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解放批判及其对人的解放逻辑进路的开解——基于《论犹太人问题》的文本考察

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基本观点的过程中阐释了政治解放批判思想。在肯定鲍威尔宗教批判合理性的基础上,马克思将犹太人解放问题转化为世俗问题,展开政治解放批判。马克思认为,宗教在完成了的政治国家仍是富有生命力的存在,这恰恰蕴含着政治解放的必然限度。政治解放必然导致个体异化和国家异化,必然要经由市民社会批判,使得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

“政教分离”制度下自民党与统一教的“利益输送”

实行“政教分离”的日本,政党政治与宗教团体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宪法规定了宗教不能干预国家政权的行政事务,但宗教团体参与社会政治的权利和自由并未被剥夺,由此产生政党与宗教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问题。当宗教团体支持的政党执政后,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宗教团体提供特殊的政治保护。自民党与统一教正是通过相互“利益输送”连接起来的,自民党是统一教在政权领域的利益代表者和实现者,统一教则是自民党赢得政治权力所需要的社会支持者和财力后援,自民党议员利用政治权力,给予统一教政治和行政上的关照,以换取长期执政所需的“金钱”与“选票”,这明显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倍遇刺使得自民党与统一教的“金权政治”交易大白于世,亦反映出日本政坛背离“政教分离”原则的政治腐败根深蒂固。

金元全真教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

政治认同问题是政教关系的重要一面。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是在金元王朝政教生态语境中循序展开的,呈现出理论性(遵国法、尚王道的论说)与实践性(以教辅政的政治支持行为)、动态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特征。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敬而远之、古朴清修(1159—1183),尊王讲道、赢得信任(1184—1219),以汉接蒙、体道辅政(1220—1256),主动臣服、依附发展(1256—1368)。特别是大蒙古国时期,全真教变被动臣服为主动构建,推动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有机结合的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政制建设。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是长期以来中国大一统历史语境下佛道佐国扶命、崇尚王道传统的赓续。在金元少数民族政治语境下,全真教成为以忠孝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因的重要传承者。全真教的政治认同与金元统治者对它的认可是一个有机互动的过程。以“王律”统合“道律”是全真教成功发迹并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论大川周明的思想核心及其实质——从宗教观到政治思想

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在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源于宗教认识,由此波及他对政治的认识;大川关心的不是既成的宗教或宗派,而是一切信仰根源的感情或精神的存在方式;“道义国家”思想是其“国家革新”运动和亚细亚主义共同的原理论。他通过对东方传统思想的阐释,提出“道义国家”思想,以此作为自己的国家哲学。大川周明以“道义国家”思想阐明日本文明的原理在于天皇中心主义的“道义”精神,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来源于与日本天皇崇拜的“道义”精神不相容的西方化,他的宗教论最终成为作为宗教的天皇制强有力的补充。大川周明政治思想的一大特征在于道义性,他以“道义国家”思想表述亚细亚主义,打着恢复亚洲传统思想、建立道义共同体、实现“仁”的旗号,支持对外侵略战争,最终背离了正义。

宗教与古希腊人的政治生活

主要从神话和仪式两个方面,探讨了古希腊宗教的重要政治影响及其原因。文章指出,神话作为古希腊世界通行的话语,在城邦发展的过程中,被人们不断地改造和重塑,以满足政治现实的需要;它在增强民族和城邦社会的凝聚力、进行政治宣传和维护父权制社会的性别制度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祭祀仪式作为古希腊人广泛参与的宗教实践活动,参与了公民身份的建构过程,强化着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传承着城邦与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之所以处处渗透到古希腊人的政治生活中,是由城邦的公民和祭祀团体的特征以及当时人们的思维传统所决定的。

国家规制与宗教组织的发展 中国佛教的政教关系史的制度分析

政教关系是中国宗教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佛教史的内容,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梳理了围绕着佛教僧团制度建设与组织发展的有关问题,藉由僧团戒律与度牒制度之间的某种对立与比较,认为戒律作为一种组织和认同机制,体现了僧团自治的努力;通过对中华帝国的传统的宗教治理策略之一的度牒制的原由、作用及本质的分析,认为这一规制措施在本质上体现了政治凌驾于宗教之上的权威地位,但却在实施过程中成为寻租和逐利的工具。通过历史经验的比较,认为宗教组织的纪律、原则等有可能成为社会组织化的机制,指出政教关系的基点在于宗教组织的自治特性与能力,这应当成为国家的宗教治理的前提。

上帝——体悟美国文化的钥匙

要理解美国文化 ,首先要了解上帝在多数美国人心目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从精神世界角度看 ,上帝是美国民族的精神食粮 ;从道德标准角度看 ,上帝是美国民族的价值尺度 ;从理性追求角度看 ,上帝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保护神 ;从哲学伦理角度看 ,上帝是美国实用主义的精神基础 ;从国家体制角度看 ,上帝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道德屏障 ;从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角度看 ,上帝是美国民族主义的力量源泉。造就和支撑美国文明的精神力量就是上帝。上帝是美国文明大厦的精神支柱 ,美国民族不可动摇的信仰。

宗教、国家与公民宗教——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孔教设想与孔教会实践

康有为在清末民初提出了要将孔教立为国教的设想。然而,仔细研读康有为的相关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对于"宗教"、"国教"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对于宗教,康有为是从"教化"的意义将儒家定义为宗教,从而强调儒家的为善去恶的功能。对于"国教",康有为是从保存中国的文化和风俗的角度来理解的,着重于塑造国民的国家意识以增强凝聚力,在这个意义上看,康有为的国教论说更接近于贝拉所提出的"公民宗教"。

近代中国转型时代“政教关系”问题——以反思康有为“孔教”运动为核心

近年来,"政教"问题成了学界的一个热点,引人深思。在近代中国的"转型时代",孔教运动的赞同者和反对者都面临一个问题:究竟应当如何处理政教问题以重建中国政教秩序?依西学,"政教"系指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历史上有"合一"或"分离"等各种政教形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教是指儒家教化系统而非严格宗教,因而英文Caesaropapism(意谓"凯撒与教皇的合一")所表达的"政教合一"并不能照搬过来置入中国语境。张灏认为朱子晚年思想发生了由政教二元向一元的转化,并断定朱子所追求的是三代社会政教合一的理想形态。这个判断似有文本解读的失误。在汉代以降的中国历史上,明确主张回归"政教合一"则非章学诚莫属,只是在当时乏人响应,到了晚清却时来运转,政教问题急速升温。戊戌变法之际便提出孔教主张的康有为在政教问题上却持"政教分离,双轮并驰"的立场,表明其孔教主张并不是要回到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但是立孔教为"国教"的运动显然表明康氏旨在将儒教向国家宗教的方向扭转,其结果必带来文化专制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在帝制已然崩塌的背景下,欲变世俗儒教为国家宗教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了。

儒学、孔教与国教——论康有为保存与重建儒学的努力

清末戊戌间,康有为欲变法以救中国,然而。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使儒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康有为借鉴了基督教等宗教的某些理论与仪式,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将儒学建立为宗教。康有为的这种努力不仅是出于变法的需要而保全儒学,而且,他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阐释,使儒学能够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普遍的作用,甚至能够融摄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然而,康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儒学承担政治功能的一线希望亦最终破灭,其旧有的制度基础亦不复存在。文章主要论述了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种种意图和实践活动,以及儒学在现代社会重建的可能性,包括其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国家在场与民族社区宗教正功能的生成--以贵州青岩为例

民族社区通常被视为一种宗教场域,国家通过直接参与宗教活动或展现象征符号的形式来表达自身的在场,体现国家在宗教活动的属性、内容、仪式和关系等方面的存在。本文以贵州青岩为个案,阐释国家在场对民族社区宗教活动具有的重要影响,即国家通过自我规定和制度安排,以及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等方式来实现民族社区宗教活动正功能的生成与建构,从而形成一种稳定、有序、和谐的民族宗教关系。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论汉代国家宗教中的君权与神权

汉代的国家宗教,是通过对由来已久的宗法性传统宗教进行儒学化改造而建立起来的。所谓儒学化改造,大致包括对儒家经典的吸收、置立五经博士、重建国家祀典等方面。这些改造虽然是儒学化的,但值得注意的则是渗透在其中的君权力量,君权在其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坚持政教分离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西藏的政教分离是民主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20世纪中叶西藏社会发生的一次历史性进步。西藏的社会生产力由此得到解放,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的实行也由此具备了条件。民主改革以来,藏传佛教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僧人不能与达赖集团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等等。正确认识和有针对性地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坚持政教分离,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董仲舒给儒家的定位:宗教还是神学

确定董仲舒历史地位的前提之一是确定儒家是否宗教,而这有待辨明宗教概念。依方法论,现在流行的宗教概念在建类之始就有误——以基督教为典型。以这样的宗教概念看古代中国社会,自古及今一直存在的国家宗教成了"无宗教",如若有宗教则以"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儒家当之。其实,祭天祭祖等重大宗教活动,都由国家举办,都属国家事务,证明古代中国社会有宗教;宗教活动是治国活动,主体是国家,不是儒家。秦汉时期的社会整合要求宗教整合。作为国家宗教教主的汉武帝向儒家寻求理论支持,求教于董仲舒。道家主张天地不仁、圣人不仁;儒家主张天道为仁。董仲舒坚守儒家立场,确认天地大道一阴一阳,阳者天德,阴者天刑,阳顺阴逆,德主刑辅,为君王行仁政奠定理论根据。当时的宗教整合已完成天与五帝的神祇体系,董仲舒吸收、综合各家学说,以"天不变道亦不变"论断,论证三代改制不变道,确立了天高于五帝之原理。以五行失序、相干与君王失德之间的关联,以及天象示警,系统化天人感应理论——既然君权天授,治国理政就必须理解天意、遵奉天道;以宗教思想制约帝王,防止其滥用权力。董仲舒提供的儒学宗教性显著,但本身不是宗教,而是神学。或者,把儒者比作犹太教的拉比,更为接近。

试析蒙古政教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蒙古的政教关系以 1 989年底开始的“民主改革”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从 1 92 1年人民革命胜利以来 ,蒙古的政教关系经历了由相互协作、利用到相互排斥、敌视的几个阶段 ,此后 ,以政压教的关系一直持续到 2 0世纪80年代末期。 1 990年之后 ,随着蒙古国内“民主改革”的发展 ,政府对宗教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政教关系依法得到健康发展。但政教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是国家如何处理与佛教的传统关系的问题 ;二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 ;三是如何协调各宗教间的关系问题。随着蒙古国内传统宗教的恢复发展和非传统宗教的壮大 ,政教关系更趋复杂化。

第三波之后的民主“困惑”

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之后,世界产生了与西方乐观预测相反的乱象。南北差距,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乃至宗教极端主义的泛起,都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变数。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的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和贫困问题的蔓延、后发国家国体和政体的差别,导致后发的民主政体充满差异。民主化需要政治稳定和一种理性化的社会土壤,没有了政治稳定,所谓的民主只能是空谈。而这种理性化社会土壤形成的标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政治一体化的程度。政治一体化意味着政治不以种族、宗教、阶级、文化或领土界限截然分开。没有这样一个前提,民主化只能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动乱。

西方霸道政治的历史由来及实践逻辑

古希腊罗马帝国的起承转合奠定了西方霸道政治的历史基因,两希文明碰撞与融合锻造出的独一真神为西方霸道政治提供了精神支柱,这两种基因构序形成的双螺旋结构激发了西方近现代霸道政治的澎湃激荡。霸道政治的实践逻辑最早表现为罗马教皇对基督徒灵与肉的高度管控,随后在政教二元对峙中教权盛极而衰,王权借助民族国家力量掀起此起彼伏的帝国争霸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衍生出美苏冷战时期的各种霸道行径,今天则只剩下美帝在国际舞台上挥舞大棒的独角兽演出。

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儒家视角的观照与反思

现代国家形态的建构是一个具有某种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一个在满清帝国基础上重建的现代国家,中国的国家建构更是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应该承认,我们仍然处在这一艰难的建构过程中。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中国这一概念和实体的文化政治内涵及其历史演进作一宏观观照,可以唤起和促进人们对这一问题之重要性体认和把握。以此为宗旨,文章对当代思想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思维特征和价值诉求进行了简单分析,对儒家思想本身及其与现代社会的连接方式文章也有所论及并提出了自己公民宗教论的思路。

晚唐两宋龙虎山天师道研究——以龙虎山天师世系为中心

本文试图利用较为全面的史料,即使用官修及私修史书、笔记、文集等各种文献资料,与道书记载相互考证,以梳理晚唐两宋时期龙虎山天师道的发展脉落。全文以龙虎山天师世系为中心,围绕龙虎山天师道的起源;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是否受封"真静先生";二十六代天师张嗣宗与龙虎山天师道的一度中衰;北宋天师谱系的混乱及其原因;"虚静先生"封号是否世袭;南宋龙虎山天师道的统领"三山符箓"及三十五代天师张可大的作用等几个重要问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