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兼说“兆”之异体

禽簋铭文中的“■”应隶定为“■”,释为“■”,该字亦见于周原甲骨文,与“■”“■”等同为表示“兆”动词形态的后起形声字。禽簋铭文记载的禽在东征之前“祝”的行为符合器主“禽”大祝的职业身份。“■”与鲁侯尊铭文中的“■”实为一字之异体,为系联两器提供了线索,禽簋铭文器主“禽”即鲁侯尊铭文之鲁侯,亦即初代鲁侯伯禽。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直接关联,更与《尚书·多方》《史记·鲁世家》等文献系联,则可探索鲁国初封之年等信息。

楚王卲戟与楚康王称谓

楚王卲戟是楚康王所作,而楚王戟应是楚共王所作。楚康王名卲(昭、招),字樊。金文中的“楚子某”之称应是“楚+子某”的结构,是春秋战国时期除楚国国君及其子、孙之外,楚国贵族的一般称谓,并无等级或范围的限定。

冯亭献上党与赵国实为诈降辨

本文通过对诸多史料的辨析认为,战国后期,冯亭献上党与赵国是其暗降秦国的诈降,冯亭的华阳君封号非赵国所封,冯亭后人在长平战后留潞和迁赵反映了冯氏家族在献上党问题上的分裂。

试论先秦时期赵国的封君制度

赵国封君始于赵襄子 ,至惠文王和孝成王时达到高潮。赵国封君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开始是局限于宗亲范围之内 ,以“亲贵受封”为特点 ;以后扩至异姓功臣甚或幸臣 ,以“计功受封”为主流。赵国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对封君严密控制 ,封君的权力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讲 ,都被严格限制 ,难以形成与国家对抗的势力。封君成为国君手中诱使将相大臣为之尽心效命的一枚香饵。

论战国赵都中牟的历史地位

战国初期,赵国都城由晋阳迁往中牟。以迁都中牟为契机,赵国很快完成了政治改革,加快了在中原的扩张,最终实现了由封闭到开放,由卿士到诸侯的战略转折和跃进,由此奠定了赵国前期历史文化发展的格局。

赵国置县考——以赵国兵器铭文和玺印考古资料为主

传统文献记载赵国县邑资料很少,难以窥见其全貌。但战国时赵国的文物中涉及赵县邑的资料不少,这为研究战国赵县邑提供了传世文献所不能见的重要史料。本文就是利用战国赵文物中兵器铭文和玺印有关资料,结合文献,考证战国时期赵国所置县邑,以补史书之缺佚。

“下宫之难”探析

春秋中期,各诸侯国内部的政治格局悄然发生着变化,公室出现衰弱迹象,而卿大夫家族则日趋强大,公室与世族之间以及世族与世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各世族均致力于内部的争权与兼并,“坠命亡氏”者比比皆是。赵氏,时为晋国强卿,也在“下宫之难”中遭受灭族之祸。历史上,对“下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原因和涉及的范围众说纷纭,颇多疑点。对于“下宫之难”的诸多疑点,有必要依据典籍文献,并结合春秋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晋国的相关制度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试论先秦时期赵国的法律制度

先秦时期的赵国,其法律制度的建设有极其深远的渊源可寻,可以说,它的创立和完善是与赵氏基业的开拓和壮大同步进行的。不论从巩固统治、增强国力的角度出发,还是为了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法律制度都是统治者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因为它所提供的保障是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法制建设为赵国的开疆拓土、强兵富国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然而,这种状况未能贯彻始终,赵国国君对法律的横加干涉终于使之失去了应有的尊严,最终导致国力的衰弱。

论《松雪斋文集》中仕元心理的文学呈现方式

《松雪斋文集》是赵孟頫入元后的心灵记录。他应征出仕,颇有用世之志,骤受恩遇,则进一步激发了其参政意识,然而宦海浮沉,感慨良多。赵孟頫对自己出仕的叙述有着“捉来官府”、“误落尘网”、“诏举逸民”、“擢自布衣”四种解释模式,追忆中的自我美化和强化,是现实境遇影响的结果,也是其自我心理的需要。而他对仕元生涯的慨叹,则由钦羡逸民与自述本志、有意用世与渴望归隐两种叙述框架交织而成,其心理特征是不断地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的交战。他的归隐田园、官事尘杂、蛾眉见嫉、贪恋君恩四种描述归隐之志的视角,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归隐之志。而这正是南宋遗民文学所呈现的共同心理特征。

先秦两汉时期赵国的舞蹈风格

赵国处于"四达之国"的地理位置,在进行兼并战争的同时,亦促进了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造就了赵国这一区域特殊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风民俗及审美情趣。综观赵国舞蹈发展历程,并运用舞蹈动作形态分析的相关理论对其展开分析与研究,可以看出赵地舞蹈具有雄浑豪放、刚柔相济的鲜明的地域性舞蹈风格。

赵文化的兴起及其历史意义

赵文化的兴起与草原文化有关。在古代,赵氏作为一个宗族,他活动的地点始终与草原上的戎狄联系在一起。正是华夏文化和草原文化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互相冲突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有两重性格的赵文化。赵文化的特点和精神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它是开放的文化,是通过不同的区域文化接触的结果;第二,它是进取的文化,是不同文化之间汲取的结果;第三,它是包容、融合的文化,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戎狄文化结合形成的结果。赵文化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对赵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赵国初期的南进战略

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到来。赵国在建立之初的一百年间,以"南并知氏"为始,以"南筑长城"为终,始终推行着南进战略。这一战略发端于赵襄子"南并知氏,强于韩魏"的战略构想,赵国的政治中心由晋阳转移到中牟,进而定都邯郸,就是南进战略作为国策被付诸实施的标志,也体现着赵国对于中原地区战略角逐的重心所在。在赵襄子之后、赵武灵王之前的五代赵国君主勉力推行南进战略,其战略目的在于压制齐、魏,吞并卫国,曾取得"举左案齐,举右案魏","天下之士而朝于邯郸之君矣"这样大有战国初霸之势的辉煌战绩,也遭受到了"邯郸之难"这样建国以来最大的战争浩劫。战国初年,中原地区已然被齐、魏二国的势力完全渗透,赵国强行推进南进战略,只能陷入中原列国的战争泥潭。而秦国则趁着中原混战,改革崛起。赵国审时度势,将南进战略逐步调整为北进战略,经过胡服骑射改革开拓了千里北疆,灭亡中山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末期唯一能够与强秦相抗衡的军事大国。

荀子故里考辨

荀子故里应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并在很大程度上应是赵国的都城邯郸。荀子的祖上可能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卿族荀氏,但荀氏封地于战国时期并不属赵,因而指今山西南部的临猗、新绛或安泽几个地方为荀子生地都是没有根据的。不能因为《史记》仅仅记载荀子为"赵人"而未给出其生地在某个具体的县邑,便对荀子故里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猜测。

略论战国时期赵国对代地之经营

代地原本是代戎活动的区域,战国时期一直处于赵国的治下。赵国对代地先后采用了设立封君、设置郡县、归边将统领以及流亡后成立代王国等统治方式,各种统治方式下赵国都给予代地相当大的自主权。这种策略总体上是成功的,使得代地为赵国成为军事强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文化的兴起及其历史意义

赵文化的兴起与草原文化有关。在古代,赵氏作为一个宗族,他活动的地点始终与草原上的戎狄联系在一起。正是华夏文化和草原文化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互相冲突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有两重性格的赵文化。赵文化的特点和精神可以概括为三点:首先,它是开放的文化,是通过不同的区域文化接触的结果;第二,它是进取的文化,是不同文化之间汲取的结果;第三,它是包容、融合的文化,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戎狄文化结合形成的结果。赵文化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对赵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楚辞·大招》与楚巫文化

《楚辞·大招》究竟属于巫觋歌词还是文人诗体的争论，从汉代持续至今，有关该篇产生时代的说法也不一而足。 本文则着眼于《大招》本身，从饮食、乐舞及女色、建筑并苑囿以及美政等四个方面，进行 了系统而具体的分类讨论；同时又以楚墓发掘的考古材料与篇中内容相互印证，并时时取屈 原《招魂》对读比较，从而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许多 新的启示。其结论为：《大招》产生于南楚政权与巫觋神权紧密结合的较早时期，它所表达 的是一种巫权至上的宗教情感，本质上仍属于实用的招魂歌辞。

解读赵国成语典故的文化内涵

以邯郸为中心的赵国赵地成语典故高度浓缩了赵文化的内涵、精神、特质和风格,是赵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株奇葩。本文从先秦赵国成语典故中选取了“安然无恙”、“董狐直笔”、“完璧归赵”、“刎颈之交”四个颇具典型意义且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成语典故作了文化内涵和文化精神的解读。

西玉东输雁门关——玉石之路山西道调研报告

文章是对上古玉石之路的入关终端所做的田野调研和文献综合梳理,提示＂玉石之路山西道＂的命题,认为自史前至先秦时代的西玉东输运动至少存在新老两条路线：水路漕运之道为距今约4000年的黄河道,以黄河两岸出土的龙山文化玉器为证;陆路运输之道即雁门关道,约3000年前始于家马和马车技术在商代进入中原之后,即穆天子西行之路线。雁门关作为西部玉料资源进入中原国家的战略要道之关口,催生出中华文明内部的文化区分标志：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定居文化——从犬戎族到犬封国、神马吉量的神话历史叙事,再到穷奇、饕餮一类妖魔化想象模式的形成。

论1912年前后章士钊的地方分权论和国家结构观

1912年前后,章士钊是地方分权派代表人物。他不仅提出了地方分权主张,而且构筑了国家结构理论。在中央集权论与地方分权论的斗争中,他以此为武器,批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维护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的主张和理论也成为民初联邦论乃至20年代初联省自治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

论胡服骑射促使赵国逐渐走向衰亡

胡服骑射是赵国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一次重大事件,公论极高。凡事有利必有弊,胡服骑射其实并未使赵国的国力得到根本的提升,并且由此产生的"古典军国主义"及其弊端反倒促使或推动赵国逐步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