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效应

优化资源配置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目标,基于市场价格、竞争与风险机制的市场化视角,以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实践为基础,构建“数字经济—市场化—资源配置”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全国地级市样本数据,在测算城市数字经济和资源配置效率指数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实证发现: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改善了资源配置扭曲,这一结论在考虑指数测度误差、内生性问题以及外生政策冲击等因素后依然成立;市场化是数字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数字经济对资源配置扭曲的优化效应存在边际递减的非线性特征,且在优化效应的结构差异上存在“资本—产品—劳动力”的递进逻辑;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改善城市间产品和资本配置扭曲相互强化的内生交互循环,但也可能因城市间的“虹吸效应”导致劳动力配置在空间上产生“新扭曲”现象。

数据要素市场化赋能银行数字化转型了吗?——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深耕数据要素市场化沃土,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助力银行数字化转型,是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充分发挥金融供血机能的关键举措。本文基于2010—2021年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深入探讨数据要素市场化对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有助于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同时这种影响在城市能级、金融韧性和商业信用环境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作用机制分析发现,资源配置效率是数据要素市场化促进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渠道,金融科技和银行业竞争在数据要素市场化赋能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对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可进一步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研究结果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参考。

数据要素应用与企业创新效应——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是驱动企业创新的新引擎。基于数据要素的多重异质属性,界定了企业层面数据要素应用的核心内涵,从数据资源、数据应用过程、数字技术和数字业务支撑系统四个维度筛选关键词,通过文本分析测度了数据要素应用程度指标,并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据要素应用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应用同时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增长和创新质量提升,该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应用通过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和市场偏好匹配效应促进企业创新量变和质变。基于环境动态性视角的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环境优化会强化数据要素驱动企业创新量变,制度环境改善和技术更迭能同时激发数据要素引领企业创新的量变和质变。

城乡要素市场分割、数字普惠金融与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具有跨地域属性的金融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城乡二元结构对资源有效配置的阻碍。本文采用2009—2018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FGL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乡要素市场分割主要通过阻碍农村劳动要素向城镇转移以及城镇资本要素向农村转移等路径抑制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既具有直接的资源配置效应,又能反向调节城乡要素市场分割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效应在使用广度、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以及金融产品协同等子维度均得以明显发挥;同时,该调节效应在基础设施不完善、地区要素禀赋偏资本密集型以及失业率较高时仍然成立。

实体视角下的资本市场:本源、沿革及发展趋势

资本市场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供了一个平台,可集聚资金、配置资源,并进行投融资活动。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或债券等方式,实体可以获得所需的资金,同时投资者可以购买证券来参与经济活动,并分享风险与收益。实体获取资源的手段是资本市场的创新和发展,只有深刻理解资本市场的本源和底层逻辑,才能更好地解决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从实体逻辑中找到答案。因此,文章对资本市场本源、沿革及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对资本市场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碳减排与南北经济差距——基于量化空间模型的分析

中国于2020年联合国大会明确提出争取分别在2030年和2060年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与此同时,中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任务艰巨,面临着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本文在Caliendo等(2018)构建的具有投入产出联系、人口流动的多地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引入二氧化碳排放,探究了碳减排对区域经济差异(包括八大经济区、南北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以及全国碳交易市场建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按照目前的生产率增长速度,①若不存在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碳减排会抑制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缩小南北经济差距;②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在通过碳价格一体化实现碳从低效率地区向高效率地区转移,从而提高碳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会加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南北经济差距增大。因此,在碳减排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同时结合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缩小此过程中伴随增大的南北经济差距。

新质生产力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新质生产力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新质生产力能够缓解市场扭曲,提升资源配置效率;②新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市场竞争间接促进资源有效配置;③新质生产力对东部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不显著;④新质生产力对资源配置效率表现出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⑤新质生产力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过程中存在产业结构门槛。鉴于此,中国应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此为契机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提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资源编排与长尾市场满足

满足长尾市场需求对扩大内需以及增强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资源编排的视角分析检验制造企业数字化推进长尾市场满足的内在机理及异质性特征。结果发现,数字化驱动制造企业从福特制下核心产品集中大规模生产向异质性需求下产品多元化供给转变,主要通过改进柔性资源配置的所需时间、所耗成本和适用范围,及推动冗余资源整合的单点突破、业务协同和生产互联,有效提高企业满足长尾市场所需的产品开发制造自由度和战略柔性。

股票市场开放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当前,我国正着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作为中国股票市场开放的重要创新制度,其运行效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文章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研究股票市场开放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标的公司的劳动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缓解雇佣不足和抑制雇佣过度。基于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分组检验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在劳动密集度越高、研发人员比例越多和融资约束越严重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股票市场开放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高作用主要体现在代理问题较严重、外部监督较弱以及信息不对称较高的企业。文章丰富了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的研究,拓展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研究视角,还为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有序开放力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借鉴意义。

要素市场化配置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选取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了要素市场化配置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够通过推动人力资本流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要素市场化配置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在东中部地区、资源禀赋型地区以及高城镇化水平地区更显著。空间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要素市场化配置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应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激发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活力;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助推全国统一要素市场建设;制定要素差异化配置方针,破除区域间要素流通壁垒,以期对提升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所助益。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测度——基于不同层次的视角

测度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各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金融危机前,中小板的价格有效性水平在多数情况下围绕主板上下波动并逐渐趋于一致,创业板在设立初期的价格有效性低于主板和中小板,其后创业板的预测性价格有效性(FPE)超过其他两板;(2)主板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趋势主要集中在中小板与创业板设立初期;(3)主板FPE在创业板设立前低于中小板,设立后趋于一致,而创业板FPE高于主板和中小板,且揭示性价格有效性(RPE)的层次差异不大,创业板资源配置效率最高、中小板次之、主板最低;(4)部分股权结构特征会影响各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

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的时空约束,有效畅通区域间要素流动。从历史逻辑出发,我国区域经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由低水平区域均衡到效率优先导向的区域非均衡,再到区域统筹协调转向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演进历程。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价值分配环节赋能资源有效配置;通过价值实现环节赋能市场变革;通过价值创造环节赋能区域间分工协作,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现阶段,数字经济对于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良好的政策优势和基础条件,但仍面临“数字鸿沟”现象不断扩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不足、地方数字治理方式单一、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体系有待完善等难题。为此,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融合,构建区域间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有利于弥合区域间“数字鸿沟”,通过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

服务贸易协定、条款深度与出口效率——来自高技术产业的证据

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数据,本文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服务贸易协定缔约国的出口效率,实证考察了服务贸易协定条款深度对缔约国出口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增加服务贸易协定条款深度可以显著提升缔约国的出口效率。(2)技术溢出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需求规模效应是服务贸易协定条款深度影响缔约国出口效率的重要渠道。(3)服务贸易协定条款深度增加带来的出口效率提升作用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及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过程中更加突出。(4)服务贸易协定的生效年限越长,其条款深度的增加对出口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大。

产业结构扭曲对中国水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

产业结构扭曲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源配置扭曲,引致产业中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错配,进而抑制水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不包括港、澳、台、西藏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产业结构扭曲对水污染治理效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扭曲在长、短期内都会抑制本地区水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且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产业结构扭曲对本地区的抑制效果小于对邻近地区的抑制效果;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产业结构扭曲对水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本文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提出依据地区自身要素禀赋确定最优产业结构的相关建议,以推动绿色发展。

要素市场化对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要素市场化对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要素市场化对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要素市场化对东部地区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作用更强,在中、西部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这一效应则未得到充分发挥。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要素市场化可通过技术创新、研发要素流动和研发人员流动三条路径,间接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加速构建合理有效的要素市场化体系、重视市场政策差异化设计、多措并举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相关建议,助推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升债券市场监管能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推进高质量发展,就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报告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点内容“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首先,系统阐释我国债券市场相关情况;其次,结合相关事实介绍债券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相关理论与文献对问题背后的机制进行解释;最后,结合债券市场发展目标,给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区”)作为改革“试验田”,鼓励区内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激励企业投资。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自贸区设立对企业投资规模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自贸区政策能够扩大企业的投资规模,主要因其能够发挥投资激励效应和资本聚集效应,进而提高企业的实体投资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城市层级更高,自贸区政策对企业投资规模的促进效果更强;相比非国有企业,实施自贸区政策更能促进国有企业投资规模的提升。另外,自贸区的制度创新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缓解企业投资不足,且并未引发过度投资;自贸区的建设对要素流入与流出的促进作用能够通过溢出效应辐射至周边地区,但对产品的影响是虹吸而非溢出,在周边区域发挥了贸易转移效应而不是贸易创造效应。本文为全面评价中国自贸区建设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从企业投资行为角度为实体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理论逻辑与政府实践逻辑

既要“有效市场”,又要“有为政府”,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优势所在。要从辩证法、两点论来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而科学理解“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机理,并在实践中形成政府与市场共生共赢的关系和“市场有政府作用、政府有市场逻辑”的新形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关键,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环节均应以市场逻辑“在场”,地方政府直接面向市场、面对企业,更需要积极探索和把握与有效市场的相处之道。地方政府与有效市场相处应遵循有效市场的底层逻辑和中央政府的顶层规则,在产业发展领域积极引导区域产业发展方向并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保障的科技支撑和风险可控的投资支撑,在区域协调发展领域要培育和发挥可以互补的递增性区域比较优势以促进区域一体化,在投资领域要建立“以人为本”“需求决定投资”“风险最小化”的有效投资体制机制,在改善发展环境领域要以营造“市场有政府作用、政府有市场逻辑”的新形态为主线重点改善政策环境、宜商环境、人才环境、文化环境。

我国的信贷资源配置是有效的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效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作为我国企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信贷资金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信贷资源配置质量的高低无疑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投资效率的角度研究了我国的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问题。本文发现,处于过度投资状态的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长期贷款;而且过度投资程度越大,它们获得的长期贷款越多。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的程度越大,企业价值越低。上述结果表明,我国的信贷市场是低效的,更多的信贷资源流向了处于过度投资状态的企业,而这类企业的价值较低,说明我国银行的资源配置功能较差。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信贷配给研究领域的文献,同时也为我国银行的信贷决策和我国的银行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

市场化能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吗？

当前我国正在推行的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带来政策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选取2000-2012年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DEA方法测算了我国省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并结合市场化改革所面临的政策环境,实证研究了市场化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市场化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仅当其所处的地区财政压力较大时才显著,而在财政压力较小时则不显著。财政压力加大了市场化程度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因此,要提高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既需要提高地区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也要充分考虑地区的经济政策环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