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股东出资、保本投资与配套制度

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土地经营权入股公司应定性为股东出资行为,以公司法为基础,完善股东出资、法人运行与配套措施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股东出资方面,应限定出资标的物范围,完善农村土地价值评估机制。在法人运行方面,为农民股东优先配置可转换的、可累积的及可参与嗣后分配的优先股以基本实现其“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目的;为农民股东配置优先股赎回权、清算优先权与股份回购保险以基本实现“保本退出”目的。在配套措施方面,国家应灵活运用宏观调控措施以改善农业弱质性问题,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破除农民失地失业困境。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影响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吗?

以2008—2020年国有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手工收集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数据构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指标,分析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呈倒U型关系。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是股权层面的混合,更要考虑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比例的合理安排,才能更好地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高金字塔层级组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国有企业中的上述关系更为明显。该结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推动非国有资本融入内部治理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会影响国有企业分红水平吗?

现金分红是回报投资者的重要方式,对于构建高效有序的资本市场至关重要。混合所有制改革后,非国有股东进驻国有企业并取得董事会权力有助于改善治理行为,这能否提升国有企业的现金分红水平呢?基于上述问题,将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国有企业分红纳入同一解释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取得能够显著提升分红水平;当派出超额董事时,分红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机制分析表明,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减轻国有企业政策负担和降低代理成本得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结果在地方国有企业和实际控制人权力较大的条件下更为显著。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

文章基于2008-2021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够显著提升国企数字化转型水平,且主要通过增强创新能力、促进股权激励与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来实现;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关系在地方性国企、竞争性行业以及分析师关注程度较高的国企中更为显著;扩展性分析发现,当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时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效应凸显。文章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的研究,同时为国企提高数字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提升MD&A信息含量吗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以完善公司治理和市场化运营成为重要议题。现有关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研究大多关注经营与投资决策,鲜有涉及MD&A信息含量的相关探讨,因此,本文以2013—2021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MD&A信息含量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显著提升MD&A信息含量;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的作用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主要通过提供增量信息与发挥监督效应的渠道提升MD&A信息含量;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信息含量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与外部投资者信心。研究结论为有效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资本参与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

国有资本参股能抑制民营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吗?

从稳定资本市场的角度分析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可以显著提高其会计信息透明度,降低民营股东的风险承担意愿,进而降低其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东的参股比例和委派“董监高”的比例越高,民营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越低。这说明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进行“逆向混改”,可以促使资源朝向更有经营效率的企业流动,提升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

控股股东董事会改革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的证据

中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长期高于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降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内容,需要强化控股股东这一关键少数的治理。本文以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为准自然实验,尝试打开控股股东治理结构的黑箱,通过构建多时点DID模型研究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能够显著抑制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负债水平。机制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降低了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硬化了预算约束、提升了内部控制水平和内源融资能力,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过度负债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对上市公司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会受到规范董事会外部董事比重、央企集团所有者缺位程度以及央企集团对上市公司管控力度的影响。本文基于控股股东董事会的视角回答了控股股东治理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上市公司治理效果的问题,对国有企业改革、董事会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亦有所贡献。

国有非控股股东对民营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

根据创造共享价值理论中企业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内涵,将国有非控股股东增强民营企业终极控制人的经济价值创造效用、社会价值创造努力以及资源掏空成本,引入终极控制人最优效用函数,并通过实证分析检验理论假设,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更加有效发挥国有股权积极作用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理论推导与实证结果表明:国有股东委派能够增强终极控制人对目标公司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提升作用,不能起到协同抑制目标公司资源掏空的作用,而国有持股仅对终极控制人提升公司社会价值的努力具有促进作用;国有股东委派能够直接提升目标公司的经济价值,并减少目标公司资源被掏空,但国有持股不能产生直接影响,且国有股东在提升企业社会价值方面还需加强。

共同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国有企业与市场集中度的双重调节效应

企业间共同股东形成关联的现象目前已十分常见,特别是作为重要创新主体的国有企业在混改政策实施后,各类股东交叉持股现象不断涌现,但共同股东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尚不明晰。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共同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股东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且对集中度较高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创新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共同股东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的研发创新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企业独立和联合创新行为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在制度层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为共同股东的发展提供相适应的治理环境;继续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国有企业引入更多外部多元资本;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科技创新战略合作,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战略激进度、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

本文利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2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战略激进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战略越激进,越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价值。此外,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调节战略激进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而国有股东参股在战略激进度与企业价值这一关系中呈负向调节作用。在更换核心变量度量方法、更换回归模型以及将变量滞后处理之后,以上结论依然稳健可靠。异质性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在非国有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中,战略激进度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为企业塑造新型战略认知、推进数字化转型、助力价值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国有股东能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吗?

以我国沪深A股2011—202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国有股东对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股东能够促进参股民营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机制与路径分析表明,提升社会地位、加强员工权益保护、增强研发意愿是国有股东改善参股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国有股东通过挤出低学历及生产人员而优化参股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国有参股股东的人力资本效应;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国有股东对人力资本结构的积极影响不仅在经营业绩上“做大蛋糕”,而且在要素收入分配中“分好蛋糕”而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人力资本升级方面的文献,又为民营企业利用国有资本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供借鉴。

非国有股东治理、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

基于2011—2021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和绿色金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进一步强化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股东参与度高、有机构投资者参与以及中央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且绿色金融的调节效应也得到强化;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通过治理效应、绿色创新效应和市场信号效应等途径提高企业ESG表现。研究对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利用2008—2022年上市国有公司A股数据,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并深入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以及异质性。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进一步研究机制作用发现,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升信息透明度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管理层权力较低的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更能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有力证据,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民营资本引入与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来自国有控股资本保值增值视角的证据

本文实证考察了国有企业中引入民营资本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控股资本保值增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资本引入能够显著增加国有控股资本保值增值率,因而已经完成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国有资本做大的目的。在机制路径上,推动国有企业资本经营管理效率的提升从而做强做优国有资本,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国有控股资本保值增值率的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资本监管体制改革、新一轮改革政策引导是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经济效益的配套条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论与实务界厘清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认识,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提供理论依据。

“国家队”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质生产力视角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夯实基础的关键,其实现依赖于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2015年股市动荡期间委以救市重任的“国家队”当前仍活跃于资本市场,并从市场外部监督者转变为内部治理者。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家队”持股的微观治理作用。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表明,“国家队”持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差异化战略和抑制管理层短视来实现。调节效应显示,政府补助能够与“国家队”持股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互补效应,但当企业利润不稳定时,“国家队”持股的促进作用被削弱。异质性分析显示,“国家队”持股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地存在于较大规模的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政府要发挥好主体作用,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发展中小规模企业;“国家队”要积极引入新质生产力,加快企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企业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战略布局和总体布局,坚持战略决策与全要素发展并驾齐驱,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资本配置的视角

如何激发资本活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助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议题。本文深入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委派均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程度,并且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效果在低竞争性行业的提升空间更强;(2)从资本要素配置“速度-效率”的视角分析,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委派不仅显著促进资本要素流向更高效率的经营活动,同时也显著加快国有企业向最优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泉;(3)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央层级、管理层权力较小、引入民营资本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资本要素配置、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创新:倒U型关系及其形成机理检验

提升国有企业创新水平对于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以中国A股2008—202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代理问题和内部控制在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国有企业创新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且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代理问题之间存在U型关系,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商业类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管可以有效提升国有企业创新水平。

“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党建入章”数据库,检验“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研究发现:(1)“党建入章”能够提高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2)当国有股东参与治理程度较低时,“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促进作用更突出;(3)在企业家为非党员、不具备从军经历以及非国企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中,“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促进作用更突出;(4)在外部监督机制较弱的情况下,“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促进作用更突出。

国有资本参股如何影响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本文从投融资期限结构视角探究国有资本参股的边际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不同国有参股主体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发挥监督效应、资源效应以及拉动效应等多重路径抑制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改善作用在出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资金缺口较大、资金需求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拓展和深化了“逆向混改”的研究外延,为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

非国有股东能否促进国企数字化转型?

混合所有制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前数字化转型也具有重要影响。以2007—2021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非国有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对国企数字化转型并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只有当非国有股东参与高层治理才能有效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机制分析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高层治理能够抑制非效率投资、发挥资源优势,进而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在投资者互动水平更高、行业竞争程度高、地方国企中发挥的促进效应更明显;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后国有企业的长期绩效得到有效提升。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混改背景下非国有股东治理在国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促进国企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