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经营者集中执法实践:中国国企如何面对欧盟的挑战

面对中国国家资本的持续涌入,欧盟采取了既欢迎又审慎的态度。欧盟委员会适用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而中国国有企业的抗辩理由通常无法阻止欧盟委员会采取“最坏情形假设”,由此面临赴欧投资的最严峻挑战。有必要对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问题进行探源,在学理和法理层面对国资委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独立决策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以期在现有欧盟体制下提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抗辩理由和应对策略,更好维护我国国企域外投资的生存空间和合法权益。

我国地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特征研究——基于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武汉、吉林六地的对比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完善是深化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文章对特征典型的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武汉和吉林六地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进行剖析,深入考察了六地国资委所辖企业(单位)的类型与数量、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建立的法规依据、国资委职能、国资委组织机构编制(高层编制、中层处室、处室数量)、处室职能和信息公开等方面的差异,并分析其差异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深化我国地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国有资产监管体系面临问题及其战略构架

新国资体系的建立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探索中的四个认识误区值得充分重视。下一步,应建立大国资委的战略构想:国务院国资委成为经营且营利性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者;区分"国资委"与"国资委系统",实现两身两任;对大国资委体系下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模式精心设计;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财政公共预算相对独立。

论中央汇金投资公司的职能、性质和未来发展

中央汇金投资公司成立已有两年多,外界和业内对之评论颇多.文章从中央汇金的性质和职能入手,通过分析其投资路线,认为其已转变为纯粹的金融投资控股公司,并提出了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探索以国有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体现所有者监控职能的思路.

有限政府视角下国有资产管理的新定位、改革思路及方案探析

有限政府理论强调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介入与干预必须是有限度的,文章首先阐述了在有限政府要求下的国有资产管理原则,然后论述新形势下国资委的新定位,并说明了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应是国有资产经营转为国有资本运营的观点,文章最后提出了广东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改革方案。

国资监管难题剖解

国资监管是政府专门机构的经济职能。政府要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权力;要建立管理公司或投资公司,具体行使出资人职能;要理顺国务院国资委与地方国资委之间关系,按照市场规则运作。

公共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与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公共经济学开始兴起。公共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结构出现了放任市场的转型。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社区、国际组织纷纷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甚至黑社会组织也为资产阶级提供公共产品。而对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劳动者组织和公有制经济部门才是政府部门之外的最主要的公共经济主体。只要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资产阶级的政府,那么,无论其治理结构如何转型,都阻止不了政治经济危机的发生,相比之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使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几项符合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实现政企分开,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建制地从各级政府划归同级人大管辖。

国有企业监管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国资委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探讨

对比分析了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外国有企业监管模式,通过借鉴国外经验,探讨了我国政府监管机构———国资委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等问题。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关键是重建全民资产所有制

我国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它们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相适应了,出现了政企不分、地区壁垒和条块分割等现象。因此,从现实出发,把国家所有制转变为名符其实的全民所有制,变国资委为全资委,重新建立全民资产的经营管理体制,实行委托——代理的经营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主体——企业的积极性,乃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路径。

论国资委职能与会计监管模式的协作

面对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国有资产没有真正代表的现实状况,我国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对国有企业实施有效监管(包括会计监管)的监控体系,国资委的成立就满足了上述需求。该文从会计及经济学视角出发,将国资委成立与会计监管两个问题结合考虑,通过探讨会计信息失真与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的内在联系,解读了国资委职能及其监管模式,并进一步剖析了国资委职能与会计监管模式的融合与协作。

国有企业监管机构的比较和分析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资委的成立能够解决长期以来存在于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改革过程中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我们应该抓住这一重大机遇,借鉴国外国有企业监管的有益经验,完善和明确国资委的职能体系,在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一种“控制而不干涉的关系”,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国有资产监管模式及效率研究

文章从我国国有资产改革的实践出发,从监管和效率的涵义界定入手,探讨我国现阶段体制下国有资产监管的特殊性,提出我国应建立集国有企业内部监管、国资委外部监管和对监管者(国资委)的监管三个方面子一体的监管模式,并从健全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加快制定行政法规、加强对国资委的监管等方面入手,提高我国国有资产的监管效率。

论国资委与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的关系

经济学中对股东会与董事会关系的理论主要是围绕股东和董事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包括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和代理理论。企业的企业家理论认为,股东的股权与董事等经营者行使的经营权都是所有权职能的一种分裂,是企业家职能的一种分裂。代理理论认为,股东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企业的企业家理论更深刻、清晰地把握了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在法学上,关于股东会与董事会关系的理论主要包括委托代理说、委任说、信托说、双重关系说、法定关系说等。由于公司本身属于一种复杂的组织体,因公司类型、规模的不同,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也特征各异,因此很难用一种单一的学说来解释。国资委与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应当以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为模型来构建,而不能以一人公司为模型。在进行具体制度构建时,应该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国资委享有小于其他类型公司股东会的权限。

论我国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和经营模式的选择

本文从我国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现状与问题入手,对在我国建立金融国资委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展开了分析和讨论,在对比分析了国际上现有国资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就在我国现有国情下如何建立金融国资委提出了设想与建议。

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改革路径与措施——对上海市国有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调研思考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对上海市国有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的调研表明,当前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从监管主体看,国资委定位不明确,监管组织体系层级多且权责关系不清晰;从监管对象看,国有企业微观运行中市场化与行政化的矛盾依然存在;从监管环境看,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依然存在,配套改革匹配度不足。因此,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上到下进行顶层设计、从下到上完善基础环境。上海市应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明确国资委的定位和权责关系;优化底层制度安排,化解国有企业微观运行中市场化与行政化的矛盾;协同推进相关配套改革,完善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制度环境。

国有资产监管者监管研究

本文从我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的实践出发,从监管和监管者监管的涵义界定入手,探讨我国现阶段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性质以及所存在的缺乏监管者的监管、权责不对称、监管效率不高等问题,提出应建立由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对国资委的监督机制,并从对国资委的财务、权力和行为、效率三个方面的目标入手,通过建立人大报告制度、加快并健全国有资产法制建设、加大国有资产经营和监管的信息披露等措施,提高我国国有资产的监管效率。

国资委出资人监管职责与行政监管职责的厘定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的法律地位一直是国有资产立法的争议焦点,其职责的承担备受关注。理论上,国资委的职责表现为股东的权利义务,但国资委又因法律授权和职能上的继受承担着众多的行政监管职责。对国有资产的出资人监管和行政性监管均立足于对资产的管理,因此,在实践中不易清晰划分两者边界,正确认识和区分出资人监管和行政监管对于国资委合理履职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对国资委的出资人监管和行政性监管行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区分和认定。

经营性国有资产引入商事信托之法律构想

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着多级委托代理成本昂贵,管理效率不高,易造成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和责任承担的无限性等弊端。运用商事信托来构建国资委与国有资产经营机构间的法律关系,通过商事信托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中的矛盾,是必要且可行的选择。国有资产商事信托的信托财产是经营性国有资产,国资委作为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主体可作为信托关系的委托人。国有资产商事信托应当以全体人民作为终极受益人。结合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商事信托委托人、受托人及受益人的权利义务界限规定,并参考我国《信托法》的规定,对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商事信托的各方进行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界定。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企利润分配与全民股东权利——一个国企改革的分析框架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国企利润分配改革是国企改革进程中相互联系的重要环节,直接涉及全民利益的定位和保障。全民股东缺位和虚置是当前圆企治理不彰的根源所在。全民股东权利是独立于所有权的权利形态,"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说法不符合股权的基本法理,应建立"全民股东权一企业财产所有权"的法律逻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公共财政"属性与全民股东权利理念高度契合,应重新定位国资委的监管职能并落实国资委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国企利润分配的民生导向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和优位性,应通过优化国企出资人治理结构和国企利润分配安排制度以实现全民股东权利最大化的价值宗旨。

国有企业治理的历史梳理与现代思维

"政企分开"原则具有形式及实质两方面内容,当前《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国资委直接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构成对该原则的实质违反。冲突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公法目标与私法手段之间的矛盾,因此应借助设置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一"公私法缓冲地带"予以消解。同时,国资委的出资人与监管人的职责应兼而有之。同时,应梳理清楚人大、政府、国资委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构建国有企业治理的整体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