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家翻译的海外实践——以“法政丛编”编译为例

晚清留日学生组织湖北法政编辑社编译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套大型法政丛书——“法政丛编”。本文基于国家翻译理论,对“法政丛编”的编译动因、文本特点和实践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法政丛编”编译受晚清改良法律、营办新学、奖励游学等因素的驱动,呈现出翻译环境优越、译者资源集聚、语言文化邻近等特征,但同时也存在翻译组织具有临时性、管理体系较为松散、资源配备有限等局限性。“法政丛编”丰富了我国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对之加以深入探究有助于推动新时代国家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研究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域外传播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影响力甚至超过国内推崇的《红楼梦》。从英译动机、译介策略和译文特征方面入手,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的历史演进轨迹可划分为滥觞期(1884—1895)、开拓期(1896—1911)和发展期(1912—1930)三个阶段。译介队伍由初始的传教士拓展为作家、记者和汉学家等多元化译者;英译作品的传播经历了从报刊连载、文学史、作品集到独立发行的过程;取经前的故事内容译介频次高,反映了西方译者的翻译立场和审美价值。

晚清“书院”“藏书楼”“图书馆”译介嬗变考论

文章通过考察“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爱如生·近代报刊库”中1840至1912年间的汉译相关文献,基于报刊视野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学意义上的“书院”“藏书楼”“图书馆”等专有名词的译介嬗变过程。文章认为晚清图书馆学翻译分为三个阶段:以“书院”为题名的归化译介输入阶段,以“藏书楼”为题名的启蒙译介展示阶段,以“图书馆”为题名的主动正名译介研究阶段。文章最后结合社会文化背景分析了晚清图书馆学翻译的特点与演变轨迹,揭示了翻译对近代新图书馆学的兴起和传统图书馆转型的促进作用。

术语翻译与知识生产:晚清数学知识翻译史探蠡

晚清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晚清社会掀起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热潮。一批开明的译者毅然承担起通过翻译西方数学知识以图强的重任,他们选取西方经典数学著作来进行翻译。在这一数学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通过汉译数学术语来促进西方数学知识的本土化,从而实现数学知识的流转,数学思想的传播,以及推动中国数学翻译实践的变革。同时,通过数学翻译来促进中西数学知识的融通,以及在批判中进行整合与创新。晚清时期,西方数学知识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本土化表述,也在知识再生产中形成了新的数学知识体系,并且在知识选择和建构中进行了分门研学。总之,知识的流转离不开译者的实践。因此,在中西文明互动下,晚清译者对西方数学知识也进行了本土实践,努力构建系统化的数学理论体系。最终,在文明互鉴中形成自身的新知识体系,从而逐步构建起中国数学的话语体系。

清前期国家翻译实践概略

国家翻译实践是使命型的翻译活动,服务于国家的战略利益和治理目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无不通过国家翻译构建政治文化认同,融入中华文明。明清鼎革之后,清廷面临着统治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为解决这一问题,清朝统治者发起大规模的国家翻译实践,以构建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本研究考察清前期四朝的国内语际型国家翻译实践活动,发现其对于清廷维护政治稳定,推动民族融合,确立政权合法性,构建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国”认同,具有积极作用。

论晚清儿童文学译介的发生机制与历史错位

晚清文学变革中,很多重要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相继被译介到中国。这缘于“小说界革命”背景之下对儿童群体和儿童教育的重视,也有清末学制变革的知识转型需求,还因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契合晚清文人寻求的革命理想。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晚清儿童文学译介存在许多错位和误读,不少作品并不被视为儿童文学作品,也不受看重,而是被归入新小说的范畴,服务于文学变革的目标。而从后世的评价体系去看,这些译介实践,已初步具备选择儿童文学作品的眼光,开始关注儿童读者的阅读趣味,并且尝试结合中国文化语境去模仿改写作品,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可视为儿童文学的现代先声。

论西方侦探小说在晚清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运用多元系统论,从社会文化语境、译者主体性、读者视野、出版商等维度整体考察西方侦探小说在晚清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情况。结果表明: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数量多、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占据了该时期中国翻译小说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推手。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状况,以及中国社会对西方侦探小说的文化认同及其嬗变过程。

清末民初中国国家观的“国-民”关系嬗变

在古代中国“天下观”解体后,“国”从“天下”中脱嵌,清末思想家以“国家主义”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观念作为救国的方案,当国家主义方案碰壁后,民初思想家认识到个人权利和个性发展在现代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作用,遂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国家观念进行替代。理解嬗变的过程,核心在于理解“国家和国民”关系的处理,研究发现这对关系由依附式转变为“国在民上”关系构建,又转向强调“个人至上”的关系构建,将国民脱嵌于国家和家庭,把人作为现代国家构建的手段转变为其目的,完成了具有内在延续性的现代国家构建启蒙。

晚清侦探小说译本中的文言文体流变——以A Study in Scarlet的六个文言译本为例

在中国近代文学由雅趋俗的整体趋向下,晚清域外小说译介中的文言译本仍占据优势地位。其中侦探小说A Study in Scarlet便有多达六个文言译本,可谓考察晚清小说译本中文言文体流变的典型切入点。据察,域外侦探小说的文言译本以其高度圆熟的文体系统(包含文体形式与文体制度等)在翻译过程中消化了大量域外文学观念、技法、语法等,并以“欧化文言”为标志,完成了中国文言小说体式在外来文学冲击中的自我整合与翻新。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段历史呈现的却是一幅精美的绅权运作图景。从中,我们能够得到诸如绅权的属性、界限、规范以及乡村自治等些许制度性启示,主要表现为晚清乡村绅权在运行中实现了从非正式权力向准正式权力、从权力无序扩张到规范期待以及从形成性自治到构成性自治等三个方面的转型。

晚清外交翻译中的操纵与概念象似性——以约翰·泰勒总统致道光帝的书信翻译为例

晚清时期的外交翻译体现了较为明显的译者操纵现象。有别于以往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角度对译者操纵的研究,本文从认知视角阐释并论证了概念象似性作为译者操纵背后的认知动因,结合1843年美国约翰·泰勒总统致道光帝书信翻译中的操纵现象,分析并指出操纵的实质是译者对原文概念进行延伸并使之靠近读者的心理认知,而这种概念距离和心理距离之间的象似关系也将在翻译过程中引导着译者的操纵行为。

晚清《植物学》的创译及其科学传播意义研究

晚清时期,中国学者李善兰等人编译的《植物学》一书在中国植物学史及中西方科技交流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科技文化影响。该书的编译成功有多种因素,但最关键的是李善兰其汉译的过程中,发挥其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利用创译法完美表达出重要植物学名词的科学含义及文化意味,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传播。

在实践中求希望:晚清留美学生的学习、实践与爱国精神

晚清早期留美学生的派遣,是多方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后世多为其中途而废感到惋惜,但是事实上,这场留美学生运动并不是全然失败。这些留美学生在回国后,尽管也曾遭遇一系列的不如意,但是,基本上都迅速适应了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并积极投身于具体实践,以在美国所学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报效祖国,作出巨大贡献,赢得了中外一致的赞扬。之所以能够做到此点,从根本上讲,都是与留美学生始终如一的爱国精神密不可分的。文章从留美学生的派遣目的、学习及其问题、归国后实践与抱负等方面入手,拟从留美学生的爱国精神角度,对之进行一种尝试性考察。

谢绍英:被遗忘的留美音乐先驱

有关近代中国的音乐留学生,学界一般都多将视野集中在20世纪初年负笈日本的沈心工、王鸿年、曹汝锦、曾志忞、萧友梅等人,而对较早赴美国学习音乐的留学生却很少提及。文章以1900年至1910年间两度赴美国专攻音乐的福州女留学生谢绍英为例,考察清末国人在美国学习西洋音乐的经历及其学成归国后的音乐教育活动和中美音乐交流的情况。

清末小说翻译中的伪译现象研究

为探究清末小说家的伪译方式及其成因,根据波波维奇和图里等对伪译的定义及罗丹对伪译的分类,结合勒费弗尔的操纵理论,对当时翻译中的伪译现象进行了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清末小说家通过对文本外及文本内因素的操纵实现伪译,具体方式包括虚构原本、原作者及译者信息,借助外国知名作家的名气,描写异国文化及使用异国语言表达方式等;清末大规模的伪译现象受到了当时诗学变化、意识形态及经济因素等方面的影响。该研究通过探讨清末小说翻译中的伪译现象,深化了对伪译这一特殊翻译现象的认识,为解读清末小说翻译史注入新活力。

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译的伦理研究

在梳理明末清初科技翻史实的基础上,从译者翻译目的、译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应用、翻译的价值等角度,用翻译伦理理论阐述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译行为。明末清初科技典籍翻译活动虽然更侧重于文本信息传达,但译者无法脱离社会环境的制约进行翻译,因此受到各自的伦理规范的制约;译本的选择受译者各自的伦理追求的影响和制约;翻译策略体现译者所服务的阶层的伦理要求;科技典籍翻译的伦理价值在于中国士代夫译者的富国强民的爱国思想和严谨负责的翻译态度。深刻认识科技典籍翻译的伦理属性,能对后来科技典籍翻译活动带来一定的启示,亦为科技典籍翻译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

清末民初译诗体式论

清末民初译诗在诗体上呈现六种体式:诗经体,楚辞体,五七言,词曲体,杂言体,白话自由体。影响译诗诗体选择的因素有原诗属性及题材、译者的文学感受及个人偏好、诗意传达的需求等。六种体式总体上表现出由文言向白话,由古典诗体向自由诗体的演进;在此过程中,“五四”新诗运动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清末民初译诗的诗体递嬗,折射出中国诗歌革故鼎新的步履。总结译诗体式,正是探究该时期译诗诗体演变,进而考察新诗生成过程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步。

清末资政院两次常年会期间请开临时会风波

作为清末最高议事机构的资政院,其重要活动除常年会之外,尚可按《院章》的规定,于遇有紧要事件时呈请召开临时会。在其仅有的两次常年会之间,外侮侵逼,国事日亟。一方面涉外的秘密交涉日益频繁,引发各界的猜疑;另一方面清廷为应付危局,加紧筹借外债,并极力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结果导致不久后四川局势糜烂。凡此种种,均或多或少与资政院议决权限相关。政府无视《资政院章程》,不经资政院议决而自作主张,意图造成事实再强迫议员接受。资政院议员激于义愤,屡次倡议发起召开临时会,最终均被清廷予以拒绝。事件前后波折数月,使清廷对议事机关的漠视显露无遗,也为立宪派此后转向革命埋下了伏笔。

试论晚清白话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以“N的V”为例

官话译本《天路历程》被认为是早期欧化白话文本的典型代表之一。文章以译本中的“N的V”为例,从部分和整体两个角度对现代汉语与该译本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二者在N和V的构成与特征、语义关系以及“N的V”的句法功能和使用环境上都呈现高度的一致性。通过与传统白话和英语原文进行对比,发现该结构具有十分明显的欧化色彩,这为欧化白话的起点可以而且应该追溯到晚清白话翻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文章指出,梳理晚清白话翻译中的欧化事实有助于对一些问题形成更为准确的认识;将晚清白话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拓展欧化的研究范围,为构建汉语欧化史作铺垫。文章的考察结果以及其他客观事实说明,晚清白话翻译在现代汉语的形成中起了相当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接受环境对《八十天环游地球》清末民初两个译本翻译策略的影响

儒勒·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是译介到中国的第一部西方科学小说,在翻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小说首次由陈寿彭、薛绍徽翻译为《八十日环游记》,于晚清时期出版。民国初期,有叔子的重译本《八十日》出版。清末民初的两个译本在翻译策略上存在明显差异,原因在于不同的接受环境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不同影响。在民智未开的晚清时期,译者采取了以传播西学知识为导向的翻译策略,忠实译出原著的知识内容并添加了大量注释,译本充当了西学启蒙读物的角色,有助于传播新知、开启民智;而在民国初期,西学知识传播渠道增多,新式教育体系日趋成熟,教科书大规模出版,同时都市市民阶层兴起,读者对小说的阅读需求从启蒙转向消闲,因此新译本更强调情节的趣味性,对原著大量删节后只保留核心冒险情节,缺少注释,译本定位由西学启蒙读物转变为“消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