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但明伦《聊斋志异》评点中对“奇”的阐释

但明伦在评点《聊斋志异》时,将“奇”作为核心术语,并通过奇文和奇事两个维度进行阐释。就奇文而言,但明伦以“曲”为奇文的构型准则,将创作中曲折变化的叙事手法拢括在奇文的范畴之内,架构了“奇”与文法层面相对应的叙述方式。就奇事而论,但明伦从题材内容的角度确立“幻”为奇事的内核。在奇文与奇事双向同构的批评维度中,但明伦将“奇”与“理”构于一体,围绕“奇”与因果报应的关系建构起特定的逻辑依据,重构了“奇”的原初义涵。这样,“奇”不仅接续独特、殊异的本义,进而还与社会道德准则、伦理规范形成了正向关联。

独幅图与连环画——“图咏本”与“全图本”聊斋“女性篇”插图比较

在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的研究中,学界对绘本插图的研究较为薄弱,对独幅图到连环画性质的多幅图的流变关注不够。在不同版本插图的具体比较方法上,大多为多对多或一对一的比较,缺少一对多的比较。比较“图咏本”独幅与“全图本”多幅《聊斋志异》“女性篇”插图,可以发现,在相同图像主题的呈现上体现出它们对情节律的共同追求。在相同图像主题的不同细节处理中存在“全图本”插图对文本的逃逸现象,“图咏本”与“全图本”插图在构图风格上呈现出文人画与风俗画、简朴与繁华、保守性与灵活性的对比。两个版本插图对不同图像主题的取舍反映了它们的雅俗差异,“图咏本”插图强调情节性,对小说的诠释性强,风格偏雅,适合公共性阅读;“全图本”插图喜艳情,崇尚家庭日常生活与民俗表现,观赏性与娱乐性强,风格偏俗,适合私密性阅读。

生态美学背景下的《聊斋志异》解读

在探索《聊斋志异》所蕴含的深层次生态美学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出发,解读这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对自然景象、动植物形象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描绘。蒲松龄通过其作品中丰富的自然描写和人与自然的互动,不仅展现了他对自然美的深度理解和热爱,而且表达了对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追求。这些故事中的神话色彩不仅反映出作者对于自然环境的深切关怀,同时也提出了对环境保护的生态警示,展现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在当前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蒲松龄的作品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性,这一过程不仅为我们带来文学审美的享受,也深化了我们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认识。该文旨在通过对《聊斋志异》的深入解读,探讨如何通过文学表达生态美学理念,以及这一理念对当代社会实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义所在。

论冯骥才小说《俗世奇人》的语言艺术

冯骥才是一位运用天津语言艺术的大师,其《俗世奇人》《三寸金莲》《神鞭》等作品的语言独具特色,颇具“津味”。天津地域特色对冯骥才创作的影响很大,该文从《俗世奇人》的用词特点、句式结构及修辞手法三方面入手,结合作品原文与相关文献进行研究,揭示其作品中蕴含的深厚地域情感。《俗世奇人》融入口语化、形象化表达,用词简练精准,突出作品特色;句式灵活多变,设问布置巧妙,融汇相声艺术;善用修辞手法,凸显幽默讽刺,传达情感道理。对《俗世奇人》的“津味”语言艺术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部作品,也为研究冯骥才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电影编剧视域下《聊斋志异》叙事艺术考察

从电影编剧角度看,《聊斋志异》大量运用插叙、补叙,容易削弱小说的悬念感和吸引力,而一个叙事文本中出现多条情节线索时,作者未必仔细考虑了这些线索之间的互文或者对话关系,这就导致其文本缺乏情节设置上的严谨性和主题表达上的力度;缺乏结构意识或者说对叙事节奏把握的不理想,导致《聊斋志异》的叙事要么铺垫阶段过长,要么人物在“对抗”阶段遇到的障碍没有强度和挑战性,其障碍的解决方式则过分依赖“神迹”。此外,《聊斋志异》的叙事重心在于“事”,尤其是关注“事”之“奇异”,而对人物刻画似乎并不在意,其人物刻画方式单一。《聊斋志异》的叙事手法在当时可能具有合理性甚至超前性,但在进行电影改编时,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之后,才能符合电影编剧的要求。

赓续与革新:梦境叙事在当代网络小说中的继承与流变——以《龙族》《红楼梦》与《聊斋志异》为例

梦境叙事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叙事方式之一,在故事情节的建构上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媒介技术和市场导向的发展,网络小说作为古典小说在当代的赓续,对后者的梦境叙事手法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和革新。网络小说在古典小说梦境叙事循环与回溯功能的基础上,对叙事视角和涵盖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创新,其在淡化古典小说中梦境叙事教化功能的同时,放大了梦境叙事在当代网络小说中的情节助力功用,进而完成了从梦境建构方式与梦境表现形式等方面对梦境叙事手法进行的突破性革新。

精神分析视角下《聊斋志异》文本新解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高峰,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有些学者从西方的精神分析视角来剖析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创作心理动因等,而重新从精神分析视角对该小说进行研究,不难发现,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等还反映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人的两种“本能”,即“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其二,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过程中积淀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其三,“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种不同的人格境界。

由新见日藏汉籍《十二家灯谜稿》论晚清灯谜对《聊斋志异》的措用

新见日本实践女子大学庋藏晚清《十二家灯谜稿》为国内缺藏的谜稿版本,共辑录十二位谜家所做灯谜。就所引小说而言,谜稿中与《聊斋志异》相关的灯谜数量最多,且措用形式多样,对《聊斋志异》的篇目、人物、文句与作者俱有涉及。《十二家灯谜稿》体现了《聊斋志异》在晚清通俗化的接受取向,表明《聊斋志异》在晚清时期流传的广度与深度已非其他清代小说可比。

犹抱琵琶半遮面--翟理斯英译《聊斋志异》文化话语重构研究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是第一个以完整译本形式出版的《聊斋志异》英译本,在英语世界流传甚广,经久不衰,对后世《聊斋志异》的英语重译和其他语种外译产生了重要影响。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对《聊斋志异》原文的文化话语进行了重构,本文从文本内容的选择性采用、标示性建构和参与者再定位三方面,分析了翟译本的文化话语重构策略,并进一步探索译者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寻求译本被英语世界成功接受的有效翻译模式,对当代的中国文学外译和中华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天使、妖妇及“人”——论《聊斋志异》中的三类女性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上,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被截然分为两大类型———“天使”与“妖妇”。“天使”一类的女性形象是男权社会审美理想的载体,而“妖妇”一类的女性形象则表达了男权社会对某些女性气质的厌恶。在《聊斋志异》这一男性文本中,“天使”与“妖妇”形象占据着重要位置,暗含了作者蒲松龄对男权文化的重申与强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还存在着一些“新女性”。这些“新女性”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有着强烈的女性解放色彩。

《聊斋志异》的劝善主旨研究

当代学者对《聊斋志异》的研究重心多在其才学方面,而缺少对其道德方面的关注,忽视了它的劝善目的。从小说内容看,其劝人向善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从书中“花妖狐媚、鬼魅精怪”幻想故事并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看,其不仅反映了现实生活,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而且蕴藏着丰富的劝善思想。蒲松龄将自己对社会、家庭、个人所应具有的道德观念与奇闻异事相融合,通过《聊斋志异》传达给世人。小说通过一则则光怪陆离的短篇小说,以寓庄于谐的方式达成其劝善的主旨。

“疯癫与文明”视域下《聊斋志异》非理性人物形象探析

福柯指出疯癫是一种文明产物。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众多极富个性的非理性人物形象,他们因行为怪诞、言语癫狂而遭到封建社会的排斥和打压。然而,这群不合时宜的人,实则是心性纯良、勇敢坚毅、爱憎分明的时代觉醒者。在“疯癫与文明”的视域下,分析《聊斋志异》中非理性者的性格特点,探寻蒲松龄隐藏在人物形象背后的思想内涵,揭示其塑造非理性人物的现实意义。

徐訏小说创作与《聊斋志异》的互文研究

徐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鬼才”作家,他笔下神秘曲折的惊情故事,如《鬼恋》《离魂》等,与中国古典志怪巅峰之作《聊斋志异》有明显的互文性。具体表现在徐訏的小说与《聊斋志异》在空间意象、人物形象和情节模式上都有很强的相似性。同时因徐訏受过新式教育,受到过西方文学与哲学的影响,相比于《聊斋志异》,徐訏的小说在思想上表现出深刻的哲思意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及男女平等的意识,并在美学风格上呈现“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倾向。新旧交融、中西合璧的写作风格让徐訏小说有了雅俗共赏的特质,这使得他在名家云集的现代文坛开辟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空间。

论《聊斋志异》悍妇形象及其女性文化

悍妇形象出现于《聊斋志异》“女性大观园”中独具一格的女性群体。她们无视封建礼教的约束,不以男人的是非为是非,敢以女性之悍抗衡男性之道,以女性之妒反拨男性之理。表现出对传统女性文化的全面背离和反拨。悍妇现象作为男女不平等的封建婚姻制度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价值。

顺应理论视域下的小说对话翻译研究——以《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对话英译为例

顺应理论认为,语言交际过程是为了满足最终的交际需要而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以这个理论观点来看,小说对话是为了满足小说世界的交际需要而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更具体地说,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运用形式,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对话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小说译文的整体性、可读性以及信息传递的完整性。同时,对话翻译还是一种间接交际活动,受到来自各方面语境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进行对话翻译活动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做出顺应性的选择。本文从顺应理论的视角出发,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对话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进一步分析顺应理论在对话翻译中的作用。

幻域与人间:《聊斋》爱情故事的空间隐喻

空间背景不仅仅是一个地点,而且是爱情故事发展的依托和载体。《聊斋志异》突破了传统小说和戏曲爱情故事展开以后花园为空间背景的模式,将空间背景的描绘进一步扩展到异域和梦境、寺庙与旷宅、郊野、书斋和馆驿等范围和领域。《聊斋》小说的空间背景,一方面是蒲松龄心灵场所的体验和想象,是他面对现实处境和精神苦闷时在内心构筑的虚幻空间;另一方面,它也是蒲松龄在现实世界中构建的既真实又不真实的"异托邦"。

中国古人对外邦的态度与豪侠文化——《聊斋志异·王司马》的主题学解读

《聊斋志异·王司马》突现了王霁宇以冒牌武勇服夷,以诡计服夷,以英雄魅力服夷,其直接来自隋唐豪侠文化。汉大赋即以"豪气服夷"为中央集权地位威望表现,中古汉译佛经比武赌技故事是该母题又一渊源。明代超凡武勇的中原战将让北方的外族人恐惧,对蒲松龄也可能产生影响。虽蒲公有意将背景和"北人"确指淡化,其主要人物的行为透露了其处境的尴尬,暗示出将领的无奈来自朝廷的昏庸和法令无常,体现了蒲松龄对明朝灭亡的深沉思考。

琴/色:《聊斋志异》及其图像作品中的性别空间

对琴和空间的描写,凝聚着琴与文学中性别叙事传统的构建,即存在着男性空间中的“琴-书房”图式和女性空间中的“琴-闺阁”图式。《聊斋志异》中的琴书写拓展了对存在于两性空间中性、情、色的“文学”表达,而其图像文本《聊斋图说》和《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也借助“琴”符号构建了新的“聊斋”故事的性别空间。由此,我们既可以探索图像系统背后的创作观念和意图,同时也开启了一个跨媒介视域下的解读小说《聊斋志异》的新路径。

《聊斋志异》的医药思想研究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自幼好岐黄之术,在一生的创作中留给世人许多医药专著。其所撰《聊斋志异》中也穿插了很多的医药知识,具体地反映了蒲松龄的医药思想。这些医药知识和医药现象可归类为:实用便捷的民间偏方、药方;传统中医的针灸、按摩之术;大胆巧妙的医学幻想;夸大无据的民间传说和迷信。上述方面真实地反映了蒲松龄扎根百姓生活,医药为民所用的思想,对当时的一些所谓"名医"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聊斋志异》还是《来自一个中国书斋的奇异故事》

英国汉学家、翻译家翟里斯将《聊斋志异》选译成英文,但是这不仅仅是翻译,更是对原文的改写。根据列弗维尔的理论,译者的意识形态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了保证译文能够被接受,译者作为译入语文化社会的一员,作为译文的全权负责者,作为两个文化的中间人,将译入语文化的接受程度作为了最终的审判标准。本文谨从译者对于"异史氏曰"的处理,找出在其背后操纵的各种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