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与内部薪酬差距

企业是推动数字技术发挥经济效应的重要微观主体,也是平衡资本和劳动分配关系的关键所在。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Python爬虫技术评估了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管与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提升员工人力资本水平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会通过提升管理层人力资本水平扩大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低议价能力企业与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超额薪酬差距的原因在于员工薪酬涨幅小于管理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为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政府应推动劳动力知识技能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公平方面的作用,进而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测算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序列数据的实证

本文利用资金流量表、住户收支调查、财政收支等数据,采用拟合法对1952年以来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进行系统测算,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发展变化,并以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和劳动者报酬占比为主要指标,对比分析我国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的差异。基于数据测算和分析,进一步使用1953—202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滚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收入分配相关指标对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总体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逐步有所回升,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平均高于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20个百分点左右。第二,与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进行同期对比显示,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低约20个百分点,从相似发展阶段对比看也低10个百分点左右;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差距大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表明我国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偏低与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不足有关。第三,实证研究显示,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对资本形成的抑制作用,有助于带动经济增长,但从其作用效果的发展变化看,提高住户部门收入份额对消费的提振作用有边际递减趋势。

产业智能化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及减小路径研究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推进,产业智能化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越发显著,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以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文从产业智能化的资本偏向性和技能偏向性角度论证了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并从理论上探索了减小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路径。在实证上,本文采用D-K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产业智能化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机制分析验证了产业智能化主要通过功能性收入分配效应和规模性收入分配效应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了优化产业结构和缩小城乡人力资本差距能缓解产业智能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碳达峰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战略目标势必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探讨碳达峰压力的收入分配效应,构建数理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碳达峰压力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替换核心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相对稳健。资本深化是碳达峰压力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重要的渠道机制,企业通过资本深化以应对碳达峰压力,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异质性检验表明,碳达峰压力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仅在高资本密集度企业和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本文对于充分理解碳达峰压力背景下企业收入分配格局变化、保障劳动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农户收入差距与融资渠道选择——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通过Probit模型等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农户收入差距对其融资渠道选择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大部分农户偏好从非正规渠道融资,但该群体的比重在逐年减小;农户所在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农户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渠道进行融资的现象越明显;随着社会资本的积累,农户选择从正规渠道融资的意愿会下降;中西部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以及相对收入较低的农户在面临收入差距扩大时,更偏好从正规渠道融资。研究结论能够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服务更好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启示。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企业内部薪酬差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企业内部不同人力资本员工的薪酬差别持续扩大已成为中国收入分配差别不断加剧的缩影,备受关注。构建一个引入高、低人力资本员工的理论模型,纳入外部机会,对模型中机器人应用后企业内部的薪酬差别变动进行推演,并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19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内部薪酬差别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水平提升会显著扩大企业内部高、低人力资本员工之间的薪酬差别,在利用Bartik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干扰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通过增加高人力资本员工的外部机会,并同时挤占低人力资本员工的外部机会,使得二者间薪酬差别不断扩大;工业机器人应用对高、低人力资本员工生产率的非对称冲击同样加剧了二者的薪酬差别。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出口贸易类企业内部薪酬差别的扩大效应更为明显。因此,在“机器换人”背景下,应通过完善企业内部薪酬合约设计、匹配个性化职业技能培训,增加低人力资本员工的外部机会,缓解企业内部薪酬差别进一步拉大。

教育与收入分配:理论的逻辑与现实的证据

教育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存在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以边际生产率为基础、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个体收入,进而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人力资本理论,与以库兹涅茨曲线为代表的市场可以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思想,共同构成了教育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逻辑。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大规模民主化普及化进程未能缩小收入差距的百年历史,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教育普及化程度不断提高与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并存,教育收益率不断提升与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现象并存,教育竞争白热化与教育对收入贡献不高的现象并存,揭示了与理论逻辑不完全一致的现实证据。发展何种教育以及为教育缩小收入差距提供怎样的外部环境是对理论与现实反差的一种解释,也是利用教育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方向:立足全生命周期,借助补偿性的公共教育体系逐步缩小教育不平等;劳动力市场改革与教育质量观的实质性变革同步推进;推动高水平市场机制的完善,营造有利于人力资本作用发挥的制度环境。

教育对个人收入分配具有怎样的影响?——一种思想史的分析视角

教育对个人收入水平及其分配格局的影响是经济学界始终关注的重大问题。早期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初步揭示了教育投资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20世纪中后期的人力资本理论则系统完成了有关教育投资对个人收入决定机制、对个人收入分配影响机制的理论建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又对居于主流地位的人力资本分析范式提出了若干理论质疑和修正补充,并展开了广泛的经验研究,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成果。本文系统梳理了这一领域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力求厘清主要理论纷争点并追踪最新研究进展,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教育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而探寻如何通过优化教育发展来促进个人收入分配更加合理,以加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资本收益率与行业收入差距

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并结合近二十年来我国数字化进程中不同行业的资本收益率演变趋势,在三部门框架下讨论了资本收益率均等化和差异化条件下的收入分配问题,论证了资本收益率和工资在数字化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提出数字鸿沟现象归根结底是资本收益率的非均等化问题,从而指明了数字经济下实现收入均等化的着力点和治理导向。

调节土地资本化个人所得溢载中的政府责任

土地资本化及其增值分配撬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汇聚各种诉求、纷争乃至冲突的重大分配正义问题。当前,土地资本化缓解了土地闲置和地方财政紧张问题,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创造了基础条件。土地资本化不是万能的,个人所得溢载是土地资本化中首要的分配正义问题。土地红利的根源与本质属性决定当代中国土地资本化必须合理限定个人所得,政府在完善土地资本营运机制中扮演着规则制定者和分配纠偏者的天然角色。严格空间用途管制、规范招拍挂制度、健全土地征收程序、建立累进税制度、实现土地红利共享,是当代各级政府的应尽之责。

家庭收入结构与财富分布: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对家庭收入结构的研究主要关注财产性收入的水平和占比,这一指标体现了家庭对资本市场的利用程度。通过对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财富较高的家庭拥有的狭义和广义财产性收入都显著地高于财富较低的家庭,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财产性收入较高的家庭更大。这一结论表明财富较高的家庭更能够地从资本市场上获利,这可能是财富分布日益集中的原因之一。政府应该通过合理的措施鼓励低财富的家庭更好地利用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改善家庭收入结构,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我国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制度分析

本文认为静态地、抽象地分析企业中人力资本所有权和物质资本所有权谁占支配地位抑或平等是没有意义的。在企业中 ,人力资本个人收益与企业的总体收益有不同的取向 ,而非简单地转换。人力资本需要“自己给自己定价” ,即靠自身的才干、贡献大小通过有效的机制确定自己从企业收益和剩余收益中分割的多少。因此 ,设计能够释放人力资本能动性的产权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 ,是中国企业缩小与国外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提高竞争力、加快创新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70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经验与趋向研判

收入分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各个层面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入而又卓有成效的改革。改革开放之前,主要采取的是工资分、计时制和职位等级制等,讲求的是同一层级内的平均主义和绝对公平。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整个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变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推进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变迁举措从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到要素市场的建立和深化,再到财产性收入的确认和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都极大地提高了要素的活力和积极性,对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缩减收入差距的条件下实现经济更有效率和更高质量的发展,是新时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着重保护劳动所得,鼓励更多新要素参与,三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是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

我国人力资本参与收入分配的具体操作研究

根据我国国情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应将人力资本分为一般(普通)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本,一般人力资本仅拥有基本收益权,而人才资本不仅具有基本收益权,还应有与物力资本一样的剩余收益权.通过复杂系数法将人才资本转换为一般人力资本,并运用计算价值法或柯布 道格拉斯法将剩余收益在物力资本和人才资本间进行划分,然后通过排序法或标准系数法进一步在人才资本之间分配.

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与收入差距

文章将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与收入差距纳入到一个三元分析框架中,认为产业结构升级会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强度与结构不断调整,一方面促进人力资本结构调整与优化,另一方面可长期显著提升就业能力与平均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随后的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优化较产业结构优化更能缩小收入差距,同时,收入差距的改善也会惠及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优化,但当前的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之间耦合效率较低,甚至发生相互掣肘的效率损耗。因此,在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人力资本分布结构的演进特征,充分促进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之间良性互动。

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收益分配理论研究

运动员人力资本收益分配,是关系到体育劳动领域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的重要问题。对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收益分配制度、分配原理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是研究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收益分配问题的基础工作。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收益分配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不同劳动形态决定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收益分配具体方式;指出了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收益分配权归属与分配力强弱;探讨了运动员参与体育劳动剩余分配的经济学原理。

人力资本存量对我国劳动者收入分层的影响

本文利用社会分层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对劳动者收入分层的影响 ,分析了建国 50年来 ,在不同历史阶段人力资本存量对劳动者收入分层影响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 。

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基于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政府实现宏观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具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和内生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产业结构调整在即期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在长期,城乡居民根据产业结构调整重塑就业预期,通过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职业转换,届时将出现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将高于城镇居民的格局,形成乡城收入赶超效应,产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正面效应。

我国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制度安排

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不仅是企业系统演进的产物,更受相应制度的激励和影响,这已被不断贴近现实的人力资本理论所证实。成功的制度激励是人力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但我国转型经济时期的制度却制约着人力资本的提升。因此,加强对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制度的研究和建设,对于促进我国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