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幅图与连环画——“图咏本”与“全图本”聊斋“女性篇”插图比较

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研究中,学界对绘本插图的研究较为薄弱,对独幅图到连环画性质的多幅图的流变关注不够。在不同版本插图的具体比较方法上,大多为多对多或一对一的比较,缺少一对多的比较。比较“图咏本”独幅与“全图本”多幅《聊斋志异》“女性篇”插图,可以发现,在相同图像主题的呈现上体现出它们对情节律的共同追求。在相同图像主题的不同细节处理中存在“全图本”插图对文本的逃逸现象,“图咏本”与“全图本”插图在构图风格上呈现出文人画与风俗画、简朴与繁华、保守性与灵活性的对比。两个版本插图对不同图像主题的取舍反映了它们的雅俗差异,“图咏本”插图强调情节性,对小说的诠释性强,风格偏雅,适合公共性阅读;“全图本”插图喜艳情,崇尚家庭日常生活与民俗表现,观赏性与娱乐性强,风格偏俗,适合私密性阅读。

论冯骥才小说《俗世奇人》的语言艺术

冯骥才是一位运用天津语言艺术的大师,其《俗世奇人》《三寸金莲》《神鞭》等作品的语言独具特色,颇具“津味”。天津地域特色对冯骥才创作的影响很大,该文从《俗世奇人》的用词特点、句式结构及修辞手法三方面入手,结合作品原文与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揭示其作品中蕴含的深厚地域情感。《俗世奇人》融入口语化、形象化表达,用词简练精准,突出作品特色;句式灵活多变,设问布置巧妙,融汇相声艺术;善用修辞手法,凸显幽默讽刺,传达情感道理。对《俗世奇人》的“津味”语言艺术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部作品,也为研究冯骥才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生态美学背景下的《聊斋志异》解读

在探索《聊斋志异》所蕴含的深层次生态美学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出发,解读这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自然景象、动植物形象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描绘。蒲松龄通过其作品中丰富的自然描写和人与自然的互动,不仅展现了他对自然美的深度理解和热爱,而且表达了对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追求。这些故事中的神话色彩不仅反映出作者对于自然环境的深切关怀,同时也提出了对环境保护的生态警示,展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蒲松龄的作品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不仅为我们带来文学审美的享受,也深化了我们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认识。该文旨在通过对《聊斋志异》的深入解读,探讨如何通过文学表达生态美学理念,以及这一理念对当代社会实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义所在。

由恩情到爱情:古代小说人神恋的一个范型

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神恋题材存在一个范型,即女仙(广义)被救助后,因感激而以身相许,即爱情由恩情转化而来。如《聊斋志异》中便有这样一批基本情节框架相同的作品。而其典型之作前有《柳毅传》,后有《白蛇传》。从中可以看出民族文化的伦理追求。

电影编剧视域下《聊斋志异》叙事艺术考察

从电影编剧角度看,《聊斋志异》大量运用插叙、补叙,容易削弱小说的悬念感和吸引力,而一个叙事文本中出现多条情节线索时,作者未必仔细考虑了这些线索之间的互文或者对话关系,这就导致其文本缺乏情节设置上的严谨性和主题表达上的力度;缺乏结构意识或者说对叙事节奏把握的不理想,导致《聊斋志异》的叙事要么铺垫阶段过长,要么人物在“对抗”阶段遇到的障碍没有强度和挑战性,其障碍的解决方式则过分依赖“神迹”。此外,《聊斋志异》的叙事重心在于“事”,尤其是关注“事”之“奇异”,而对人物刻画似乎并不在意,其人物刻画方式单一。《聊斋志异》的叙事手法在当时可能具有合理性甚至超前性,但在进行电影改编时,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之后,才能符合电影编剧的要求。

天使、妖妇及“人”——论《聊斋志异》中的三类女性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上,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被截然分为两大类型———“天使”与“妖妇”。“天使”一类的女性形象是男权社会审美理想的载体,而“妖妇”一类的女性形象则表达了男权社会对某些女性气质的厌恶。在《聊斋志异》这一男性文本中,“天使”与“妖妇”形象占据着重要位置,暗含了作者蒲松龄对男权文化的重申与强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还存在着一些“新女性”。这些“新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有着强烈的女性解放色彩。

赓续与革新:梦境叙事在当代网络小说中的继承与流变——以《龙族》《红楼梦》与《聊斋志异》为例

梦境叙事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叙事方式之一,在故事情节的建构上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媒介技术和市场导向的发展,网络小说作为古典小说在当代的赓续,对后者的梦境叙事手法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和革新。网络小说在古典小说梦境叙事循环与回溯功能的基础上,对叙事视角和涵盖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创新,其在淡化古典小说中梦境叙事教化功能的同时,放大了梦境叙事在当代网络小说中的情节助力功用,进而完成了从梦境建构方式与梦境表现形式等方面对梦境叙事手法进行的突破性革新。

中古小说斩蛟故事的演变

斩蛟故事是中古志怪小说重要题材之一,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了诸多变化。首先,作为斩蛟者的人身份由勇士向道士进行转变;其次,蛟在文本中的形象由符号化逐渐变得具体;最后,斩蛟手段也由刀兵斩之转向道术御之。这些变化反映了先民战胜以蛟害为代指的自然灾害的勇气与决心,也深刻反映了中古时期佛道两家思想传播对民众心理的影响。通过对中古小说中斩蛟故事变化的分析,揭示这些故事在民族心理、历史传承与文化传播中不可或缺的意义。

精神分析视角下《聊斋志异》文本新解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高峰,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有些学者从西方的精神分析视角来剖析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创作心理动因等,而重新从精神分析视角对该小说进行研究,不难发现,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等还反映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人的两种“本能”,即“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其二,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积淀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其三,“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种不同的人格境界。

STRANGE TALES INDEED

A close look at Pu Songling’s immortal short stories“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再读《聊斋志异》For centuri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the de facto method for members of any strata of Chinese society to join the ranks of the scholarbureaucrat class.Success in the exams,in many ways,was central to success in society.Many,failed.

《聊斋志异》翟、宋译本民俗事象英译策略研究

《聊斋志异》翟理斯(Herbert A.Giles)经典译本与宋贤德(Sidney L. Sondergard)全译本的翻译目的都是通过翻译中国作品传达中国形象,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民俗习惯及思想言行。本文基于民俗学理论,从语言和思想层面对翟、宋译本中的民俗事象英译展开研究。研究表明,为达翻译目的,翟、宋译本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翟译本以“归化+注释”为主,突出中西文化之共性与融合,对初期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当今时代背景下,宋译本以“异化+注释”为主,注重中国民俗元素的精准翻译和民俗内涵的言说,是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范之作。

迷信与科学之间--《夷坚志》的瘟疫叙事及其反映的社会心理

瘟疫故事作为《夷坚志》诸多题材类型之一,映射和重构了南宋以江西和江浙为重点的广阔地域范围发生瘟疫的历史真实,还原了一个个灾情现场,描绘了丰富的疫鬼瘟神形象。瘟疫以不可预知性、杀伤力传染性强大而引起社会极度恐慌,洪迈以志怪的形式呈现了受灾民众的复杂心态,特殊人群的积极救治,达到了一种文学真实。在缺医少药的古代,民众的瘟神信仰,政府的祈神禳灾,虽然是一种应对瘟疫的虚幻手段,但有利于民众情绪的发泄,消减群众对意外事件的焦虑,将无形的信仰和有形的医药结合,迷信和科学措施并行,起到了药物救治和心理暗示的双重功效。

试论《聊斋志异》中狐精的“仁性”特征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描写狐精的集大成者,创造了一个独具人性和人情美的理想狐世界。蒲松龄既继承了前代文学所积累的狐创作经验,又吸收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核心思想,基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在《聊斋志异》中发展出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蒲氏仁学”,塑造出具有孝亲、友悌、知恩图报和乐善好施等“仁性”品质的完美狐精形象,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生发出人不如狐的哀叹。

冯骥才“怪世奇谈”系列小说的启蒙价值与意义--以《单筒望远镜》等为中心

冯骥才迄今一共创作了四部“怪事奇谈”系列长篇小说,近期出版的《单筒望远镜》距前三部小说的创作间隔长达30余年。如果说其他三部作品关注的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中国文化的自我束缚力,那么《单筒望远镜》则将东西文化碰撞的反思、反省推进了一个更新的层次。这部岁月的沉淀之作实现了旧时天津城市想象抒写的突破,是新时期作家关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启蒙之作,以期让两种文化在相互理解中更好地认识自己。

《聊斋志异》科考方式及其影响因素考述

《聊斋志异》中科考小说的情节设计不但体现了当时士人对科考的看法,同时也反映了个人、社会、政治等因素对当时科举考试的巨大影响。蒲松龄通过设置小说中士子以正常方式参加科考或考中的情节,呈现了当时科考制度的严苛要求,这也从侧面体现出士子们对获得经济帮助、精神支持的渴望,对无奈的道德命运观的感喟,对良好的先天条件和巧合的期盼,富有现实性。《聊斋志异》通过仙家、志怪、鬼神等光怪陆离的情节呈现了诸多以非正常方式或途径参加科考或考中的故事,富有奇幻性。《聊斋志异》真实再现了科举制度下,考生辛酸而复杂的心理和生存样态,文史互证为今人以历史的同情观照古人提供了借鉴。

试论《聊斋志异》中的儿童教育观

蒲松龄既是文学家,也是教育家。他的《聊斋志异》蕴含的儿童教育观,涉及立德行善、因材施教、严慈相济、深思力学等诸多方面。他用情节曲折、形象生动、想象奇特、引人入胜的故事寓教于乐,促人警醒,成为宝贵的教育资源,启发我们认真反思儿童教育的弊端,不断改进儿童教育的方法,促进儿童成人成才,健康成长。

顺应理论视域下的小说对话翻译研究——以《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对话英译为例

顺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过程是为了满足最终的交际需要而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以这个理论观点来看,小说对话是为了满足小说世界的交际需要而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更具体地说,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运用形式,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对话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小说译文的整体性、可读性以及信息传递的完整性。同时,对话翻译还是一种间接交际活动,受到来自各方面语境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进行对话翻译活动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做出顺应性的选择。本文从顺应理论的视角出发,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对话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进一步分析顺应理论在对话翻译中的作用。

幻域与人间:《聊斋》爱情故事的空间隐喻

空间背景不仅仅是一个地点,而且是爱情故事发展的依托和载体。《聊斋志异》突破了传统小说和戏曲爱情故事展开以后花园为空间背景的模式,将空间背景的描绘进一步扩展到异域和梦境、寺庙与旷宅、郊野、书斋和馆驿等范围和领域。《聊斋》小说的空间背景,一方面是蒲松龄心灵场所的体验和想象,是他面对现实处境和精神苦闷时在内心构筑的虚幻空间;另一方面,它也是蒲松龄在现实世界中构建的既真实又不真实的"异托邦"。

中国古人对外邦的态度与豪侠文化——《聊斋志异·王司马》的主题学解读

《聊斋志异·王司马》突现了王霁宇以冒牌武勇服夷,以诡计服夷,以英雄魅力服夷,其直接来自隋唐豪侠文化。汉大赋即以"豪气服夷"为中央集权地位威望表现,中古汉译佛经比武赌技故事是该母题又一渊源。明代超凡武勇的中原战将让北方的外族人恐惧,对蒲松龄也可能产生影响。虽蒲公有意将背景和"北人"确指淡化,其主要人物的行为透露了其处境的尴尬,暗示出将领的无奈来自朝廷的昏庸和法令无常,体现了蒲松龄对明朝灭亡的深沉思考。

关于“仿聊斋派”的理论思考

仿聊斋派构成了“后聊斋”时代文言小说创作的主流,它的产生是传统复古风气、小说创新空间萎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其历史必然性;而其依附性的宿命和原创性的匮乏又使它面临着一定的生存困境。从它对《聊斋志异》的接受来看,由于仿聊斋派在连续性与变异性、熟悉度与陌生化之间没有找到很好的支点,从而形成了继承多于创新的局面。同时仿聊斋派和原著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微妙,既是双赢互利,又是相互牵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