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第三持留”的教育哲学阐释——兼论数字时代的教育困境与应对

斯蒂格勒的“第三持留”思想将人的问题与技术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且蕴含着重要的教育哲学意义。文章对“第三持留”进行存在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将人、技术和教育联系起来。研究发现,教育建立在“心理—集体—技术”三重个体化的基础上且与技术统一于“人之为人”的发生过程之中,显现出其面向未来的存在论意义;此外,数字技术正在异化教育,比如:瓦解作为地方性实践的公共教育,教育商品化和资本僭越导致去个体化,最终可能会造成教育存在论意义的丧失。围绕斯蒂格勒的相关思考,应对当前的教育困境需要强调学习者的生存主体性,倡导全社会的负责任创新以及在转型中找回教育的存在论意义。

意识迷途与存在之痛:论斯蒂格勒的记忆工业批判

当今时代记忆工业发展迅速,生产了大量的工业记忆商品。对记忆产品的工业化复制和商业贩卖,使得工业记忆侵入到意识领域,构成人们的意识内容。工业记忆参与到人的意识建构,昭示着“记忆取代意识”的意识危机。人们共同接受工业生产的记忆商品,标志着个体意识的同质化趋向和自我意识的丧失。这使得个体难以表明自我存在,渐渐丧失价值判断的能力,出现情感、思想、欲求上的缺失。然而,没有记忆商品能够彻底替代意识行使功能,个体始终承受着存在之痛的撕扯,仍需寻找存在的意义。因此,如何抵抗记忆工业的意识侵蚀,创造自身存在的意义,成为抛向个体的疑难。关键就在于要准确区分意识和记忆,以及借助记忆技术来重拾自身的独特性,获得崭新的自我意识构成。

从第三持存到数字持存——数字技术背景下对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新解读

当海德格尔用时间观照此在时,斯蒂格勒走向了用时间观照技术的理论构境,通过强调技术作为人之本质的第二起源,以此说明技术与人在时间当中的本体论关系,这就是技术现象学。藉由技术现象学的三级结构,斯蒂格勒揭示了人性结构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代具性特征,以及记忆结构在技术层面的持留特征,并由此说明了此在如何存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原则。但由于第三记忆的外在化与客观化特征,记忆在实现从原初性感知向时间性持存转变的同时,也呈现出主观感知能力与客观记忆体系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且这种矛盾一直延续至第三持存向数字持存的演变过程之中。前者作为意识的代具曾发挥着补足认知结构的作用,而后者则成为了代具性的意识,在掏空内在知性结构的同时重塑出一个外在化的意识主体。因此,在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理论视域中思考数字持存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寻找从数字持存向“数字药物”转变的可能性契机。

作为“数字遗忘工业”的网络文艺——基于斯蒂格勒“记忆工业”概念之重构

借助斯蒂格勒对于“记忆工业”的思考,反向探索作为记忆对立面的“遗忘”与技术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可以发现,在哲学、感知学、社会学意义上,在技术的自我隐藏、感知的技术截除以及技术社会的集体隐形等层面,技术均呈现出事关“遗忘”的种种踪迹。继而与“记忆工业”共生的“遗忘工业”概念也有其现实所指,即“文化工业”中生产“遗忘客体”的隐秘机制。跳读与倍速、断章与挖坑、玩梗与弹幕这三组分属网络文艺消费、生产及交互的现象可以被视为“数字遗忘工业”运行机制的三种表现。其表明,数字技术“界面”与商业资本“平台”正在通过“遗忘机制”发挥效力,数字式的“遗忘”在涣散的状态、递归的循环以及压抑的遮蔽中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反思“遗忘”在数字技术环境与网络文艺活动中的作用,指向了对当前数字主体生存价值与意义的人文关切。

论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神话结构

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由从三则神话演绎出的三项原则支撑建构起来。第一项原则为爱比米修斯原则,表示人类天生缺乏足以维持其生存的任何本能,必须借助于外在的技术而生存,技术就是人类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第二项原则为普罗米修斯原则,表示由于人类是后种系生成的物种,人类的进化就是技术的进化,其进化的动力在于人类死亡的超前性。第三项原则为潘多拉原则,表示技术即为欲望,二者对立而统一,既是使人类社会进化的解药,也是造成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毒药。这三项原则共同建构起了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神话结构。斯蒂格勒技术哲学为我们理解技术以及当代技术现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

斯蒂格勒,博伊斯和社会雕塑

斯蒂格勒认为参与是心智灵魂现实化的条件,但这种参与已经依赖于技术,这同时导致了“参与的丧失”和“象征的贫困”。尤其是在超工业社会中,营销技术控制了人们的意识时间,导致消费者普遍的“废人化”。斯蒂格勒在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概念中看到了为抵抗“参与的丧失”所作的贡献,并试图通过复活“业余爱好者”的概念延续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的思路。“业余爱好者”以自由发明的方式不断地从潜能走向实现,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独异性。这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也重新发明了政治,即独异性的政治,业余爱好者通过自己赋予自己时间而塑造共同体的时间,完成“社会雕塑”的任务。

斯蒂格勒是加速主义者吗?

从斯蒂格勒为何会被误认为是加速主义者这个问题出发,可以窥探斯蒂格勒的技术现象学对现代技术的批判:斯蒂格勒确实认为日益加速的现代技术会推动社会向前,但这并不意味着斯蒂格勒是一位加速主义者。恰恰相反,斯蒂格勒认为寻求对现代技术的不断加速正是现代技术的弊病之所在,问题的关键是厘清“时间在加速”与“技术在加速”这两个彼此纠葛的悖谬现实,不再沉迷于“技术决定论”的藩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斯蒂格勒相信并指出了一条反自动化的救赎之路,而这也说明了加速主义的问题正是在于它没有为加速的技术预留可能性的空间。

从“此在”到“已经在此”——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的批判性改造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历史”的研究是从作为此在的人和具有技术性的存在两方面展开的。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用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两种样式来形容此在的在世性,认为处在非本真状态中的此在正是通过用具(技术)操劳着,从而逃避或遗忘了自身的存在;本真状态中的此在就是“向死而生”。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归纳了此在的时间性、历史性、自我理解和实际性四个特征。在《技术与时间》里,斯蒂格勒认为技术作为人类本质的代具1是“已经在此”的,人应当被看作存在的主体,我们应当从人与技术的关系出发重新看待此在的在世性,即从“此在”到“已经在此”。

斯蒂格勒:西方技术哲学的评论——《技术与时间》解读

斯蒂格勒认为,在法国技术哲学中,吉尔的观点是以技术系统总体决定技术发明来思考技术的进化,古兰则是主张在人的意向和物的规律的关系中讨论技术的客观趋势,而西蒙栋的研究对象已经是大工业中的技术客体的自身动力和异化问题。然而,这三位学者对技术的批判性反思的深度是贫乏的。为此,斯蒂格勒让我们关注海德格尔在存在论构境中对技术的批判:技术原来是人的力量,可在西方世界的总体性完成中,技术却畸变为一种毁灭人类自己的力量。所以,必须拒绝技术中心论,必须当心技术干预的无度。

电影与记忆的工业化——贝尔纳·斯蒂格勒的电影哲学

法国当代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的电影思想从胡塞尔关于意识的两种记忆形式出发,即第一记忆(感觉)和第二记忆(回想),提出了"第三记忆"理论。斯蒂格勒认为,在电影中,视听记录技术创造了"意识的容器",成为一种如同记忆只能在时间中才能自我展开的"时间客体",成为随时可以把过去带到当下的意识副本。依靠外部物质存储的人的"第三记忆"正被迅速工业化,这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电影与人的意识高度同化,摧毁了欲望经济;二是改造了人的一般性审美体验,可以被精细化的数字技术所调节,导致人类丧失了原始的自恋能力以及图像的盲视式毁灭,斯蒂格勒称之为"符号的贫困"。

斯蒂格勒与他的《技术与时间》

贝尔纳·斯蒂格勒三卷本的巨著《技术与时间》是其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他以技术哲学与现象学的嫁接为构境入口,主要是胡塞尔关于意识时间现象学中的第一、二记忆的构式线索,并由此提出自己关于后种系生成的第三持存(第三记忆)的原创性构序线索。他还很深地将海德格尔关于科学技术的批判性反思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触入到今天正在发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全新数字—网络生存构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基于技术义肢存在论之上的信息技术批判理论。

斯蒂格勒人的代具性思想研究

斯蒂格勒借助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神话的隐喻在存在论上揭示出人是一种缺陷性存在。这种缺陷性构成人的代具性的生成根源。人的代具性意味着人的存在需要依靠自身之外的技术实现和延续。这使人与技术结为一体,相互差异,相互反射,相互延迟,形成延异。延异构成人的代具性的存在形式。在延异中,人的记忆获得解放和外延。现代模拟、数字和生物技术的发展使记忆(意识)的外延达到一个新的阶段,造成记忆的工业化。记忆的工业化阻断了人的特定记忆、社会种族记忆和个体记忆,使这些记忆被新生的机器记忆所替代,从而导致人丧失自身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定向能力,而迷失在技术中。

精神药物学——德里达及其后学对于媒介批评的学理启示

德里达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提出了"文字—药物"的隐喻关系,敏锐地触及媒介的二面性能,用哲学语言描摹了媒介文化的前史。德里达以档案处理、存储技术为个案,讨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与现代媒介的关系,以及人类在记忆技术化的时代如何记忆,强调档案的保存和毁灭的双重功能。施蒂格勒将德里达的"药物学"予以延伸,覆盖了生命、心灵、技术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这个关系之中的命运,提出"与药物共生,与药物同在"的生存策略。

从人的技术化到社会的技术化——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思想进路

斯蒂格勒基于技术现象学立场,首先以后种系生成追溯技术起源,认为技术是人的内在的本体论式构成因素,不是技术的人性化而是人的技术化;其次,"谁"和"什么"之间的延异引发了原初性的迷失方向与现代性的迷失方向;最后,由电影时间和无产阶级化着手进行了社会技术化批判。从人的技术化到社会的技术化,构成其《技术与时间》系列的一条基本线索。

“人的发明”的教育意蕴及其启示--斯蒂格勒技术哲学发微

“人的发明”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教育学问题,斯蒂格勒为此提供了一种技术哲学解释。通过解读爱比米修斯原则与普罗米修斯原则,斯蒂格勒确立了发明问题的先行缺陷结构,即人的意外悬临必须求助于体外“义肢”。在此基础上,借助现象学方法,通过整合多学科性的技术哲学理论,特别是深描勒鲁瓦-古兰确认的考古人类学成果,斯蒂格勒指认,人是一种“义肢”性存在,“人的发明”乃是区别于动物遗传性获得的“后种系生成”,其隐秘机制即“谁”与“什么”的双重“延异”。教育作为一种“义肢”,与“人的发明”具有深度意蕴关联。“教育即‘人的发明’”这一命题可以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三个层面得到解释,三者构成一种个体生命进阶的教育性秩序,主要表现在个体教育生命原初背景的奠定及其进一步在异质性场域的打开,以及作为一种延展性生命空间的拓宽。随着“义肢”生命助产性滑向对人的本质性奴役,教育必须警惕臣服性技术接受,重视抽象性思维能力塑型,以及强调泛在性具身认知以抵御现代技术的座架风险。

阿多诺、斯蒂格勒与工业经验图型

斯蒂格勒认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提出的康德式经验图型被捕获和扭曲、文化产业对个体的时间殖民等问题,但他认为其中技术的角色并未被充分认识。同样,胡塞尔对时间意识外化的忽视、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抽象化解读,都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技术的教条理解。斯蒂格勒强调持存技术贯穿人类历史,人类心智本身就是某种技术秩序的产物。身处电影、电视及录制音乐等第三持存已然深度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时代,斯蒂格勒回顾了阿多诺提出的"艺术作品的技术化",认为应当理解技术作为"已在"在艺术作品时空生成中所发挥的作用。当关涉技术与艺术、技术与审美的问题时,更加多样的、差异性的关系应当被我们思考和探索。

技术与时间:从海德格尔到斯蒂格勒

“技术”和“时间”是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关注的主题。斯蒂格勒从现代工业技术发展的角度出发,对经典现象学的时间观,以及对奠立在这一时间观基础上关于现代技术的本质理解进行了批判性考察。斯蒂格勒受到海德格尔对作为现代技术本质的集置—架(Ge-stell)的存在论分析的影响,将亲在的时间性本质理解为不同于“内在的时间意识”(inneres Zeitbewusstsein)的“内世界的历事发生”(innerweltliches Geschehen)。斯蒂格勒对胡塞尔的“第三级滞留”的批判性解释导致他和以胡塞尔、早期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经典现象学的“两个教条”之间出现了一种激进的和后现象学的决裂。而斯蒂格勒对“遗产”作为可能财富的“漩涡”和对“溯—行”作为“流动的蒙太奇”的分析,则引导他开创出当代技术和时间哲学的一个新方向。

技术史视域下人的“赛博格化”研究

以哈拉维为代表的文化批评学者重视作为一种政治身份的赛博格,但却缺乏技术史的视域,忽视了作为技术化身体的赛博格。事实上,技术史就是人类史,人类拥有自然与技术的双重起源,始终与技术共同进化。与此同时,诸多的技术并非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共同组成了统一的技术系统。而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总是相互作用,最终趋向平衡。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系统虽然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系统,但是并未质疑自然人类身体的合理性。在正在形成的超级工业系统中,数字化的世界图景取得了支配性地位,自然人类身体因为其无法彻底地可计算与可控制,反而成为了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此,为了实现新的平衡,人类不得不用技术改造原初的身体。人的赛博格化的过程,也是自然人类向技术人类的命运性过渡。

延异断裂与技术踪迹——论斯蒂格勒对德里达延异概念的狭义化解释

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是从德里达延异思想中衍生出的一种理论体系。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是对所有生成过程的描述,他认为,在所有的生成过程中都不会有中心和起源,生成意味着生成的延迟和差异,也即延异。斯蒂格勒则认为,德里达的延异概念是对一般生命的生成过程的描述,并且在延异本身中有一种断裂。这种断裂开启了延异的延异:它一方面标志着技术踪迹的出现,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人类的起源。人类因而是依赖于技术这种外在化的踪迹而进化的后种系生成的特殊生命。斯蒂格勒将德里达的延异概念狭义化了,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研究技术踪迹的延异的人类学。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

论斯蒂格勒的“知识无产化

'知识无产化'是贝尔纳·斯蒂格勒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斯蒂格勒认为,在数字化时代,无论是大众还是知识分子,其包括生活知识、行动知识与理论知识在内的全部知识均已脱离自身而仅仅存在于技术设备中,一旦离开技术设备,人们将是知识上的'无产阶级'。所以,基于药理学视角,斯蒂格勒指出作为原初'良药'的技术现在已然是造成大众遭受'知识无产化'的'毒药'。在斯蒂格勒看来,'知识无产化'是一种'非经济'的包括消费者在内的资本主义新型剥削形式,是对人们思想与知识的掠夺与塑形,它将进一步导致个性化的缺失以及情感与欲望的迷失。正因此,作为时代诊疗师的斯蒂格勒为异化的技术这剂'毒药'开出了'解毒'方案,即贡献经济和普遍器官学。对斯蒂格勒来说,这一方案不仅是其'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内容,而且可以为人类开创一个充满'负熵'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