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英译的外显化策略分析

本文基于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对《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译本和施友忠译本的外显化特征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通过提取威氏拼音和词汇、句法层面的参数发现:两个英译本总体呈现外显化特征,主要体现在译文的语言及诗学形式、词句意义和文化语境等方面,背后的非文本原因可归于翻译意图、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两位译者的外显化翻译使译文指涉更加明确,语境更加清晰,意义更易理解,原著的文论思想、美学精神和文化内涵得到充分阐释。外显化翻译在信息补偿、话语建构和文论互动方面具有一定价值,表明其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指导性翻译策略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文心雕龙》英译中的读者意识——以宇文所安英译本为例

读者不是译文的消极消费者,而是译文意义的能动建构者。读者意识是译者以读者视角观照翻译、使翻译行为围绕读者中心逐步向前推进的心理机制。宇文所安的读者意识体现在内容导向、沟通途径、主流诗学和读者接受四个方面,表现为材料选择的贴近意识、思想交流的贴心意识、表达习惯的贴合意识、服务读者的体贴意识。得益于读者意识,宇文所安充分履行了译者的职责,妥善处理了译者、作者和读者的三方关系,促进了《文心雕龙》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与传播。中国文论要走向世界,译者的翻译能力是前提与基础,而读者意识是确保译者翻译能力得到充分展示的思想保证。读者意识有助于译文走进读者的心灵世界,有利于译文在译入语文化语境的进一步传播。

宇文所安译介《桃花扇》的动机、理念与策略

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但他的中国戏曲译介,尤其是《桃花扇》译介,尚未受到学者的充分关注。因此,研究试图从翻译动机、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三个方面系统考察宇文所安的《桃花扇》译介,以期全面展现宇文所安《桃花扇》译介的整体面貌。

制造严羽:宇文所安对“严羽形象”的建构

宇文所安《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是在海外汉学视阈下对“中国古代文论”课题进行的一次系统性梳理,文章重点关注和厘清此作如何建构汉学家视野中的“严羽形象”等问题。这种“形象建构”在这部读本里已然成为一条线索,几乎染指到所有入选的作者,如欧阳修、曹丕等人。除拈出这条线索并进行分析之外,文章更试图找出这种“症候”的背后意旨所在。文章尝试阐明宇文所安是如何将“新批评”和“读者接受批评”等西方文论的手法带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之中,并对宇文所安在《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提出的具有比较诗学视野的一些尝试进行分析,也对其所暴露出的欧美中心视野以及不合理的误读进行廓清。

个性、主题与表演性:宇文所安的晏几道词研究

宇文所安的晏几道词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晏几道的个性研究,经由现实中的晏几道个性与词艺术世界中的人物个性一同建构晏几道的词人形象。二是晏几道词的回忆主题研究,通过人物的理想化、场景的诗意化和回忆的类型化等方面对晏几道词的回忆主题进行解构。三是晏几道词的表演性研究,对词文本的表演性以及歌女在演唱时情感的真实性予以动态观照。总体来看,宇文所安结合了叙事学和影视戏剧的相关概念赋予晏几道词新的解读视角,对中国本土的晏几道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观念与方法。

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补偿布局

翻译与文化密不可分,两种文化间呈现完全重叠、部分重叠和文化空缺等现象。源语文化的特殊文化因子虽包含目的语读者所追寻的异域性价值,但它们使翻译变得困难重重,处理不当便会阻碍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对特殊文化因子的处理需要译者采取措施实行文化补偿。宇文所安在翻译《文心雕龙》时创新性地采用了整体布局和局部整合相结合的方式对译文进行文化补偿,即在整体上建构“整体概述+译文+文本阐释+文末注释集”的独特布局,局部上使用“杂合化翻译”,创造语言、文化和文学景观,以实现译文的自我补偿。整体与局部协同创新,共同发力,较好地实现了对源语文化的有效补偿。这种独特的翻译模式为中国典籍外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有利于推动异域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论宇文所安唐诗史书写中的“文化唐朝”

宇文所安在唐诗史书写中的“文化唐朝”既富有历史感地呈现了初唐“宫廷诗”所展示宫廷文化的演进轨迹,肯定了初唐诗在唐诗史的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还通过盛唐“京城诗”的视角极具形象地描摹了盛唐诗中所展现的京城文化变迁,客观地揭示出博大宏阔的盛唐气象是由王维为代表的京城诗人群体和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京城外部诗人共同创造出来的历史样貌。

从薛爱华到宇文所安:汉学视野下“文化南方”研究的转向与发展

中国“文化南方”的概念,经过从薛爱华的专著《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到宇文所安等的论集《文化南方与汉唐诗歌》的不断建构,汉学研究中的“南方”由确切的地缘概念走向由文本所构建出的文化疆界,形成中古时期中国文学的核心传统之一。通过二书的对比,剖析其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情感和“文化南方”这一概念的变易,观察近几十年海外汉学研究的扬弃、突破与革新,由此聚焦汉学文学研究的转向与变容,联系当下汉学研究视角的精神回归与西方汉学研究者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化,讨论汉学研究者的身份迷思,有助于展望汉学研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宇文所安与路易·艾黎的李白诗英译译者主体性研究

中国古典诗歌的外译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换,更是音韵、情感和意境的传达。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应发挥主体作用,在目的语中重构源语的诗意之美。宇文所安和路易·艾黎的翻译对李白诗在英美世界经典地位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两位译者翻译目的不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的主体性也有所差异,进而导致了不同的翻译效果。文章从受动性、能动性、为我性三个要素入手,分析两位译者不同的主体声音对诗歌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的影响,以期为汉诗英译乃至中国文学英译提供启示和借鉴。

“世界诗歌”论争背景下中国现代诗境遇探析

相较于“世界文学”概念的丰富和包容,宇文所安于20世纪末提出的“世界诗歌”概念则充满批评色彩。“世界诗歌”专指写给国际读者看且为翻译而生的诗歌,大多出自东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诚然,对此类诗歌可能存在的缺乏民族性、一味讨好西方主流诗坛的警惕与担忧符合情理,但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更大的困境在于非英语诗歌及相应的文化批评裹挟在西方主流话语与学术体制之下所面临的尴尬境遇,而关于中国现代诗的发展问题或许并非宇文所安等“世界诗歌”的赞同者所设想的那样悲观。

走向心灵的家园——《文心雕龙》英译中的阐释学评介

斯坦纳将哲学阐释学与翻译相结合,认为理解就是翻译,翻译就是阐释。译文不是单纯的原文思想的忠实再现,而是译者的再创造。在翻译过程中,阐释在信任、入侵、吸收、补偿四个层面上发挥着层层推进的作用。以此为观照,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的阐释更多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而杨国斌对《文心雕龙》的阐释更加突出了东方文化的特色。两个译本在从不同角度传递中国古典文论的过程中,却阐释了相同的精神,即文学是心灵的家园。

《离骚》英译史视阈下的宇文所安译文初探

19世纪末以来,《离骚》英译本不断出现,其中以霍克斯、伯顿、宇文所安的译文影响较大。通过将宇文所安译文置于《离骚》英译史的大背景下,与霍克斯、伯顿译文的对比,来探讨其特色和成就。宇文所安的译文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对于独具汉民族特色的骚体,宇文所安创造性地运用"半诗体"、破折号、标点空缺以及精心选择的语词,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文体特点,同时勾联并存了东方的哀怨美与西方的悲剧美;在陌生化内涵的翻译上,宇文所安译文体现了译者对源文化中的宗教意识和悲剧精神的深刻理解,对男女两性政治隐喻手法的准确把握。宇文所安的译文是其"世界诗歌"理念的实践,考虑到了多元语言文化的差异性、意义的开放性和传播的有效性,对中国的典籍翻译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发现文学理论——评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研究与阐释,具有鲜明的历史化、语境化特征。他主张以文本为中心来阐释中国的文学思想,侧重于文本的生成、传播和效果的横向考察,进而呈现出中国文论话语、范畴、理论和思想的生成机制和实践方式。这种"活的思想"及其阐释方法论,可以称之为"以中国作为方法"。

论“新批评”文学理论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受到"新批评"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初—盛唐诗歌史的建构上:初盛唐诗歌的发展史实是诗歌题材和体裁的演变史,其主潮是"宫廷诗—京城诗"的演变;初盛唐诗歌大家的文学成就只有放到"宫廷诗—京城诗"的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唐诗进行的语义学分析上:具体表现为他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唐诗展开的复义语言研究、反讽诗学解读和"三部式"结构分析。

宇文所安的文学翻译思想

在文化视角的观照下,探讨了宇文所安翻译思想有关中国诗歌的"中国性"和"世界性"协调问题、诗歌的可译性、译者的文学经纪人和文化代言人地位和文学翻译的接受效果等。宇文所安的译文既重视再现中国文学语域和风格的多样性,又倾向于透明性和本土性,有利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当代美国的传播。

宇文所安:汉学语境下的跨文化中国文学阐释

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不是"新批评"的"细读",而是一种跨文化阐释。这种阐释不采用某一种特定的西方理论和方法,而是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和思维习惯为基础,来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它是一种生命体验和理性思维并重的跨文化阐释模式。生命体验和理性思维的并重一方面使得理性分析有了更多的感性内容和具体针对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感性体悟具备了充分展开的空间。宇文所安的跨文化阐释模式是与美国汉学发展的新方向相一致的。它可以突破"区域研究"的限定,使汉学进入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它能够使中国文学产生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普遍价值,并有可能被更广泛的西方读者所理解、所接受。

文化过滤与经典变异——论宇文所安对杜诗的解读与误读

杜甫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最为推崇的中国诗人。然而,宇文所安眼中的杜甫,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杜甫不仅没有同一性,甚至存在极大的变异性。尽管宇文所安对杜诗评价极高,但我们对此应保持谨慎,因为他所推崇的杜诗经典业已经过潜在的文化过滤,是一部变异的符合西方审美价值的经典,远非中国人所体认的经典。

新批评抑或解释学: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方法问题

国内学术界惯于将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方法称为新批评方法,这一指称有其合理性。但就宇氏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总体性翻译释读与研究方法而论,它应归于文学解释学而非新批评。新批评方法只是其具体分析工具,文学解释学才是其真正的研究方法论。宇文所安对文学解释学方法论征用的意义在于,它使《文心雕龙》在一种效果历史的辨证结构中走上了再经典化的道路,从而为探索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契合·共振·贯通——宇文所安论中西文论的主题相通性

宇文所安基于西方文论语境对《文心雕龙》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他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论述了中西文论的主题相通性,表现为中西文论在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上的契合、共振与贯通。文道论与理念论体现了本体论上的契合;神思论与艺术想象论、《文心雕龙》风格论与西方的风格论、内外论与西方的内容形式论体现了创作论上的共振;心物交融论与摹仿论、知音论与西方批评理论体现了批评论上的贯通。从西方视角解读中国文论,可以发掘中国传统话语,实现中西文论的交互对话。在中西文论的契合中,各民族文学显示各自的特征和价值,有利于揭示世界性的文学观念,推动民族文学走向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

《剑桥中国文学史》探究与思考——宇文所安教授访谈(英文)

笔者围绕《剑桥中国文学史》与宇文所安教授进行交流,主要探讨了西方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起源、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和模式、文学史学与学术史的关系以及文学史学的新趋势,并就宇文所安提出的"文化唐"和"话语群体"的概念进行了理论探讨和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