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AY FOR STATE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S TO ADOPT STRUCTURAL REFORM

The Sichuan Provincial ChangjiangEnterprise Company, the former ofSichuan Provincial ChangjiangEnterprise (Group) Holdings Co.(SPCEGHC), is a comprehensive foreigntrade enterprise under the direct leadership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mainly engagedin various kinds of foreign trade businessand as an agent for clients, involving deliveryof goods to foreign countries, the exchangeof technology, and the repair and leasing ofdomestic equipment. It was restructured tobecome an enterprise group in 1988, a"window" corporation on the province.

30 years of reform of China's state-owned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of China’s state-owned asset manage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but also a key factor in rejuvenating the national economy.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summarized the reform process and discussed related question on how to deepen the reform.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后国企改革重点方向思路研究

国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主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力量。文章重点描述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取得的主要成绩,通过三年行动破除了一批体制机制障碍,有效解决了一批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在许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重塑、重构;同时,阐述了当前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在支撑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和核心功能增强方面还有不足,在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还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最后,提出了未来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的主要思路。研究得出,要继续通过实施更具战略性、系统性、突破性、实质性的国企改革提升行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新国企,充分发挥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国计民生、公共服务功能与作用。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影响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吗?

以2008—2020年国有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手工收集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数据构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指标,分析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呈倒U型关系。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是股权层面的混合,更要考虑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比例的合理安排,才能更好地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高金字塔层级组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国有企业中的上述关系更为明显。该结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推动非国有资本融入内部治理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家建构视角下基层负担过重的结构性困境:理论与个案分析

基层政府负担过重问题近年来引发了政策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现有文献从科层体制、形式主义、基层治理能力等方面展开研究。我们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基层政府负担问题置于历史变迁背景之下,从国家权力下沉及其背后的国家建构策略的变迁视角出发,重新反思这一问题。通过对L镇机构改革及其实际效果的深度个案分析,本文发现这一旨在强化乡镇政府能力、减轻其负担的改革却未能有效强化乡镇政府能力反而加重了其负担。究其原因,在于机构改革本身存在放责多于放权、乡镇无力承接放权以及运动式治理削弱专业化治理,以及村两委自治能力不足等。本文结合制度漂移理论进一步分析了其背后机理,并探讨了其对国家建构微观策略的理论意涵。

英国职业教育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举措与挑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职业教育的新需求为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撒切尔政府发动的改革被其后的历届政府所继承和发展。当前英国职业教育市场化改革立足于市场本位的价值观和政府的引领与保障之上,与此同时,构建企业需求导向的管理结构、创建企业主导的质量标准、吸引企业更多的投资、引导各类机构开展生源和资助竞争、创建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问责机制是改革的重心所在。英国职业教育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挑战远比成效多。资助政策频繁变动导致的发展不稳定、复杂的资助系统带来的行政负担、企业作用发挥不佳和职业教育整体水平难以提升等是其中最突出的挑战。英国中央政府的强力管控、市场信号扭曲和市场化管理方法不足等是其挑战出现的主要原因。中国职业教育市场化改革应在平衡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同时,选取正确的市场信号和采用多种管理手段。

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会影响国有企业分红水平吗?

现金分红是回报投资者的重要方式,对于构建高效有序的资本市场至关重要。混合所有制改革后,非国有股东进驻国有企业并取得董事会权力有助于改善治理行为,这能否提升国有企业的现金分红水平呢?基于上述问题,将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国有企业分红纳入同一解释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取得能够显著提升分红水平;当派出超额董事时,分红水平将进一步提升;机制分析表明,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减轻国有企业政策负担和降低代理成本得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该结果在地方国有企业和实际控制人权力较大的条件下更为显著。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政策逻辑、内涵要求与中国改革路径优化

建设金融强国是新时代新阶段中共中央在金融领域的重大创举。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变迁,是中国经济崛起和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探索和创新成果。梳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演变逻辑和现实动因发现,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能够满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政策供给,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建立起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金融体系。从中共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角度,论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根本遵循,并从“人民性、市场化、国际化、科技化、普惠性、安全性”六大维度,阐释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内涵要求。为更好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深度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并增强保持金融稳定性的能力,应当从打造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出发,营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全面强化金融监管的前瞻性,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国有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在促进自身发展升级时也能产生广泛的社会价值。基于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对非国有资本参股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情境式困境,非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加强企业创新动力、激发高管企业家精神与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促进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国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其效果会因国有企业特征、非国有资本特征以及外部环境特征有所差异。

股权激励对国企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选取2014—2019年沪深混改国企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和核心技术及业务人员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制衡在影响高管股权激励促进创新投入的作用上表现为双重调节效应,在地方国企中更为明显。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国企层级而不同,在地方混改国企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在混改央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为高管股权激励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提供了证据。

环境规制、所有制结构与技术创新——兼论国企改革的作用

环境保护可以促进资源节约、推动技术进步,因此,基于环境保护优化经济结构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在改善环境的同时也推动了企业技术创新和竞争力的提升,能够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共赢。本文在控制了市场竞争强度、企业家精神等重要解释变量下,试图回答所有制结构在我国是否影响了波特效应。研究发现,尽管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企业加大技术创新,但从企业经济性质考察,环境规制的波特效应受所有制结构的影响,实际效果被降低了。可能的原因是当前我国的市场竞争环境还不够高效,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产生了不同的效应,从整体上拖累了企业技术创新。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善市场竞争环境,依法加强环境规制,降低因企业性质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环境规制影响。

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史述论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具有突出的政治经济地位。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开始,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循序渐进、不断深化。每个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都受这个时期的发展要求和改革条件制约,都需要智慧和勇气。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国有企业改革难度最大,首当其冲,而且决定了中国发展的方向,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平衡。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社会主义矛盾变化和经济发展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的新形势新任务,国有企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在党建引领、战略安全、监督考核和积极灵活、主动创新、科技领跑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增强了核心功能,提升了核心竞争力,彰显出国有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体现出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46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其历程虽然艰难,但取得了显著成功,其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了公有制是可以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

WTO国有企业相关问题:局限、趋势及对策

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不容小觑的竞争力量。为避免国有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扭曲国际贸易,世界贸易组织采取“利益接受者”与“利益提供者”两种范式对国有企业相关问题作出规定,形成国有企业的基本规则框架,但相应规则存在适用范围有限、约束色彩较弱及界定标准不清等缺陷,为确保国有企业公平贸易及合规经营带来法律障碍。新一代国际经贸相关规则以竞争中立原则为导向,具有扩展国有企业非歧视义务、强化商业考虑要求及透明度要求、发展非商业援助条款及确立例外与过渡条款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边贸易体系关于国有企业问题的改革方向。中国应以相应趋势为导向,通过参与国有企业规则谈判、争取例外与过渡条款、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完善国有企业信息披露义务等方法,应对国有企业规则变革。

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制度建构--以对接CPTPP相应规则为视角

结合当下ESG体系的全球最新实践,以及我国申请加入CPTPP的现实需求,国企承担环境社会责任的制度建构具有重大意义。CPTPP强调环境法律的高标准、有效性、透明度以及对成员国和企业环境责任监管的程序性,在CPTPP框架下国企可以参与制定、完善自愿性机制环境绩效标准,补充国内对于环境的监管措施。借鉴CPTPP其他成员国相应经验,应统筹考量ESG治理体系及CPTPP环境规则的相应要求,鼓励对接ESG的国际通行标准,平衡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与绿色补偿机制,量化环境社会责任披露标准,采取规范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参与等举措来持续提升国企国际竞争力,助力我国加入CPTPP。

逆向混改助力民企创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逆向混改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吗?以A股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资本参股的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后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存在异质性影响,即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而对探索式创新投入无明显作用(国企“两利一率”考核压力影响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作用);其次,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是上述关系的作用机制;再次,制度环境、行业竞争和技术董事数量等情境因素会影响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治理效果;最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方式提高民营企业价值。通过揭示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回应了国有产权对民营企业创新作用的研究分歧,也拓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

“逆向混改”能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吗

以2008-2022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国有股权参股是否以及如何对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够有效抑制民营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股权参股通过提供资源支持、发挥治理效应和防范内部风险来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严重和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较差时,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以“逆向混改”为切入点,探究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拓展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经济后果,为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稳态与瞬态荧光光谱仪在本科教学中的探索实践

大型仪器的高度开发使用与教学工作的有机结合在本科教学中仍旧是一项较有挑战性的工作。为进一步提升学生课程理论知识与分析仪器使用的融合度,本文以稳态与瞬态荧光光谱仪为例,将大型分析仪器与大学中各个阶段学生的学习实践相结合,以提高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稳态与瞬态荧光光谱分析能力,掌握荧光光谱仪使用方法与技能,培养学生利用仪器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提升相关专业的科研素养。

利润上缴政策改革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

近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的“脱实向虚”趋势,对企业的风险管控与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以2003—2019年中国A股中央企业控股公司和非国有公司为样本,本文考察了国有资本管理改革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央企业利润上缴政策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且主要表现为对投机性金融资产的抑制;(2)随着上缴比例的不断调高,政策效果愈发明显;(3)当企业资源丰富、行业盈利能力较弱以及高管业绩偏好较高时,政策效果受到一定削弱;(4)政策实施降低了金融资产中的“投机”成分,进而缓解了企业经营风险。本文从宏观政策角度丰富了企业金融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丰富了国有资本管理改革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本文的结论对于完善国有资本管理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较为重要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