新区投资发展的三阶段特征,探索了对国家级新区发展质量评价的新方法。方法的核心在于判断国家级新区呈现的较低投资和较快增速这一关键特征是否具有长期持续性,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对上述关键特征的长期持续性进行定量分析和计量确认。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实证研究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使用2006年至2017年数据,显示两个新区的上述关键特征均具有长期持续性,表明两个新区在各自所在区域形成了发展质量优势。在此基础上,文章为国家级新区的投资实践提出了政策建议。

国家级新区的时空分布、战略定位与政策特征——基于新区总体方案的政策文本分析

国家级新区承载着服务国家战略、协调区域发展和政策先行先试的重要功能,其发展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缩影。对已有国家级新区总体方案文本进行解读、比较、分析和归纳,有利于全面理解国家级新区的战略定位与政策体系,审视其历程,预见其发展。国家级新区设立时间分布的层次性体现了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走向全面深化,区域分布的战略性体现了国家区域发展从非均衡发展走向协调发展。国家级新区战略定位的核心要素总体概括为国家战略中心城市、开放型区域经济引擎、改革发展创新试点、高端产业基地、生态示范园区,但是部分新区核心功能定位缺失。国家级新区政策支持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与新区战略定位、区域分布、发展状况的匹配,但是仍然存在着政策支持与新区实际状况脱节的现象。应当从明晰新区战略定位与核心功能、增强新区政策支持与战略定位的匹配度、促进政策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改革进程动态适应、推动政策试验与学习机制调整转型等方面促进新区的健康、创新发展。

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权及其法治化改进

中国出于深化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中央和地方政策法律文件赋予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权。先行先试权在内涵上包括先行立法权、变通规定权和试错免责权三个方面,在实践中采取"具体授权+暂停法规+复制推广"的一般运行模式。在目前运行模式下,国家级新区仍存在法治化改进空间,需提升具体授权依据的立法层级,在立法法中完善有关法规暂停实施的规定,以地方立法形式重塑先行先试经验的复制推广路径。

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再认识

阐述了国家级新区的设立背景、过程、空间特征及演变过程;以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和两江新区为对象,从投资和重大项目、人口和用地、经济总量和用地效益、区域各城市GDP与国家级新区GDP比值等方面入手,研究国家级新区建设和发展情况,以及其对所处区域的带动作用,得出国家级新区的区域带动作用不同这一结论。同时,指出了国家级新区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建议。

基于国家战略视角的国家级新区发展的再认识

文章阐述了国家级新区在我国国家空间开放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并从城市发展的资本动力、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发展以及国家战略考量的需要等方面进行全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笔者从城乡规划改革、核心功能建设、创新发展3个方面提出了建议,为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提供参考。

国家级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顶层设计

新时代国家级新区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高度的政治站位,处于关键的法治方位。深入开展国家级新区法治政府建设应确立并围绕"国家级新区+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命题,遵循把握定位、突出特色、先行先试等基本要求,秉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使命初心、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目标格局、以法治先行先试为推进抓手等基本理念。国家级新区法治政府建设顶层设计可从总体要求、全面贯彻落实赋权决定、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等十个方面具体展开。当务之急包括成立领导小组、健全职能机构、编制实施规划等十个方面。要以加强国家级新区法治政府建设为契机,为新区法治建设、区域法治发展和法治中国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国家级新区社会治理创新:空间与路径——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社会治理创新是从政策制度层面化解新时代社会发展不充分、不均衡问题的必然要求,国家级新区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新场域。国家级新区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区域经济增长引擎作用,还应当有效提高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益,引领区域法治发展,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南京江北新区因其特殊的管理体制、优越的资源禀赋和健全的法治保障,具有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有利条件和良好基础。在新时代推进国家级新区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从理念、工具、格局、形态等层面整体发力,具体路径包括确立元治理的治理理念、运用网格化的治理手段、形成兼容式的治理格局和打造可视化的治理形态等。

论雄安新区的法律定位

为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在法治的框架下建设雄安新区,做到定位明确、有法可依。雄安新区法律法规建设应遵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全国性与地方性相结合、体现新区性质和特色的原则;应赋予雄安新区地方立法权,制定明确雄安新区的法律定位、建设目标和任务等法律法规,制定《雄安新区管理条例》《白洋淀湿地保护条例》和其他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反映雄安新区特色的法律法规。

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法治化的制度成本

地方先行先试是中国改革进程中重要的制度供给路径。当前改革实践中强调改革举措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先行先试法治化成为发展趋向。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改革中的“良性违法”在降低制度成本的同时削弱了改革的正当性;新区先行先试的法治化推进则在重建正当性的同时抬升了改革的制度成本。应当在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的法治化推进中引入制度成本观念,平衡效率与正当。具体路径包括:法理观照现实,平衡统一性与多样性;扩大地方立法权限,鼓励差异化制度竞争;简化法律调整程序,提高制度供给效率;积极运用授权机制,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强化容错免责机制,降低制度试错成本。

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四川天府新区规划之回顾

深圳特区与浦东、滨海、两江等国家级新区肩负了改革开放40年来先行先试的职责,对跨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引领作用。在回顾国家级新区天府新区设立背景的基础上,总结出良田沃土避让决定选址、承载能力短板控制规模、生态优先决定城市形态、职住平衡构建产城单元、传承文化营造人居环境等核心规划理念,其实质在于切实践行生态文明思想。

国家级新区法治实践中的纵向博弈与横向制衡

国家级新区作为中央与地方法律关系纵向博弈以及区域法治内部生态与外部生态横向制衡的交汇点,其改革实践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必定是立体化的。就纵向博弈而言,法治中国蓝图需要国家级新区法治实践的价值整合及制度创新,国家级新区法治实践也需要法治中国蓝图的宏观指导及必要规范。就横向制衡而言,既要处理好国家级新区法治实践中内部生态之间的协调共生关系,也要处理好国家级新区法治实践中内部生态与外部生态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基于此种认识,预先授权与备案审查相结合的渐进反馈调整模式以及内部共生与内外联动相结合的多位一体推进模式,可能是实现国家级新区多元法律关系动态衡平的相对较优的路径选择。

生态红线约束下国家级新区功能区规划及绿色增长能力研究

国家级新区是新时代下国家重大战略安排,是产城融合、多规合一等最新政策的先行试验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承担着重大任务。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既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巨大期许,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在当前全国全面实施生态红线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国家级新区的功能区规划和绿色增长能力,能为后续国家级新区以及其他行政区域发展给予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国家级新区在功能区规划上必须执行生态环境规划先行的原则,在环境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产业规划、住宅规划等;国家级新区经济增长必须执行严格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并配套相关的环境管理手段和措施、严格的环境督查和环境处罚制度、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改革等,以实现绿色增长。

辅助性原则视野中的全球治理新领域及其分域治理方式

进入全球化时代,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社会形势的巨大变化,传统的以主权国家为主的治理观念在面对当代治理问题时出现诸多缺陷。这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辅助性原则能够有效揭示之前被忽视的三个新治理领域,它们分别是:国家之下的次国家领域、国家之上的超国家领域与国家之外的非国家领域等。这些新领域的治理,根据辅助性原则的基本原理,分别突出体现着不同的具体治理原则:次国家领域重视基层优先原则,超国家领域倡导全球治理原则,非国家领域则强调分域治理原则。我国应当重视传统国家治理领域之外的上述三大治理领域,弥补治理体系方面的薄弱环节,促进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治理体系与治理网络的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