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与启蒙:梁启超的孟子学

“经世”是梁启超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关怀。梁氏孟子学前期以宣传康有为大同思想为主旨,介绍和吸纳西方思想,以西方知识性内容取代传统道德评价标准;后期侧重国民教育,以西方教育主义重新审视传统思想中的知识与道德关系,在科学知识的时代大潮中凸显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与经世思潮的深刻互动中,梁氏思想“变”中有其“不变”,“不变”中又蕴含“常变”,在救国之切、爱国之真的烘托下其经世意识更加醒目。梁启超的思考对当下增强文化自信,继承并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中晚明知识人的“惭愧”书写及其文学史意义

中晚明生员身份的泛化、乡论在科举取士中制度性功能的弱化以及考课制度的严苛化,在导致知识人向上流动日趋艰难的同时,也形塑了士人德性缺失、职分意识淡薄的普遍性格。制度影响之下士风的持续恶化,是知识人展开自省的现实语境,“惭愧”则是其自我反思中首要而直接的感受,并以面向生民为基点。对儒者职分的强调、“经义”兼“治世”的自我期待、诗文经世与文章主理观念的强化、明末清初文风之转变乃至回向乡里、面向地方的新动向,则是知识人在自省中的尝试性回应。面向生民的惭愧书写不是目的与归宿,而是思“变”的起点。这也正是中晚明知识人惭愧书写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从经世到新学:近代学术转型中的晚清掌故学

晚清时期,随着经世学风的盛行和分科治学的兴起,掌故学由以杂史为主的史学旁支,演化为记录制度、人事兼及行政、社会经济知识的独立学科,受到龚自珍、曾国藩、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重视。作为新学的一部分,晚清的掌故学逐渐从史学之中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成为了承载经世实学的一个特殊的学术门类,并进而为维新派所用,以对接古今学术,培养会通古今中西的行政人才。实用掌故学在维新变法时期到清末新政初期一度跻身正式的教学分科,出现在全国书院斋课和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堂的课程中,但随着“癸卯学制”的颁布而很快消失。实用掌故学是晚清学人继承道咸经世学术的一种重要形式,沟通了不同代际和群体的“新学”,促进了新知识、新学科的形成。

宋儒程大昌的学术地位及评价

程大昌为南宋官历三朝的经世名儒,一生勤精治学,著述丰厚。当时及后世对其学术地位评价极高。一是程氏以当世名儒与重臣双重身份在传播儒学及其经世致用等方面弥补了新安理学家治学中所欠缺的践履工夫,成为新安理学的“先哲”;二是程氏肆力为学,博通二典,着力于儒道互补,成为会通儒道的“桥梁”;三是程氏勤政务实,政绩丰硕,被时人誉为国之宝臣,学之准的,成为学术与人格的“典范”。程氏既能在学术上着力于会通儒道,又能将此种会通精神贯彻于政治践履上,甚为当时及后世所赞誉。

晚近经世思潮下俞樾评墨、疏墨谫论

在近代墨学复兴的历程中,俞樾发挥着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一方面,承乾嘉考据思潮的余风,俞樾对《墨子》文本进行了详审的校理工作,促进了《墨子》训诂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在晚近经世思潮的刺激与“西学墨源”风尚的激荡下对墨学价值进行了重新估量,主张将其纳入治国安邦的范畴,彰显了通子致用的理念。对这些言论的深度解读以及校理成果的深入剖析,可以体察墨学在晚近时期发展和演进的历程与脉络,可以理解和考量晚近知识阶层在社会危机加重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古典知识以缓释乃至消解社会危机以及西洋新知带来的冲击和紧张,进而重构知识与信仰世界的心路及价值取向。

宋人追复“三代”之原因蠡测

宋朝建国之后,朝野都认识到历史乱多治少,加之北宋承五代废墟而来,如何避免成为第六代?这让他们心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并开始从历史中借鉴经验。“三代”号称“极治之世”,寿命最久,而历代称治的汉、唐,寿命却明显更短。“汉唐”可以成为第一步追求的典范,但如果要想国祚更久,则“三代”无疑是更理想的仿效对象。提倡“三代”,也有助于应对佛教挑战。而当时思想资源有限,宋代朝野并不能提出超越儒家“三代之治”的其他理想世界。因此,在与“汉唐故事”“祖宗家法”的对比中,“三代之治”得到了极大的推崇,这也促成了儒学的复兴。

中国古代义利思想对高校德育的启示——以永嘉学派为例

永嘉学派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作为中国古代义利思想的组成部分,永嘉学派义利观主要表现为义利并举、以利和义,强调崇义养利、行实德、修实政等。该文归纳梳理了永嘉学派义利观的主要特点:不空谈道德,追求义利之和;关注民生实践,突出经世致用;重视“外王”取向,崇尚理想人格;倡导“崇义养利”,批判自私自利。该文旨在为高校德育实践提供一定指导,高校道德教育要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下,在理念上进行创新,重视培育学生的实德、实言、实行,立足现实,反对空谈,培养道德习惯,塑造现代人格。

Beyond Resource Diplomacy and Economic Statecraft: UAE-ROK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UAE)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ROK)’s diplomatic relations date back to 18 June 1980.While the ROKUAE relations were initially centered on the energy and construction sectors in the 1970s and 1980s,the ROK’s engagement with the UAE has been broadened in scope since the mid-2000s to encompass security and defense,food security,innov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s.By analyzing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ROK-UAE bilateral relations,this essa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ROK’s emergence as a middle-power stat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discusses the ramifications for the nexus between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中美战略竞争与亚太中等强国的行为选择——以美国“印太战略”升级为契机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加剧,亚太地区的中等强国在多边制度框架中衍生出不同的战略行为与制度方略,以缓解体系压力和应对外部风险。本文构建以枢纽地位和秩序前景为解释变量、以选边风险为调节变量的分析框架,解释亚太中等强国在“印太”安全和经济制度体系中复杂多样的行为模式。从行为选择看,次地区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决定了中等强国的战略自主性与对抗体系压力的能力,嵌套次地区秩序在内的秩序前景在参照依赖效应下框定了其对现有地区秩序的态度,“印太”制度框架中的选边风险则调节了枢纽地位的作用强度。本文以美国“印太战略”升级为契机,通过考察韩国、澳大利亚、越南和印尼四个案例发现,这些国家在枢纽地位与秩序前景的驱动下,在“印太”安全战略中倾向于以隐性对冲规避风险、以显性制衡承担风险、以显性对冲化解风险和以隐性制衡投机风险,而在“印太”经济战略中,各国则依据对秩序前景的判断来实施制度制衡与制度对冲。明确亚太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下的行为模式,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地区秩序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康有为孔教论的思想建构及其内在困境

康有为孔教论虽能为儒家转型提供启示,但存在诸多困难。他将清代经学家法思维极端化,试图借助武断辨伪以建立完备学说,然而这一体系却因不断比附西学而解体。孔教并非历史实相,而是他的思想建构,该方案的宗教形式与文教内容互斥,既无法回应当时诸多学术批评,更难以推广实践。康有为虚君共和论存在矛盾,且将儒家重心由政治转到宗教,导致经世理念错位。唯有克服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内在困境,方能将之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思想资源。

杜牧经世思想略论

杜牧熟读史书,多年为官,积极探求治国安邦之道,形成了以史为鉴的鉴戒意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资政思维、提倡华夷之辩的民族忧患意识。杜牧经世之言相继被《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采纳,杜牧的经世思想为我们了解中晚唐时期历史提供了新思路。

时势与经世:民国时期马鹤天边疆思想的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马鹤天是民国时期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之一,对于边疆问题的认识随着时势发展不断深化。以全面抗战爆发为转折点,其思想从关注边疆之“疆”土以及致力于民族国家建构转为着眼于边疆之“边”况,提议联合周边弱小民族国家,以救中国危如累卵之国势。马鹤天思想的嬗递既是基于对现实的关怀,亦是边疆问题发展的自在逻辑使然,但秉要执本还在于其爱国情怀的体现与延续。

经世致用:陈垣史学的风骨——兼论中国史学致用的问题

中国古代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从先秦到清代,不断发展。古代史学通过若干途径发挥史学致用的功能。陈垣对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有深刻认知,然更多的是体现在他一生以史学经世的实践之中。他的史学致用与其爱国情怀密切相关,随国家民族命运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著史以表彰中华文化、著史以激发抗日斗志、史学为社会大众服务三个阶段的历程,并得到不断升华。从陈垣史学致用的经历中,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示,并总结出史学致用的原则。

纯德实学:从郭守敬治水看何为儒者

通过分析郭守敬治水思想之缘起,系统梳理了郭守敬疏浚邢州河道、修复西夏水系和升级京杭运河等治水功绩;归纳了郭守敬躬行实践、因地制宜、自主创新的治水理念;总结出郭守敬具有跨越民族界限之超越性,重视实学之实用性的“经世致用”入世思想。“儒者”这一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指专攻儒学、儒术的学者和士大夫;广义则指受儒学教育并具有经世致用思想之实干者,郭守敬正属于后者。这不仅对儒者的定义有新的拓展,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作用。

郭嵩焘评议

对郭嵩焘生平与时俱进的思想历程予以实事求是的历史定位，应作如是观：他既是经世派的后劲，又是洋务派的智者，更是维新派的先驱，堪称晚清史上对内谋改革、对外求开放的代表人物。

《神灸经纶》灸法内容及特色浅析

《神灸经纶》为清吴亦鼎所撰,该书全面地总结整理了清及清以前灸法经验,体系完备,内容翔实,是一部理法并重、切合实用的灸法专著,在针灸发展史上享有一定地位。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及当今启示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古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为背景,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该理念的内涵及它发生、发展和形成的途程。着重点在于探讨同该理念紧密相关的前贤们在以民为本与富民教民、法治与治国、德治与法治、为政与治吏诸关系上的经典论述.以揭示这些文化遗产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建设的镜鉴和继承的重大意义。

传道、济民、修己——张栻礼学思想析论

张栻的礼学思想,是其新儒学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张栻传道、济民、修己的礼学思想对南宋地方精英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他追求经世济用的新儒学,认为士大夫担负着礼之兴废的重责。他主张从人事之礼中体认天理,强调以礼作为培养士人、养成风俗的重要手段。张栻终其一生都在学礼,对礼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

晚明复社的社会活动与社会思想——兼论复社学术的经世取向

晚明文人结社,尤以复社规模最巨,影响最大,活动最频繁。复社的社会活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政治取向。与复社社会活动形成鲜明照映的是复社的社会思想和经世学术。社会思想在诸如经世济民、名节道义方面,都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历史意义;而学术体系中的经学、史学成绩皆有着深刻的经世内涵。复社的社会思想与学术取向,在明清之际的社会转变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启后的重大历史意义。

论西周王朝政府的僚友组织

西周金文中的"僚"和"友",是不同身份的两类职官。其中的"僚"是指担任副职、负责辅佐正职管理职事的官员;"友"则是指一般的属吏,这类属吏通常是由官长的同族兄弟担任。在西周时期,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形成了正职、副职和属吏的三级科层结构,反映了西周行政组织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科层化和政事的日益繁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