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翻译实践先锋探索

国家翻译实践是个人或机构为实现国家利益所开展的翻译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译者群体便是其真实写照。回顾历史,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以国家名义开展翻译实践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坚持“译行合一”,即自建党起,陈独秀和李大钊领导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接受、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挽救民族危机。这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译行合一”可成为译学领域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与建构的先导与示范,彰显党员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模范作用。

国家翻译学应用研究十题

国家翻译学是超学科综合性应用型研究,逻辑起点是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任务是揭示国家翻译实践的本质规律,探索国家翻译实践的有效路径,最终落实到应用层面,是服务国家治理的战略需求。国家翻译学研究架构包含理论和应用研究两大面向。应用研究体现国家翻译学关怀现实、服务国家战略的价值追求。目前国家翻译学已基于国家翻译实践现实场景和未来发展态势,沿循“国家翻译+”知识生产路径,形成宏观、中观、微观三位一体的应用研究层次,产出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本文结合国家翻译学研究现状和新时代国家翻译实践的现实需求与发展趋势,围绕国家翻译学应用研究本体、国家翻译治理和国家翻译价值问题,提出十个研究议题,旨在推动国家翻译研究的应用研究体系建设。

译者行为批评的国家视点

“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的提出为译者行为批评提供了“国家”视点。国家翻译实践是一国翻译实践史之主流,因此有必要从国家视点出发,对译者行为进行考察。本文通过对翻译史上玄奘译经等翻译实践的再检视发现,翻译可以上升为“国家行为”,既是语际实践,也是话语实践和政治实践。国家视点的译者主体可扩展为“国家—机构—译者共同体—个体译者”多位一体,译者属性与类型呈现出三维特征。国家视点的译者行为是以国家利益和国家价值的实现为导向的行为,个体译者行为与译者共同体行为的互动关系体现了“国家—共同体—个体译者”意志体间的密切联系。在文本、语言、行为和社会之外,引入国家视点,构建“语言—社会—国家”三维一体的译者行为批评模式,可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和译者行为批评带来新启发,更好地实现国家翻译实践理论的批评功能。

永乐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研究

国家翻译实践是中国古代皇帝建立和巩固朝贡体系下多方交流的重要方式。明代永乐时期朝贡体系背景下国家主体发起、赞助并管理翻译实践服务明廷出使、接待来贡事务。本研究梳理永乐时期朝贡体系下的国家翻译实践内容,探讨其实施路径与治理之用。永乐时期国家层面的翻译实践作为维系朝贡体系、助力明廷对内治理与对外交往的关键措施,其实践内容、实施路径与治理效应可为当代国家翻译实践提供事实参考与经验总结。

晚清国家翻译的海外实践——以“法政丛编”编译为例

晚清留日学生组织湖北法政编辑社编译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套大型法政丛书——“法政丛编”。本文基于国家翻译理论,对“法政丛编”的编译动因、文本特点和实践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法政丛编”编译受晚清改良法律、营办新学、奖励游学等因素的驱动,呈现出翻译环境优越、译者资源集聚、语言文化邻近等特征,但同时也存在翻译组织具有临时性、管理体系较为松散、资源配备有限等局限性。“法政丛编”丰富了我国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对之加以深入探究有助于推动新时代国家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体系建构

从理论基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3个方面构建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体系。分析并阐述了机构翻译学说的分类观、本质观、决定因素、存在特征和国家翻译实践的自发、自利、自主特征、主体观、文化政治观等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兼顾翻译过程的整体性与分对象的关联度,具体分为主体与过程、传播与影响、模式与话语、规范与制度、风险与安全5个类别;研究方法主要为话语分析、外交学和民族志学。此研究体系尚属初步建构,未来还需在案例资源拓展、相关理论深挖和研究路径探索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清前期国家翻译实践概略

国家翻译实践是使命型的翻译活动,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治理目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无不通过国家翻译构建政治文化认同,融入中华文明。明清鼎革之后,清廷面临着统治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朝统治者发起大规模的国家翻译实践,以构建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本研究考察清前期四朝的国内语际型国家翻译实践活动,发现其对于清廷维护政治稳定,推动民族融合,确立政权合法性,构建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国”认同,具有积极作用。

作好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助力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任东升教授专访

作为特殊的语言功能规划,翻译规划是国家翻译政策制定、调整和实施的系统性工程,直接关系到国家语言能力特别是国家话语能力的提升。国家翻译实践是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环节,国家翻译实践的有效实施有赖于科学合理的国家翻译实践规划。本文就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提升等问题,对任东升教授作了专访,以期能够增进读者对国家翻译实践规划和国家翻译实践的了解,为国家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翻译与治理:贞观时期的国家翻译实践

国家翻译实践古已有之,其表现形态、实施模式和治理之用在不同政治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唐代的译史、译述、译论表明,贞观时期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对内、对外翻译事件体现出国家翻译实践特征,国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通过翻译机构国家化、资源配备集约化、翻译流程协同化、译者身份制度化、翻译产品经典化五种手段,把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发挥其维护皇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国家形象的治理功能。贞观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这一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特征和功能进行考察,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制度化翻译与翻译治理的形态和模式,可为当今国家实施翻译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案。

关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几点思考

近十年来,围绕“国家翻译实践”这一中国本土原创性译学概念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反响,开始引起国外学者关注。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历经概念化、理论化两个发展阶段,步入学科化发展轨道,有望促进译学知识生产和话语创新,为翻译学中国学派的构建与发展做出贡献。站在学科化发展新起点上,本文在回望国家翻译实践研究演进历程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其学科归属,辨正相关概念,展望发展趋势,指出以“融西立中”为指针的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路径。

国家翻译实践三维性初探:基于《我的父亲邓小平》翻译的考察

两卷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战争年代》1993年甫一出版,作者邓榕就委托10位中国译者完成英文翻译,英文版先后由美国的基础图书出版社和国内的外文出版社推出;下卷《“文革”岁月》于2000年问世,委托沙博理一人完成翻译,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鉴于《我的父亲邓小平》具备国家文本特征且其外文出版社译本曾作为国家赠礼的事实,本文以国家文本、国家名义、国家利益为参照,分析该书英译过程表征的国家翻译实践三维性,进而推导出基于该三维性的不同组合模式,以识解国家翻译实践的实现路径和操作模式,为国家翻译实践理论提供实证。

国家翻译实践视阈下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再考察

国家翻译实践是国家意志外显为国家话语行为的实现形式。文章引入“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视阈,从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必要性、翻译主体、实践属性与制度化沿革等方面对延安翻译活动作再考察,探寻在其中萌生发展的国家翻译实践形式,发现延安翻译活动的主体是“高-中-低”三位一体的延安政权、翻译机构与个体译者的复合体,其翻译活动表现了延安政权抗日救国的意志,在思想政治与意识形态、军事作战、内外宣传、军事外交与统一战线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国家翻译实践的视阈下再考察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可为展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拓展中国话语空间以及建构中国国家话语体系提供借鉴。

国家翻译实践的对外译介主体行为研究:特征与模式

“国家翻译实践”已成为具备中国本土特色的原创性译学话语之一。通过对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这就是中国:中国日常文化”的梳理,发现国家翻译实践的对外译介主体可以通过坚持弱政治化的行动准则、选择符合本国价值观的文本题材以及采取中国特色的本地化翻译策略等,扩大对外文化贸易范围,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该项目在精神文化层面“以我为主”、在语言文字层面“兼顾他人”的译介模式对于当今中华文化“走出去”与“走进去”,尤其是自塑中国形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近20年来我国国家政治话语翻译实践中态度语义的变化

政治话语翻译是国家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政治话语翻译进行历时描写有助于我们从多个维度认识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进而为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供参考与借鉴。本文考察了21世纪以来不同阶段的5份全国党代会文件翻译中表达国家情感、态度和立场的态度资源。研究结果显示,在国家翻译实践“忠实观”和传统“忠实观”的双重要求下,意义对等一直是首选的翻译策略;而随着时间的推进,为了更好地塑造国家形象和提升对外传播能力,非对等翻译的案例增多,改变态度资源语义的情况愈加频繁,其中意义减弱比意义增强更为常见。

林则徐翻译实践的国家性及其成因探究

林则徐组织的翻译活动有别于日常翻译活动。他的翻译实践是国家禁烟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翻译过程中,他遵循了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翻译选材原则,组织翻译西方报刊、文化和地理资料,以开阔国人眼界;组织翻译军事资料,以提高国家实力;组织翻译法律资料,以维护国家利益。他选择的翻译策略同样出于维护国家意志的现实需求——译文调整体现国家中心意识、译文纠正彰显国家主权意识、译文改写凸显国家自强意识、译文校正展示国家至上意识。林则徐翻译实践的国家性既是传统和现实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文化观念和政治避险相互叠加的结果。

以翻译理论创新拓展话语空间——关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对谈

本文采取三人对谈的形式,以近年提出的"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为例,围绕其概念生成、研究前瞻和反思,探讨通过理论创新拓展中国译学话语空间、服务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路径和方法。本文认为,翻译理论创新应立足于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尤其需要关注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等相关问题;多元话语创生路径是可取的,但应基于问题特征和研究特点,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简单模仿或盲目跟风不是创新之举;在方法论上,应当打破单学科思维,采取基于复杂性思维的跨学科、甚至超学科方法。

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内涵和框架

在对外话语实践的众多途径中,输出型国家翻译实践作为国家层面对外言语行为,是国家主导翻译优先政治考量兼具对外话语的治理行为,即“以言行事”。国家以国家对外话语体系为工具和载体实施对外叙事,进行有关本国的知识生产、形象塑造和国际关系构建,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在文明互鉴的时代召唤之下,经由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之现实迫切性和战略使命性日益凸显。文章探讨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的概念内涵,结合对外政治、外交、文化、意识形态话语实践案例分析,提出国家翻译的对外话语实践研究框架,以期推动译学研究的“国家”转向。

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国家”概念及其英译探究

国家翻译实践论,作为具有"中国学派"的翻译思想,旨在解释集国家行为、话语实践、传播行为于一体的翻译实践活动。围绕国家翻译实践的相关研究,为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须从基础术语建设做起。本文解析"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中"国家"的内涵,并比照分析不同英文译法之得失,提出从能指到内涵都匹配的英语译法,以促进"国家翻译实践"术语走进国际学术视野。

国家翻译实践视域下国家机构法治话语译出的制度建设

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的译出,需要权力机构以国家名义赋权,具备国家翻译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国家翻译实践要体现出国家的权威性,就需要制度规范,形成标准。以国家翻译实践为研究视角,通过文献归纳和梳理,发现国家机构法治话语译出在制度建设上有待完善。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别提出了制度化建设的路径:宏观层面上,健全翻译制度化管理;中观层面上,完善翻译人才培养和译本发布机制;微观层面上,建立中外合作的翻译行为机制。通过对翻译制度建设的探讨,从理论上拓宽法治话语翻译研究的问题域,从实践上规范国家机构法治话语的国家翻译实践活动。

“奉诏译”与“进译”——三国至北宋佛经汉译史检视

佛经翻译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大潮,一直参与着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实践。本研究通过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的佛典藏经数据库及其他古籍,检视佛经汉译史中的"奉诏译""进译"现象,发现二者分别在三国吴和唐朝就已经出现,纵向观之,具有内生性演化的特点。其同在于二者都是王朝国家个体性权力主导型国家翻译实践,经文能否冠以"奉诏译"标识从而成为国家治理文本,取决于皇帝的个体性权力;其异在于"进译"是"奉诏译"的前置条件,"奉诏译"是"进译"成功的标志。本研究深化了对佛经汉译传统的认知,为其历史书写提供了新质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