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与产业生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着力点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重点,良好的营商环境一般具有便利性、公平性、透明性、法治化和国际化等特征;优化营商环境可以降低市场主体的成本、增强市场主体投资激励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动力。产业生态良性循环表现为能够培育核心企业并不断产生系统整合报酬;促进产业生态良性循环可以提升企业能力、提高企业预期收益,对市场主体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研究报告(2021年)

基于2021年我国市场主体新增注册、新增注销、新增融资、新增知识产权和新增违规失信等方面的公开数据,应用“市场主体注销注册比”“市场主体净增新增比”“市场主体生存指数”等指标,对我国市场主体总体及分区域、分行业的发展活力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客观反映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2021年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市场主体的发展特点,并对进一步培育市场主体和增强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提出建议。

着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总结了过去一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深入阐述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对2019年工作作出了部署,重点突出、举措有力。《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做好2019年政府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激发“十四五”时期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鉴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理论逻辑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激发所面临的约束,包括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困境”与“低效率”约束、民营企业的“竞争中性缺失”与“市场歧视”约束以及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低风险抵抗能力”和“金融支持不足”约束;要解决这些约束,需要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深化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原则,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完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法律保障,健全金融支持体系;利用市场与政府的互补协同,推动各类市场主体实现创新发展。

基于大数据的我国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研究

基于2011—2020年我国市场主体新增注册、新增注销、新增知识产权和违规等方面的公开数据,首次提出并应用"市场主体注销注册比""市场主体净增新增比""市场主体生存指数"以及"千人市场主体数量""注销市场主体寿命"等指标,对我国市场主体总体及分区域、分行业的发展活力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客观反映近年来我国"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实践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市场主体的发展特点和营商环境之间的差异。最后对我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市场主体和增强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提出了政策建议。

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以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3份重要文件为线索,从历史性和整体性的视角,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史、实践和理论逻辑进行分析论述。研究表明,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没有系统理论和经验可供借鉴的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历史进程,既是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制度创新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的具体体现;通过干中学,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将顶层设计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将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在市场作用逐渐扩大乃至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的同时,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能够充分体现兼顾效率与公平且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经济体制探索实践过程,也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改革红利、体制活力与现代市场体系——新起点上的中国经济升级版

为保持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既利当前又利长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社会影响。我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调整、趋势性调整因素和历史积累的矛盾交织叠加,发展环境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必须加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力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释放改革红利与体制活力,加强政府调节经济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为打造全新的中国经济升级版奠定坚实基础。

数字音乐产品与慕“名”而来的目的地旅游经济效应——一项准自然实验

以数字技术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以数字文化助力旅游产业消费升级,正在成为新阶段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立足于知名数字文化产品极大影响旅游经济发展这一“现象级”事实,文章利用数字平台手工搜集、筛选数字音乐产品,基于2005—2019年中国281个城市面板数据,将数字音乐产品发行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等模型多维度检验了数字音乐产品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知名数字音乐产品可以显著促进国内旅游经济发展,但对国际旅游经济影响不显著,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仍然成立;知名数字音乐产品不仅能促进本地旅游经济发展,还能够拉动邻近城市旅游经济;知名数字音乐产品的旅游经济促进效应在四五线城市、区域文化多样性和旅游资源禀赋高的城市更显著;知名数字音乐产品可通过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研究结论不仅为重塑数字时代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新格局提供了重要依据,还为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绿色经济背景下我国碳交易市场活力激发机理研究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球共识。碳排放权交易这一市场化减排工具已被应用于多国碳减排实践中。我国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已建立的试点碳市场继续运行,为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本文梳理了我国七大试点碳市场开市以来的运行状况,分析了试点碳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成交量受履约驱动影响、履约推迟严重、市场信息披露不足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碳交易市场活力激发的对策建议,包括公平合理分配碳市场配额、完善监管机制、发展碳金融产品、激发企业绿色产品市场活力,以期为我国碳交易市场健康平稳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绿色低碳产品消费市场活力激发研究——基于绿色家电产品的演化博弈

激发绿色低碳产品消费市场活性,对拉动上游企业低碳减排,促进低碳供应链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政府、家电企业、消费者三方博弈模型,探索各主体策略选择及演化稳定路径,并以实际数据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低碳决策主要受家电企业低碳决策影响,家电企业低碳决策主要受消费者低碳决策影响,消费者低碳决策受政府及家电企业决策共同影响;家电企业低碳成本、政府不监管时消费者选择低碳消费带来的家电企业额外收益、绿色家电与非绿色家电价格差、消费者低碳消费环境保护效用是促进模型向政府不用监管、家电企业积极提供绿色家电、消费者主动选择低碳消费的理想稳定状态演化的重要决定因素。为此,政府应对企业减排成本合理补贴并加强宣传教育,家电企业应扩大低碳产品供给,提高低碳产品性价比,消费者应进一步提升低碳环保意识,树立低碳消费理念,践行低碳消费。

基于SD及三方博弈的低碳供应链消费市场活力激发研究

针对激发绿色低碳供应链产品消费市场活力问题,以绿色家电产品为例,构建包含政府、家电企业及消费者三方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策略稳定性。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结合家电行业实际数据模拟策略变化情况,并验证稳定演化路径,分析具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策略受家电企业影响,家电企业策略受消费者影响,消费者策略受二者共同影响;家电企业低碳成本小于收益,低碳价格差小于低碳消费环境保护效用时,三方主体有唯一演化稳定策略(0,1,1),即政府无需监管,家电企业积极提供绿色家电,消费者主动选择低碳消费;绿色低碳产品价差率应低于消费者27.3%的低碳溢价支付比率,低绿色偏好者环境保护效用需合力提高。

激发经营微观主体活力，使“降成本”成为内生需求

本文认为《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实施三年以来,虽因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小企业融资难、环保政策和交通运输领域的规范治理等因素对降本效果产生一定程度的“冲淡效应”,但总体看政策实施效果明显,总体目标得以实现。对于政策未来走向,本文指出降成本宏观政策依然要保持相应的力度和时间长度,且政策应更细化到具体行业。同时就如何激发经营微观主体活力,使“降成本”成为内生需求方面提出十二条建议措施,因为只有企业的内因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才能让国家宏观政策这个外因发挥最大的功效。

市场化改革激发了谁的活力

“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鲜明要求,面对各类市场主体的蓬勃发展,市场化改革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作用效果与途径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无资源流动障碍和无信贷约束条件下的企业经营绩效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市场化改革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差异化影响,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市场化改革激发不同所有制企业活力的效果与机制,发现市场化改革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来自断点回归的结果表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成功驱动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混改后的国有企业活力大增,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上升约18个百分点。上述研究结论不仅为市场化改革的政策评价提供了经验性事实,而且为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经济活力之源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显示出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行稳致远,得益于持续深化的体制改革、活跃的市场主体、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广阔待发的市场空间、踊跃进取的创业创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及优化调节的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