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但明伦《聊斋志异》评点中对“奇”的阐释

但明伦在评点《聊斋志异》时,将“奇”作为核心术语,并通过奇文和奇事两个维度进行阐释。就奇文而言,但明伦以“曲”为奇文的构型准则,将创作中曲折变化的叙事手法拢括在奇文的范畴之内,架构了“奇”与文法层面相对应的叙述方式。就奇事而论,但明伦从题材内容的角度确立“幻”为奇事的内核。在奇文与奇事双向同构的批评维度中,但明伦将“奇”与“理”构于一体,围绕“奇”与因果报应的关系建构起特定的逻辑依据,重构了“奇”的原初义涵。这样,“奇”不仅接续独特、殊异的本义,进而还与社会道德准则、伦理规范形成了正向关联。

由新见日藏汉籍《十二家灯谜稿》论晚清灯谜对《聊斋志异》的措用

新见日本实践女子大学庋藏晚清《十二家灯谜稿》为国内缺藏的谜稿版本,共辑录十二位谜家所做灯谜。就所引小说而言,谜稿中与《聊斋志异》相关的灯谜数量最多,且措用形式多样,对《聊斋志异》的篇目、人物、文句与作者俱有涉及。《十二家灯谜稿》体现了《聊斋志异》在晚清通俗化的接受取向,表明《聊斋志异》在晚清时期流传的广度与深度已非其他清代小说可比。

犹抱琵琶半遮面--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文化话语重构研究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是第一个以完整译本形式出版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在英语世界流传甚广,经久不衰,对后世《聊斋志异》的英语重译和其他语种外译产生了重要影响。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对《聊斋志异》原文的文化话语进行了重构,本文从文本内容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参与者再定位三方面,分析了翟译本的文化话语重构策略,并进一步探索译者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寻求译本被英语世界成功接受的有效翻译模式,对当代的中国文学外译和中华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聊斋志异》的劝善主旨研究

当代学者对《聊斋志异》的研究重心多在其才学方面,而缺少对其道德方面的关注,忽视了它的劝善目的。从小说内容看,其劝人向善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从书中“花妖狐媚、鬼魅精怪”幻想故事并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看,其不仅反映了现实生活,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而且蕴藏着丰富的劝善思想。蒲松龄将自己对社会、家庭、个人所应具有的道德观念与奇闻异事相融合,通过《聊斋志异》传达给世人。小说通过一则则光怪陆离的短篇小说,以寓庄于谐的方式达成其劝善的主旨。

“疯癫与文明”视域下《聊斋志异》非理性人物形象探析

福柯指出疯癫是一种文明产物。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众多极富个性的非理性人物形象,他们因行为怪诞、言语癫狂而遭到封建社会的排斥和打压。然而,这群不合时宜的人,实则是心性纯良、勇敢坚毅、爱憎分明的时代觉醒者。在“疯癫与文明”的视域下,分析《聊斋志异》中非理性者的性格特点,探寻蒲松龄隐藏在人物形象背后的思想内涵,揭示其塑造非理性人物的现实意义。

徐訏小说创作与《聊斋志异》的互文研究

徐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鬼才”作家,他笔下神秘曲折的惊情故事,如《鬼恋》《离魂》等,与中国古典志怪巅峰之作《聊斋志异》有明显的互文性。具体表现在徐訏的小说与《聊斋志异》在空间意象、人物形象和情节模式上都有很强的相似性。同时因徐訏受过新式教育,受到过西方文学与哲学的影响,相比于《聊斋志异》,徐訏的小说在思想上表现出深刻的哲思意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及男女平等的意识,并在美学风格上呈现“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倾向。新旧交融、中西合璧的写作风格让徐訏小说有了雅俗共赏的特质,这使得他在名家云集的现代文坛开辟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空间。

翟理斯译《聊斋志异》的古代中国形象建构及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

翟理斯译《聊斋志异》不仅是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志怪和传奇故事,更重要的是建构了客观、真实的古代中国形象。对此,本文通过两个途径来研究:(1)根据注释分析十个侧面的中国人和社会形象;(2)根据对性、暴力、污秽叙事的改写,分析他对中国形象的美化。整体上,翟理斯建构的是一个虽有贪腐愚昧,却是孝悌仁爱、睿智旷逸、古香淳朴的中国(人)形象。翟理斯译文及其中国形象建构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在于:(1)得到当时西方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广泛赞誉和认同;(2)被多种语言转译乃至英语回译;(3)影响后世三位汉学家的文化立场和诗学策略。通过后两个机制,翟理斯建构的中国形象绵续传播于今天的西方世界。

清代文言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去同质化”写作

《聊斋志异》在清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后的小说家难免会创作出与《聊斋志异》“同质化”的作品,于此,“去同质化”便成为后来者们革新文本与展现自我艺术追求的重要写作路径。在“去同质化”的过程中,小说家或试图改造润饰作品的细节,或致力于将模糊之处进行化虚为实的明确与弥缝,抑或扭转小说既有的情节走势。如此多样化的“去同质化”写作不仅为清代文言小说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更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对《聊斋志异》的突破与超越。

翟理斯《聊斋志异》译本的中国形象建构

翟理斯寓华20余年,一直致力于汉学研究和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传播,其所译《聊斋志异》是英译本中的经典之作。翟理斯译本对《聊斋志异》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有着重要意义,为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通过研究分析他对原文的选取、译介语言的使用、注释的使用,能够看到翟理斯译本呈现出较为客观与真实的中国形象;但受其身份、所处时代和思想所限,其中仍不免带有译者主观的想象与对中国文化的曲解。

《聊斋志异》篇名命题研究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搭建起了以“专有名称”、“行为事件”与“代称称谓”命题法为核心的篇名命名体系,以此为小说集松散的文本赋予了凝合之力。同时,《聊斋志异》中不同小说的题名对内容的彰显、小说应题的时机以及文本间的以题相聚,都反映了小说文题间的有效互动。此外,创作手稿能够揭示题名在小说编创流播过程中的异动情况。《聊斋志异》手稿本的题名更迭状况复杂,或非一人一时之举,然多数题名修正皆展现了修改者为完善小说集之篇题所做出的努力。

翟理斯《聊斋志异选》自我改译研究

翟理斯非常重视译文的自我改译,经常利用译文再版的机会仔细修改其中的错误或缺陷,但学界鲜有人对此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比翟理斯《聊斋志异选》1880年首版和1909年修订版,研究了《聊斋志异选》修订版中的自我改译。研究发现,《聊斋志异选》修订版中的自我改译主要分为误译纠正、译文完善、改亦误者3类。本文认为,大部分自我改译质量比原译更佳,这归功于翟理斯对译文精益求精的精神。但是,小部分自我改译仍然没能纠正原译中的错误,这是翟理斯中国语言文化水平相对有限所致。对此,我们要有理解之同情,但也应该坦诚指谬,让后来汉学家译者从中吸取教训。

命运与悲歌:《聊斋志异》的疾病写作及其审美象征

疾病书写作为《聊斋志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蒲松龄悲剧性人生体验和心灵磨难的真实写照。作者通过艺术加工,赋予疾病超越生死病痛的内涵,借疾病隐喻绕不开的欲念本能、逃不开的时代悲剧以及避不了的命运之殇,揭露了生命本质层面的缺憾,也预示无法逃脱的命运悲剧,呈现出伤感、病态的美学风格。蒲松龄对现实人生有着清醒的、悲剧性的认识,通过疾病书写表达其深沉的人生悲剧观念,展现了个人无奈、绝望的生命探索。

《聊斋志异》中的灾害叙事

《聊斋志异》的灾害叙事大多涉及志怪内容,寓有褒贬之意,与传奇表达思想主旨的手法十分相近。蒲松龄在作品中对气候灾异、瘟疫、蝗灾等天灾的探询,对战乱之惨、杀人之惨等人祸的讽喻,大多蕴含着对官吏的批判、对谀神者的微词等思想倾向。蒲松龄的“孤愤”之思,《聊斋志异》叙事的传奇性,于灾害叙事中可窥得一斑。

论《聊斋志异》悍妇形象及其女性文化

悍妇形象出现于《聊斋志异》“女性大观园”中独具一格的女性群体。她们无视封建礼教的约束,不以男人的是非为是非,敢以女性之悍抗衡男性之道,以女性之妒反拨男性之理。表现出对传统女性文化的全面背离和反拨。悍妇现象作为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婚姻制度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价值。

《聊斋志异》还是《来自一个中国书斋的奇异故事》

英国汉学家、翻译家翟里斯将《聊斋志异》选译成英文,但是这不仅仅是翻译,更是对原文的改写。根据列弗维尔的理论,译者的意识形态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了保证译文能够被接受,译者作为译入语文化社会的一员,作为译文的全权负责者,作为两个文化的中间人,将译入语文化的接受程度作为了最终的审判标准。本文谨从译者对于"异史氏曰"的处理,找出在其背后操纵的各种意识形态。

蒲松龄与爱伦·坡小说之比较研究

蒲松龄是清代杰出的小说家、诗人,其《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代表;爱伦.坡是19世纪初美国的一位小说家、诗人,是美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的奠基者。两位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作家,在身世遭际与小说创作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身世遭际方面,两位作家生前皆落寞孤独,身后却名声远播;在小说创作领域,两人都表现出对神秘恐怖题材的偏嗜,且在表现手法上极其相似。

中国古人对外邦的态度与豪侠文化——《聊斋志异·王司马》的主题学解读

《聊斋志异·王司马》突现了王霁宇以冒牌武勇服夷,以诡计服夷,以英雄魅力服夷,其直接来自隋唐豪侠文化。汉大赋即以"豪气服夷"为中央集权地位威望表现,中古汉译佛经比武赌技故事是该母题又一渊源。明代超凡武勇的中原战将让北方的外族人恐惧,对蒲松龄也可能产生影响。虽蒲公有意将背景和"北人"确指淡化,其主要人物的行为透露了其处境的尴尬,暗示出将领的无奈来自朝廷的昏庸和法令无常,体现了蒲松龄对明朝灭亡的深沉思考。

从《聊斋志异》看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

一些文章认为,《聊斋志异》对女性的描写反映了妇女解放运动或男权主义意识,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思潮来看,它实际上只是表现了明末清初的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

从本地到本土——论莫言对《聊斋志异》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莫言从儿时在故乡聆听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到创建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向世人呈现了自己曲折、复杂的创作历程,实现了继承、借鉴后的创新,揭示了他与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之间的师承关系。莫言通过向蒲松龄学习,开始自觉继承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在汲取《聊斋志异》创作资源的同时,在小说中加大魔幻叙事的比重,注重艺术的转化力与创造力,通过中国式的魔幻叙事,创作了一个又一个当代文化寓言,并在汲取诸多"现代"元素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从莫言说的"讲故事的人"考察其创作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关系,莫言的小说其实同后者一样,延续了民间的艺术创作道路并具有鲜明的民间文化色彩。从本地到本土,莫言的经验值得思考。

从《聊斋志异》的“书生”故事看蒲松龄的创作补偿心态

《聊斋志异》中的“书生”故事,很明显地体现出作者的创作补偿心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借艺术幻境补偿在现实中失落的人生目标和尘世欲求;二是通过否定科考、称道“出世”来寻求平衡、消解苦闷;三是借幻想中的美人对书生的相知相悦,寻求慰藉,肯定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