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咨询意见案法律争议与我国因应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不满全球气候治理成效,且受国内气候诉讼发展影响,一些国家推动国际司法机构就气候变化发表咨询意见。发表咨询意见以咨询管辖权为前提。条约没有明确赋予咨询管辖权时,国际司法机构依据部分国家间的国际协定确立其管辖权,缺乏国家同意基础。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切事项,涉及各方利益。咨询意见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存在规范上的外部性,对其他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义务产生影响。鉴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性和复杂性,咨询意见可能强化不同群体间的对立,阻碍全球气候行动。国际司法机构应审慎考虑发表咨询意见。我国应积极参与咨询程序,尝试在条约中限制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推动全球气候治理。

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劳动过程中的同意制造与日常反抗

研究对22位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进行参与观察和质性访谈,以詹姆斯·斯科特的反抗理论体系重新阐释其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机制与日常反抗路径。平台型媒体内容创作者通过合谋追求平台资本的“公开剧本”,遵从加速情感赋值的“赶工劳动”以及策略性默认“算法控制”的伪装正义,达成了劳动过程的“同意制造”,但这背后隐含其对收益追求和身心焦虑的反抗意蕴,具体体现为:“潜隐剧本”的伪装反抗,“自助游离”的行动反抗,“联合分享”的破界反抗三种日常反抗路径。重思斯科特的反抗理论可以发现内容创作者与底层弱者的日常反抗存有差异:内容创作者的生存伦理问题已从弱者反抗的普适性走向了灵活性;日常反抗从弱者的消极争斗转变为积极争斗;“剧本边界”破除需要从弱者的底层政治提升至平台的国家治理。内容创作者的“日常反抗”始终无法跳脱平台的“算法黑箱”和“围墙花园”,突显出国家治理互联网平台企业资本操纵行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南海仲裁案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研究评述

南海仲裁案裁决对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所作认定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本文评述2016年至2021年公开发表的涉及该问题评论的近20篇英文论文。过去五年间,学者们对仲裁庭就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所做裁决的几乎所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研究,特别是就争端方的同意、争端的识别和定性、仲裁庭管辖权的先决条件和例外等议题发表了诸多评论意见。一些学者赞同仲裁庭的做法,但多数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学者们所讨论的某些问题对仲裁庭管辖权的确立和行使是颠覆性的,且完全有能力剥夺仲裁庭所作两项裁决的效力。

“国家在场”视角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检视与路径探索

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牵涉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利益与权力关系。国家需要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冲突,整合个人信息保护实践。维护个人的知情同意规则、约束企业的隐私政策以及要求政府的行政规制这三种实践表明: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国家在场是一个既成事实。然而,国家在场的实践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内容上全面兼顾了个人权利、企业责任与政府义务,但各主体的履行实效欠佳,难以切实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形式上以规范信息处理者的活动为主,但规制策略的取向不明,难以恰当界定企业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关系。因此,信息时代国家的有效在场,需要重申人性尊严的基本理念,以维护个人的主体地位,也需要重述规制策略的主要共识,确立回应型规制,以妥善对待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

契约初始环境:自然状态与原初状态——洛克与罗尔斯之比较

洛克与罗尔斯同属契约论,罗尔斯排除了传统契约论的形而上学基础,因而称其为新契约论。任何契约都是自由选择一致同意的结果,选择环境是缔结契约的关键。洛克的自然状态、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分别是他们各自对契约初始环境的描述,二者都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选择环境;二是选择主体。但二者在对如何达成一致同意的论证上又有所不同。本文以自然状态与原初状态对比分析为案例,阐释罗尔斯对传统契约论的继承与发展,为我们理解社会契约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

智能化临床研究中美法规环境对比分析

智能化临床研究采用智能设备及远程通信技术,实现线上完成知情同意、试验药物直接送达患者家中、远程监查、试验数据实时上传,大大提高了临床试验的效率和质量。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响,我国药物临床试验智能化逐步提上进程,但与美国相比,相关法律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等还有待完善。本文从中美两国智能化临床研究相关法规研究角度出发,分析中美智能化临床研究的政策现状、差异及各自特点,对目前我国智能化临床研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建议,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智能化临床研究法规体系提供参考。

BBNJ国际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机制问题探析

目前关于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缔结一份有法律拘束力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BBNJ)国际协定的立法进程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如何设计争端解决程序已成为各国在谈判中争论的焦点。现有的关于争端解决机制的提案主要有六类。判定这些提案优劣至少可以有四大标准,即遵循国际法上的国家同意原则、确保解决争端的“成本效益性”、“不损害”现有的文书、框架和机构,以及保持相关国家之间利益的平衡。运用这些标准来对现有提案进行评析可以发现,现有提案中除了有关“技术性争端”和“临时措施”的争端解决机制基本符合研提的主要标准外,其他提案均面临一些法律障碍或挑战而有待进一步完善。建议对“零案文草案”第55条进行完善,一方面增加涉及“技术性争端”和“临时措施”的条款,另一方面通过限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的适用来更好地体现国家同意原则。

国际投资仲裁中国家反诉的仲裁同意问题

在投资仲裁庭确定对国家反诉的管辖权时,认定投资者对反诉作出的仲裁同意,不能仅仅以投资条约纳入ICSID或UNCITRAL仲裁规则为理由,而是必须依据条约自身的仲裁条款进行判定,特别是关于"争端"和适用法的规定。晚近仲裁实践和学者观点倾向于反对投资者单方面限缩仲裁同意范围的权利。司法经济的政策考量也有利于对国家反诉的管辖权认定。因此,如果国家希望确保其在投资仲裁中反诉的权利,应重点关注投资条约相关条款的设计。

脑外伤病人的临床伦理问题探讨

脑外伤病人占外科病人很大一部分比例,其治疗过程艰难而复杂,而且在治疗过程中涉及很多伦理学问题,值得探讨和研究。本文作者通过多年来诊治脑外伤病人的经验,从伦理学的角度对脑外伤治疗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更有利于保障患者和医务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减少医疗纠纷,摆正医生与患者位置关系,使脑外伤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

试论国际强行法对国家同意原则的冲击

国际法理论学说中,无论是自然法学派还是实在法学派均肯定了国家同意原则在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国家主权平等,国家同意原则构成了国际法体系的基石。但在国际法发展过程中,坚持国家同意原则对完善国际法体系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消极影响。在国家同意原则之外,非合意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弥补了国家同意原则的局限性,而实践中国际强行法对国家同意原则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有必要对国家同意原则之外的国际法规则进行完善,适应时代发展对国际法的要求。

从“查戈斯群岛咨询案”看国家主权权益的维护问题

"查戈斯群岛咨询案"再次展示了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和当事国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自由之间的张力。本文通过对当事国同意原则的法律渊源、该原则对维护国家主权权益的积极作用以及平衡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机构职权这三个角度进行分析,揭示了在咨询程序中坚持当事国同意原则的重要意义:考虑到咨询意见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现实影响力,以及避免诸如恶意利用法院权威、影响争端有效解决和破坏法院司法属性及公信力等问题,法院在咨询程序中仍需考虑适用同意原则,尊重当事国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自由。为避免被动陷入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维护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程序性权利,主权国家有必要更积极地考虑如何避免联合国大会做出向国际法院提出咨询请求的决议。

论条约演化解释对国家同意原则的冲击

条约的演化解释会引起条约语义变化,导致条约权利和义务的变动,对传统的国家同意原则造成冲击。具体表现在,对缔约时的原初意图进行演化解释,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解释要素掩盖演化解释中的语义变动,非缔约国要素对嗣后行为逐渐产生影响。演化解释冲击国家同意原则,其内在机理包括心理因素、实践因素和机制因素。演化解释一定程度上可推进条约体系的自动更新,符合国际秩序自动微调的现实需要,逐渐发展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通则中,时间要素被强化的一项细化解释方法,但也可能冲击甚至突破国家同意原则。中国需要及时把握条约演化解释的发展规律和深远影响并及时作出因应。

主权与职权之争——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与当事国同意原则关系的争议与解决

“查戈斯群岛咨询案”再一次引发了各界对咨询管辖权与当事国同意原则关系的关注。在这一问题上，国际法院与当事国持不同态度，对当事国同意原则是否可以适用存在争议。这一争议的存在不利于咨询制度发挥作用，应探寻其存在的真正原因并解决争议。当事国同意原则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而国际法院虽然否认当事国同意对咨询管辖权的影响，但也为该原则的适用留下了空间。在双方对当事国同意原则的支持与反对背后，存在着国际法院寻求发挥作用与国家寻求维护主权的矛盾。解决争议要以解决矛盾为中心，协调双方的意愿，因此不能单一地支持或反对当事国同意原则。参照实践，可以采取将国家参与咨询程序的习惯制度化，并分情况适用当事国同意原则的方式，解决双方间的争议，促进咨询制度乃至国际法治的发展。

知情同意签字对冠状动脉造影患者焦虑情绪的影响

目的 研究知情同意签字对冠状动脉造影患者焦虑情绪的影响。方法 5 8例随机化分为不提及详细并发症知情同意签字的A组 (30例 )和提及详细并发症的B组 (2 8例 )。在知情同意签字前 (1期 )、签字后 (2期 )和造影结束并告知检查结果后 (3期 ) ,用Spielberger焦虑状态 特征自评量表测定患者的焦虑情绪程度。结果 A、B两组患者在签字后焦虑状态计分均明显下降 ,分别由 34 .3± 9.0降至 32 .2± 8.5 (P <0 .0 5 )和 35 .2± 10 .1降至 32 .7± 10 .1(P <0 .0 5 ) ,焦虑特征计分无相似变化。两组间焦虑状态与焦虑特征计分在各期中差异均无显著性。造影后冠状动脉正常组 (17例 )焦虑状态计分由 1期的 34 .6± 8.2降至 2 5 .1± 5 .7(P <0 .0 1) ,焦虑特征计分也由 36 .5± 10 .3降至 31.2± 6 .7(P <0 .0 1)。冠状动脉病变组 (37例 )造影后焦虑状态与焦虑特征计分则无相似改变。结论 知情同意签字能使冠状动脉造影患者焦虑情绪减轻 ,恰当方式提及详细的并发症风险并不增加患者的焦虑情绪。

当代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碰撞及其发展前景

单边主义或多边主义是对国家行为的描述,判断的标准是其是否遵循现有的多边规则。现有多边规则建立在国家主权平等基础之上,基于国家同意准则形成和发展,主要大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实践表明,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引发了规则与利益的失衡。一般而言,政府对其国民负责的国家观和国际现实,决定了国家利益成为国家行为的出发点。某些大国为其利益可能违反现有多边规则,采取单边措施。美国政府近期公然违反WTO规则,对中国和其他WTO成员采取单边措施,即为明证。长远看来,由于国家利益驱动,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碰撞是必然的,也是常态;规则的静态性和利益的动态性也催生了新规则的产生。认清此发展规律,秉持'国际法治'的愿景,多边体制广大成员理应坚持、维护和发展多边规则,坚决反对个别或少数成员以'实力'为基础的单边主义行为,以维护'规则取向'的多边体制。

中国关于国际海洋争端解决的政策与实践

坚持国家同意原则的基础性和谈判协商的优先性,以及在同意的前提下对第三方程序的开放性,是中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鲜明地体现于中国处理与海上邻国之间的岛礁主权和海洋划界等问题上。中国坚持以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为依据,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善意使用争端解决方式和机制,致力于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与邻国的海洋划界争端,致力于在最后界限划定前“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基于这一立场,通过谈判协商取得了中越北部湾划界的实践成果,并与多个国家建立了双边海上磋商机制,探讨在渔业、油气等领域的共同开发。中国的政策和实践丰富了《公约》争端解决的国家实践,为和平解决海洋争端作出了贡献,但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遭遇到菲律宾单方面所提“南海仲裁案”的挑战。近年来,中国更为强调国家同意原则的重要性,强调《公约》并非唯一的海洋争端解决依据。将来,中国可以通过政策宣示充分肯定谈判协商与强制程序二者关系的多样性,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促进海洋争端的和平解决。

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反请求规则适用问题

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中出现的东道国反请求案件,实际上反映了ISDS机制中存在偏向投资者与争议双方利益失衡问题。东道国在投资仲裁中的反请求权,不仅体现了程序公平与利益平衡原则,也起到制约投资者滥诉行为的作用。实践中,仲裁庭对反请求管辖权及可受理性的判断认定过于严苛,使东道国反请求难以得到支持。对反请求的管辖权与可受理性问题,仲裁庭也面临反请求规则的适用标准如何确定以及ICSID公约与投资条约的适用关系如何处理的难题。同时,合同反请求与条约本请求的关系与影响,也是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反请求规则适用问题是从公约标准、条约规定、东道国法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分析,以确定三者的适用关系。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反请求管辖中的"双方同意"与"关联性"要求,二是事实关联性与法律关联性的关系分析。在关联性要求方面,反请求可能因不符法律关联性要求而被驳回,除非东道国能证明其所依据国内法规定与投资条约内容有实质关联。投资合同义务与投资条约义务之间关系足以构成反请求的事实关联性,而法律关联性应当结合事实关联性加以判断而非独立的必备条件。

国家同意原则对国际法院行使咨询管辖权的限制--兼论“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案”的管辖权问题

规定联合国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的《国际法院规约》第65条并没有明确要求取得争端相关国家的同意,这与诉讼管辖权存在不同。但实践中存在滥用法院咨询管辖权规避国家同意原则,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可能性。争端相关国家的同意不会影响法院咨询管辖权的确立,但会影响法院决定是否应当发表咨询意见的自由裁量权。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法院会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争端的起源和范围,发表咨询意见是否会影响到当事方的立场以及咨询意见的法律效力等。已有的实践表明,法院更强调对联合国活动的参与,否认相关国家的立场能够阻止其发表咨询意见。因此,法院很可能会坚持对"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案"行使管辖权,但该案的特殊事实需要法院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

国际法上“货币黄金案原则”的再审视:法理演进和实践挑战——兼评“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

随着国际社会日益形成命运共同体,国家间双边争端的多边化趋势明显增强,"货币黄金案原则"的法理及其适用反映了这一趋势。是否适用"货币黄金案原则"应考虑的因素有:第三方的法律利益是否构成现有案件争端的主题事项,并且处理该主题事项的管辖权是否获得第三方的同意;处理第三方的权利和利益是否构成决定审理案件当事方争端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如果存在关于当事方或第三方的法律决定,那么这些决定是否构成足以排除"货币黄金案原则"适用的"赋予条件"。在"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中,尽管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没有适用该原则,但本案理应符合"货币黄金案原则"的适用条件排除特别分庭的管辖权。该原则在目前的国际法研究中依然具有现实价值和意义。

武装冲突中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同意问题:解释争议、发展动向及其启示

国家同意是人道主义援助国际法律制度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对武装冲突中人道主义援助国家同意问题的讨论,从实证角度包括相关规则的解释争议、发展动向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等方面。无论武装冲突的性质为何,人道主义援助的开展应当获得有关国家的同意。除占领情形外,有关国家不负有同意援助的一般性义务。近年来,武装冲突中人道主义援助国家同意问题的发展动向总体上是在保护受援国主权与保障平民居民生存需求之间寻求平衡,而在具体层面上表现为在肯定国家同意必要性的同时,对国家拒绝援助的权利施加限制,以及安理会采取更多具有强制性的措施开展援助。基于此,中国可从维护主权和国家同意在这一法律制度中地位的角度,就自身有关立场开展兼顾主权和人道精神的阐释,并加强国内立法建设和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