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nture Philanthropy:The New Model

The demonstrated success of the venture philanthropy model clearly warrants a larger role for innovative investment strategies focused on delivering game-changing results with tangible value.

企业策略性捐赠行为研究:慈善投入的视角

策略性慈善捐赠能兼容企业和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它将企业的捐赠引向既有利于其商业利益又服务于受益组织或个人的慈善行为。波特以来的学者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企业如何通过慈善捐赠项目获得收益这一问题,而本文在分析了影响企业“慈善投入”的各种因素后,对企业如何选择最优化的慈善捐赠行为作了深入研究,进而得出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选择的相关路径。

中国企业家慈善捐赠行为模式及现状研究

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环境不断优化,社会对企业家慈善行为的认知不断增强。本文对中国企业家慈善行为发展现状进行了阐述,结合现实案例,分析了直接捐赠、捐赠时间或服务、捐赠股权这三种典型捐赠行为模式的特征及优劣势;探讨了中国企业家慈善行为存在的非系统性、非自主性和形式单一性等不足。为了更好地推动企业家慈善行为的发展和慈善环境的完善,从个人、企业、社会和政府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企业战略性慈善理论研究——对波特战略性慈善理论的拓展

企业战略性慈善日渐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对象,其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来自西方,其中迈克尔·波特的战略性慈善理论最具影响力。文中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该理论由于排斥所有的形象导向型慈善,从而导致理论本身逻辑自相矛盾以及现实解释力不足的缺陷。进而,文中对其缺陷进行分析,找到缺陷产生的根源以及完善该理论的切入点——该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钻石模型。最终,从拓展钻石模型入手,通过在钻石模型中加入"企业形象",将具有战略性的形象导向型慈善维度纳入理论的分析框架内,构建新战略性慈善理论,增强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和现实解释力。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综述:现实发展和理论演进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现实发展阶段和理论演进过程两个方面评述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主要研究进展,并基于研究现状和研究不足,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

“非营利”内涵的立法界定及其对民办教育发展的意义——从《慈善法》出台到《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

我国已有法律没有对"非营利"的内涵做出清晰的界定。新出台的《慈善法》第一次在法律层面规定了"非营利"的操作性标准,即与国际惯例"禁止利润分配"规则相类似的"禁止财产分配"规则;同时,还规定了包括"清算后剩余财产处理"规则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保障。修改前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合理回报"相关规则模糊了"非营利"的内涵,对"非营利"的模糊处理也影响到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不利于真正非营利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最近新修改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延续了《慈善法》的立法精神,追求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性,摒弃了"合理回报"相关规定,明晰了"非营利"的内涵,并规定了相应的制度保障,从而为真正非营利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

当代中国慈善发展转型中若干问题辩析

当代中国慈善正处于发展转型期。中国当代慈善的基本定位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而不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或"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观是"利他"而不是"利己"。为了"利己"才去"利他"不是真正的慈善。对主观上有功利目的而客观上有慈善行为者,应主要看其客观效果而予以充分肯定。不能用对待个人慈善的标准对待企业慈善。企业慈善功利是合理和应该的。企业应当确立慈善发展的理念与战略,将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排他性商品,和以慈善为目的的生产公共品这两类基本行为统筹起来,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完美统一。慈善是民间资源,本质上只能是民间行为,理应由民间自觉自愿地去做、去发展,而不宜由政府去运作与实施。"民办"与"官助"是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民办慈善发展的路径应当是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政府要确立慈善与公益同步发展的战略目标,让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全体公民共享。

企业慈善捐赠、校企关联与创新绩效——基于企业与校研机构资源交换的视角

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校研机构资源交换视角,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慈善捐赠有利于企业创新产出,校企关联和企业地域位置在企业捐赠与创新绩效之间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验证了慈善捐赠已成为企业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建立及维持合作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进一步打开了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黑箱,丰富了战略慈善的理论内涵。

我国公益创投发展的基本模式、意义与路径

公益创投是利用社会资本发展公益事业的一种新模式,近年来我国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之间构建多种合作平台,以公益资金筹放与管理为基础,以培育社会组织与公益人才为目标,以公益项目设计与运作为主线,以资金、技术、政策支持为路径,探索公益服务、组织、人才创新发展模式。随着民生为本的社会建设进程加快,公益创投已然成为培育社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发展社会服务不可或缺的新手段,有效地促进了公益慈善、社会福利、民生服务事业发展。

义利之间:苏州商会与慈善公益事业(1905-1930)

苏州商会是近代中国一个较有影响的工商团体,它以"保护营业、启发智识、维持公益、调息纷争"为宗旨,在秉持"在商言商"之道的同时,并不见利忘义,取利害义,也曾"在商言善"、"在商行善",常有疏财仗义,见善乐为之举。清末及民国前期,苏州商会通过救济本地贫民、协办救火龙社与济良所等慈善公益设施、救济国内外重大自然灾害募捐赈济活动,扮演着"通官商之邮"的中介、桥梁作用,在义与利的角逐中尝试达到某种均衡与协调,既担当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也改善了商业的经营环境,实现了义利关系的最佳化。

基于简单博弈模型的策略性企业慈善行为对策论

文章运用简单博弈模型(囚徒困境、公共物品博弈和私人物品博弈)探讨推动策略性企业慈善行为的主要对策,强调鼓励信息披露和企业集体行动、推广企业社会责任认证 (SA8000)、强化社会监管与制裁、充分发挥企业自身资源优势、变革企业组织结构等是化解企业慈善行为决策博弈困境的根本途径。

论习近平的新时代慈善事业观

在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新时代慈善事业的战略地位、战略理念和战略举措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前瞻性的理论探索,并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慈善事业观。他认为,新时代慈善事业是社会文明和谐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必须以“协调”和“共享”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要促进新时代慈善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就必须注重完善慈善政策体系、扩大慈善主体、强化慈善监督、厚植慈善文化和培育现代慈善意识。学习习近平的新时代慈善事业观,既是推进我国新时代慈善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迫切需要。

中国民营企业战略慈善策略的考量——基于华为公司全球化战略慈善的研究

中国慈善正处在第二次转型时期,企业慈善处于现代慈善的初级阶段,呈现出被动性和乖戾性。在企业捐赠中,中国民营企业的慈善贡献最大,然而民营企业看似规模较以往有很大增长的慈善捐赠行为,似乎是为了规避来自市场制度环境层面的政策不稳定,同时获得避税效应、融资效应和政治身份等,其社会公益和企业商业利益的联结不牢靠,是一种"被动选择"的慈善策略。文章基于华为公司全球范围的经营活动,从战略慈善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研究华为的战略慈善未来种子慈善项目与其全球化的生态战略的内在联系,也试图从理论上探讨中国民营企业未来的战略慈善策略与企业创新的发展路径。

美国现代慈善的两个黄金时代与慈善资本主义的前景

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两个黄金时代都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创业潮而产生的。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创业潮催生了第一个黄金时代,20世纪末以来的互联网创业潮带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这两个黄金时代的底层逻辑都是慈善资本主义。在第一个黄金时代,慈善被用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建立了独立的非营利组织制度,实现了慈善与商业的制度性隔离。然而,在第二个黄金时代,慈善与商业越走越近,二者之间的隔离渐渐被突破。近年来,慈善资本主义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批评者认为,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衍生物,慈善并不能矫正这一制度的内在失灵。

我国企业战略性慈善模式的现实思考

企业慈善作为一种超越道德、法律、一般商业运作或公众期望等的自愿性商业行为已然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高级形态。西方企业慈善行为已实现了由传统性慈善模式向战略性慈善模式的转变。转型时期,我国企业作为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主体自然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与责任,战略性慈善模式是我国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现实需求与必然趋势。

美国宗教非营利组织参与慈善事业的优势评析

美国慈善事业历史悠久、发展蓬勃,宗教因素不可或缺。与其他的非营利组织相比,民众对于宗教非营利组织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和信任。宗教非营利组织一直是美国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提供者,在开展慈善事业方面表现出了特殊的优势和强大的活力:宗教信仰是推动宗教非营利组织开展慈善事业的重要动力;宗教非营利组织拥有的雄厚社会资本是其开展慈善事业的重要资源;美国政府对宗教非营利组织的信任与资金资助是其开展慈善事业的重要支撑。

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顾此失彼还是两全其美?

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关系的研究作为社会责任领域的核心问题至今仍未能形成一致性结论,基于长期导向的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根据2011—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通过对前瞻性环保和战略性慈善这两种典型活动的考察,分析了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及其不同类型对绩效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内向型SCSR活动对绩效具有显著正的累积效应,当这一活动与企业生产经营关联度高时对绩效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从时间维度上看对绩效的提升效果呈现先负向后正向的动态变化且具有持续性;而外向型SCSR活动对绩效的影响仅在能够被消费者感知时才能发挥正向影响,从时间维度看短期内即可发挥对绩效的提升效果,但这一效果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弱。

论我国企业战略性慈善的制度保障

在激烈的竞争形势下,企业能否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企业能否迅速适应环境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企业慈善行为已经不能适应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将慈善行为和企业经营目标相结合的战略性慈善行为是现代企业适应环境的必然选择。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尤其是法治的保障和引导,推动企业战略性慈善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这样企业参与社会建设的力量才会更加强大。

管理者从军经历与企业战略性慈善捐赠

文章从高管从军经历出发,探讨管理者早期经历对于企业战略性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2007-2014年A股15527个上市公司的年度观测值作为样本。研究发现,高管拥有从军经历会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这一非市场战略,慈善捐赠显著较少,且基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在国有企业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进一步,文章还发现在垄断行业和非直接接触消费者的国有企业中,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加明显。文章跳出市场行为的框架,从非市场行为的视角,拓展了以往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同时结合高管早期经历与企业资源依赖理论,为企业慈善捐赠提供更加深入的战略性证据。

经济危机形势下企业慈善的突围之道

企业慈善不仅是社会福利资源的重要来源,而且日益成为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软"生产力。"战略性企业慈善行为"因其兼顾企业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而被公认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慈善道路,文章在详尽介绍战略性企业慈善理论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建议,以期对中国企业慈善突出经济重围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