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街道)社工站发展困境与对策的个案研究--以广东“双百工程”J市L街道社工站为例

我国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在建设进程中面临着行政色彩重、督导人才不足和制度未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对广东J市L街道社工站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实地观察、访谈,分析L街道社工站主要存在行政事务繁重、专业服务空间缩减、“零基础”社工较多、欠缺专业服务能力、专业培训数量多但实效性不足、督导人才紧缺、专业支持难以保证、薪酬待遇有限、社工职业认同感低的发展困境,并提出强化社工站监管机制、提升职业准入门槛和健全社工服务评价体系、改善社工培训机制、健全社工督导薪酬体系和增强督导人才队伍建设、出台社工薪酬晋升政策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促进全国乡镇(街道)社工站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研究

社工站建设本是基层现代化治理进程中的重要产物,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通过长期对众多乡镇(街道)社工站的实地调研和对站内社工的访谈,可以看出,当前社工站建设呈现出“急需求、重建设、弱发展”的基本处境。其中,人才管理和服务机制不完善是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中的重要困境,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站点建设中的发展性需求。而在本土语境下,为了更好地推动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保障公共财政制度的经费、通过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站点的专业化和独立自主性、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推动乡镇(街道)社工站跨时空发展是未来可行的重要实践面向。同时,从顶层设计、主体定位、内生动力、培养机制等方面展开路径选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工站建设的现代化转型,达到提质增能的效果。

合作生产: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运行机理与实现机制研究——以D街道社工站试点建设为例

乡镇(街道)社工站是国家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载体,也是提高基层社区民政服务水平、打通供给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综合平台。在公共服务供给场域,合作生产因其“一核多元”和“融合共治”的现代化治理理念成为乡镇(街道)社工站高质量建设的基本面向,能够有效破解乡镇(街道)社工站“被行政化”、资源碎片化以及主体“协同惰性”等问题。为此,将合作生产嵌入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研究,并以D街道社工站试点建设为例,通过合作生产框架分析多元主体间的交互关系和协同行为,系统阐释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中的运行机理和实现机制。在既有的政策话语和制度架构中,D街道社工站通过主体共建、协商共治和成果共享的方式,实现资源、人力以及信息等要素的整合联动,进而推动社区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研究表明:多元主体、资源整合、目标共识、利益赋予、公众充权等方面的协同,促进合作生产的有效运行。基于此,以价值共创为逻辑主线,从多元参与、精准对接、价值聚合、利益共享以及主体培育等方面提出推进合作生产的实现机制。

社工站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以H社工站为例

我国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发展尚不成熟,参与多民族散杂居社区治理的路径不够清晰。以H社工站为例,该社工站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有开展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培育“三大队伍”、培育社区自组织、链接社会慈善资源等。该社工站存在参与能力不足、资源来源单一、自主性缺乏、难以形成协同机制等问题。据此,社工站作为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的基点,应发挥社工站枢纽作用,协同多方主体,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工作者为专业支撑桥梁、以社区志愿者为人员补充力量、以社区慈善资源为补充,探索社区治理的多主体、全过程联动模式,以补齐社工站参与社区治理的短板,推动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

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的服务模式探析——基于武汉东湖高新区的案例研究

乡村地区一直是我国区域发展中的短板,面临着青壮人口外流、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不足等发展困境。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战略部署。社会工作作为一项秉持利他主义价值观,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职业活动,具有广泛的民生导向和人文关怀,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践中,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的结合尚存在一定的困境,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效融合与协同发展成为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本研究聚焦武汉东湖高新区滨湖、龙泉街道,阐述社会工作助力当地乡村振兴的内生路径,旨在探索社会工作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契合关系,分析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与价值。

乡镇(街道)社工站承接组织的行政转型——以南京江宁区社工站承接组织为例

社工站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民政服务综合平台,是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南京江宁区乡镇(街道)社工站调研,发现江宁区社工站大多由政府购买方式交给社会组织运营,服务型社会组织在运营过程中出现角色迷茫、日常服务超负荷、人力和资源失调、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为此建议乡镇(街道)社工站承接组织调整定位,从服务下放、资源统筹、人才和组织培育、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完成行政转型,助力乡村振兴。

社工站在地化实践的“一社一特”服务模式述评

目前乡镇(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如何结合地方特点,提供专业化、可持续的高质量服务成为当前街道社工站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天津市武清区黄庄街道社工站构建的“一社一特”服务模式,通过策划多样化与可持续的特色项目、构建多元主体联动的运行机制以及“一定规则、二建平台、三成模式”的推广策略,成为社工站实现“落地生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乡镇社工站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探索

为探索乡镇社工站建设背景下的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推动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和服务运行机制创新,推进村民自治,推进农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推进乡村守望互助,增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推动农村社会建设的现代化。该文对乡镇社工站建设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进行探索,认为要加强乡镇社工站建设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需要加强乡镇社工站管理服务,完善制度体系,释放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活力,提升服务能力,并提供精准服务,拓展服务乡村发展崭新渠道。

居间治理:复合型街道社工站的政社“黏连”机制检视——基于S区14个街道社工站的运营经验

街道社工站是透视政社分权化改革与互动关系的一个新型窗口。对S区14个街道社工站治权逻辑的调查发现,复合型街道社工站正在成为基层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向,总体呈现出居间治理的组织结构和行动框架。在这一结构中,站长仅具有行政委托人意义,副站长扮演了亦官亦民的“居间人”角色,社会服务机构则是直接服务代理人。上述三种角色沿着“行政-半行政半专业-专业”方向延展,具有组织结构的开放性、成员资格的身份双重性和行动模型的“一轴多元”性特征。复合型街道社工站发挥了“资源”聚宝盆、供需“中转站”、组织“孵化器”和准入“防火墙”的“居间”功能,其比较性制度优势在于通过国家建构与社会进化的复合驱动,自外而内推动了党群工作与社会工作的通约,促成了行政与社会的治权平衡,从而提升了社会治理绩效。

衡水市乡镇社工站建设初期的困境与建议

乡镇社工站建设是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提高基层民政服务质量和专业化水平的重要举措。衡水市在推动乡镇社工站和社会工作机构孵化基地培育方面面临人才总量不足、资金投入较少、专业服务能力偏弱等困境。提高衡水市乡镇社工站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措施有:推进专业人才建设;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推动专业机构培育;明确各方职责,重视合力作用等。

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政策创新与扩散机制——基于ATLAS.ti 9软件对23个政策文本的质性分析

民政部提出“通过建立乡镇(街道)社工站,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探索解决基层民政服务能力不足的可行路径”,这是我国促进基层治理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各地积极响应民政部的号召,根据各地现实情况制定社工站建设标准。根据《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的通知》文件文本内容进行编码,借助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视角和政策创新—扩散分析框架,采用ATLAS.ti 9软件对各地已正式出台的最新社工站政策创新与扩散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社工站建设的内在动力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驱动,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下的倒逼机制、社会主要矛盾变迁下民众需求升级的引导机制,以及条块政府下“结对竞赛”的驱动机制;同时,社工站政策在扩散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适应和调整,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机制、学习机制、竞争机制、社会化机制及托底机制予以扩散。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乡镇(街道)社工站既是国家强制制度变迁推动下的结果,也是地方政府在应对基层社会治理议题时的重要创新机制。

组织资本培育:乡镇社工站专业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乡镇社工站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的重要平台。但在专业化建设过程中存在专业服务能力不足、培训机制单向输出以及沟通联动机制缺乏等失能风险,部分原因在于站点依然延续传统的人力资本人才培育范式。组织资本来自人力资本的社会属性,是一种不随人员流转而减少的无形知识资产,使组织资源得以摆脱效能局限。社会工作者个体知识经过社会化、外在化、组合化和内在化四个阶段,在知识共享和学习的过程中才能凝结为乡镇社工站的组织资本。因此,乡镇社工站增强组织资本需要合理制定站点的知识战略、培育共享交流的组织文化、完善平台学习的制度保障,唯此才能将站点的组织优势转变为良好的治理效能,进而推动民生工作的改善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

行政化吸纳与专业化嵌入:民族地区街镇社工站在地化行为研究——以广西S镇社工站为例

民族地区因其独特的民族性、地方性和区域性等特征,社会工作发展相对缓慢,这给民族地区街镇社工站在地化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基于此,本文运用吸纳与嵌入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广西S镇社工站为例,深入研究民族地区街镇社工站的在地化行为。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街镇社工站面临基层政府的行政化吸纳与社工机构的专业化嵌入的双重互动压力,其在地化行为遭遇三重困境:一是合法性困境;二是服务专业性困境;三是资源内生性困境。究其背后根源主要在于政策和制度、文化情境以及人才队伍等因素的制约和限制。由此,本文由宏观至微观提出三条可行策略:一是政策和制度的在地化,提高合法性;二是社工机构的在地化,实现服务社会性;三是社工人才的在地化,提升人才专业性。通过以上研究策略,促进民族地区街镇社工站在行政化吸纳与专业化嵌入过程中兼具行政化、专业化和社会化,推动民族地区街镇社工站在地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