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ate capital investing and operating company pilot reform and SOE bailou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te Capital Investing and Operating Company(SCIOC)pilot reform on SOE bailout using a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Based on a sample of listed SOEs during 2011-2018,we find that when the real controllers of listed SOEs enter the list of SCIOCs,soft budget constraints are alleviated and listed subsidiaries are less likely to become distressed.Mechanism tests indicate that SCIOCs help distressed firms through exiting the market,reducing bank loans,enhancing corporate governance,and improving operating efficiency.Heterogeneity tes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SCIOC establishmen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in public welfare and special function industries,for central SCIOCs,for state capital investing companies,when firms are organized in more layers,and for firms that engage in M&As.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IOCs benefits both 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state capital layout optimization.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能提高国企会计信息质量吗?

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本文利用手工搜集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数据,以2009—2022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升作用受到行政层级、功能界定与分类、非国有股东治理的影响。本文丰富了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经济后果以及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

国资监管体制已由“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模式向以“管资本”为主的模式转变,这为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代理成本降低与政府干预弱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水平在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西部地区和金字塔层级低的国有企业中,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其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通过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了国有企业价值。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如何影响地方国企现金持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其中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统筹是深入推进现代预算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基于此,选取2004—2019年中国A股地方国企与民企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地方国企现金持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增加了地方国企的现金持有,其主要途径源于对过度投资和金融资产投资的抑制。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效应显著存在于位于国有资本发展程度较高的省份和东中部地区、控制链距离较短、内部控制较弱的地方国企中。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增加地方国企现金持有,能够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最终提升企业价值。因此,地方国企应把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的契机,提高公司治理能力,增加创新投入,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法律制度建构的应然选择——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例

作为三层级国资监管体制的核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简称国有投资运营公司或两类公司,其中包括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制度建构是当前国资国企改革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任务,是实现向管资本转变的重要制度抓手。其制度体系由相互联系的三部分组成:授权经营制度是整个制度体系的基础和起点,独立董事会的市场化运作制度是关键,全方位监管制度是国资安全运作的保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作为河南省特大型能源化工企业,转型任务和市场化改革深化的要求决定了其必然嬗变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其制度嬗变应遵守政企分开、市场化和安全原则,政府或国资监管部门的充分授权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制度建构的关键,独立运作董事会制度的设计是制度运作的核心,全方位监督制度体系的构建是国有资本安全运作的保障。

政府支持下的创业投资运行机制研究——以中国(绵阳)科技城为例

科技立市和产业强市是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的重点,大力发展创业投资是加快科技城建设的重要途径。政府应在支持创业投资中发挥引导资金、资源整合、制度政策、发展环境供给的角色。绵阳市创业投资面临资金分散、资源利用不充分、国有创投主业不突出、市场化和专业化程度低等挑战。借鉴先进地区国有创投公司的发展路径和经验,建议绵阳市出台创新政策,建立符合行业运作规律的国有创投运作机制,整合资源成立以创投和基金为主业的科创投集团。

关于基础设施领域盘存量促投资的思考--基于国资运营平台推动国资国企改革视角

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外部环境与国内改革引发的问题与挑战日趋复杂,当前主要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尤其地方政府面临防风险、稳投资、补短板的复杂局面。为更好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独特功能,加大盘活存量资产力度、形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试图解决投融资领域资金需求与供给端的结构性错配等问题。文章把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结果表明国资运营公司通过财务性投资、资本运作驱动、融投管退全周期管理助力国资领域的存量盘整与新增投资。在实践操作层面,通过发起设立国资存量盘整领域的投资基金发挥独特作用,提升基础设施领域存量资产盘活、带动有效投资的能级。因此,应当进一步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独特功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国有资本合理布局、调整结构与提升配置效率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发挥积极作用。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如何通过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可以显著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提高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政策性负担显著降低了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构建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及促进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组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概念。随后,试点工作逐步推进。作为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向“管资本”转变的重要手段,此类公司的组建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呢?本文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政策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实证检验此类公司组建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组建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具体来看,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一方面能够降低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使企业将用于承担政策负担的资源转向投入创新项目,保障了创新所需的资源;另一方面能够推进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对管理者形成有效激励,提升他们的创新意愿。进一步研究表明,与地方国有企业控股的该类公司相比,央企控股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同时,此类公司的组建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升了企业长期价值。本文的研究结论既可以丰富国企治理与国企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也对国有企业改革继续完善资本监管工作及企业创新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进展与深化

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下简称“两类公司”)是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中的重要资本纽带和桥梁。以“两类公司”为综合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笔者以国有资产国家所有权实现的法理及理论逻辑分析为基础,全面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中“两类公司”的试点进展,深入剖析改革进程中存在的“两类公司”简单翻牌、功能混淆,授权放权“两难困境”等问题及其成因,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国企改革深化提升目标,提出具体建议。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创新驱动路径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

从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制度实施来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如何展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仍未得到系统性解释。本文以中央和地方层面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研究对象,探析其为什么既要有效授权又要技术创新,并试图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来探究其创新驱动路径的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的资本经营模式和“功能定位→履职授权”的资本授权模式,两类公司探索并形成制度创新驱动路径。(2)两类公司通过市场机会识别能力、社会网络关系能力和组织学习吸收能力等方面的动态能力提升,形成以持续性竞争优势为核心的技术创新驱动路径。(3)利用对接机制形成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以此完善可能的创新驱动路径选择问题。本文从“制度—技术”双重因素视角探索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创新驱动路径,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重要参考。

上海市属国有资本产业布局优化调整策略与路径

面向坚持“四个放在”先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上海国有资本在产业布局、空间布局、支撑科创以及机制体制创新方面,亟须把握方向,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集聚资本、技术、土地、数据等要素,夯实发展底座,以完善的国资监管架构体系、明确的国资平台功能定位、统筹协调的联动发展机制,推动上海市属国资产业布局优化调整,支撑上海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能力建设的对策——以大连市为例

大连市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作为市场化推动国企改革的专业平台,要通过改革试点,实现“盘活国有资产存量,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助力大连市主导产业发展,实现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和保值增值”的改革目标,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大连市地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能力建设应把握三个要点,以构建能力体系为重点,加强自主运作、股东管控、专业平台等三方面九个核心能力的建设,着力解决能力建设中面临的三方面挑战,从四方面强化支持,为核心能力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财务管理体系构建研究

首先阐述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财务管理体系构建的具体作用,其次分析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财务体系构建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财务管理理念落后、财务管理模式不完善和权责机制不匹配、内部控制体系不健全、财务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不高,最后提出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财务管理体系构建的对策,以供参考。

以国有资本运营转型升级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国有企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要求,为国资国企擘画了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也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从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定义发展概况,转型升级的必要性、方向和路径等方面,就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进行了研究探讨。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内部审计规制体系构建研究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我国国有企业深化产权管控制度改革进程中探索出的一种新型企业法人组织形式是,接受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授权专事资本投资与资本运营的市场经营主体;对于增强国有资产宏观调控职能,发挥国有资源控制力与影响力,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目标具有积极意义。如何强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内部审计规范与制衡的职能是影响其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内生制度因素。本文从构建有别于传统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内部审计规制体系的视角展开研究,认为我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内部审计规制体系基本内容应包括规范建设、目标导向、责权范围、执业程序、评价改进与配套支持等五个有机融合的子系统,并提出了发挥内部审计规制体系全面规范与持续制衡功能的相关政策建议,希望研究内容能有益于我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内部审计监管制度的逐步完善。

地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模式创新与运行机制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作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各地改组组建的两类公司各具特色,可以总结为混合一体化模式、双平台驱动模式和"1+N"组合模式三种模式。针对两类公司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地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组建应因地制宜、因企施策,厘清与国资监管机构和国有企业的界面关系,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并提升自身的市场化运作能力。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革进展与深化方向

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革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战略举措,是新发展阶段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手段。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与显著成效,顶层设计逐步清晰,改革试点稳步推进,但也存在认知理解亟须清晰深化、身份角色仍存在错位越位现象、功能定位不准与发挥不充分、组织模式未能匹配性转型、体制机制有待深度转变、资本运营能力急需增强等问题。未来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革深化与迈向高质量发展,应将实现资本增值表现优异、平台功能表现优越、业务创新协同、专业能力突出、风险防控得当、治理有效高效、机制灵活适配作为重点方向,并从归位归真三个角色、筑牢筑实三大基础、做新做活三大模式、聚集聚合三类要素等方面全方位予以推进。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动态完善顶层设计、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制定完善支持性的配套政策,形成对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革深化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引导和支撑。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成立提高企业价值了吗?——来自中央企业和省级改革试点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10-2018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实证检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两类公司)的成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市场竞争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两类公司成立后国有企业价值发生了显著变化,两类公司的成立显著提高了所属上市公司的价值;(2)受经营目标差异的影响,两类公司提高国有企业价值的作用在省级试点更为显著;(3)市场竞争显著影响两类公司作用的发挥,市场竞争越激烈,两类公司越能推动国有企业价值的提升。

描述与重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外部董事独立性研究

普通公司法视域下,对外部董事独立性的探讨较多集中于其与公司内部管理层的相对隔离,这无力促进本土化殊为显著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外部董事与政府股东的关系界分。而政策文件中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外部董事选任权的割裂,暗含着其可能独立于政府股东的制度安排。在既有法律规则下,无论何种授权经营体制,政府股东均可借由掌控外部董事掌握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治理权。基于更加宏观的法律机制视角,明确外部董事独立性的缺失肇因,为实现改革目标、迎合私法关系、移植淡马锡经验,有必要钩沉外部董事面向出资人代表机构的独立性需求,逐步明晰国有资产监管权力边界,并将降低改革的政治交易成本纳入考量,建基于此,进一步提出全面的修法建议,以破解外部董事的构成性迷思与建设性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