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信息通信技术与街头官僚问责制:理论述评与模型构建

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街头官僚广泛介入公共事务故需要问责制,但因街头环境的特殊性而长期存在问责困境。数字时代信息通信技术(ICT)被寄予厚望,但未聚焦街头官僚问责制,反而引发ICT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限权—赋权”争论。本文首先回顾李普斯基对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定义,其群际关系与行为模式取向要求区分问责主体、关注街头官僚的感知和行为,归纳街头官僚可问责性的事实可能性与价值适当性。其次在述评宏观技术与制度视角、中观组织与ICT类型,以及微观“政府端—公民端”感知问责与应对/问责行为三个层面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分析模型。最后进行未来研究展望,以期夯实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的微观基础。

风箱中的老鼠:双重压力下的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

街头官僚身负“国家代理人”与“民众代理人”双重角色,在执法实践中需要同时兼顾“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双重使命。在面对必须严格按章落实政策的执行压力与响应民众需求的回应压力时,街头官僚陷入了双重压力之下的“风箱困境”。本研究探索在此种冲突性的双重压力之下,街头官僚是否会作出“亲民”的行为选择,即执行压力和回应压力能否影响街头官僚的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本研究采用调查实验方法,通过模拟基层执法情境对执行压力、回应压力与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之间的因果机制与调节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回应压力能够显著影响街头官僚的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但执行压力对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执行压力也没有显著影响回应压力与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通过模拟执法场景展开实验研究,避免了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方法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引入压力场景,拓展了街头官僚亲社会违规行为的研究视角,丰富了中国情境下基层执法类公务员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实证研究。

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道德困境与公众归责倾向

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对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决策发表看法并对负面后果进行归责,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同样出现负面后果的自由裁量决策中,公众是否会依据自由裁量决策的议题属性形成差异的归责倾向?论文探讨公众如何对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的负面后果进行归责,通过一项多案例研究,以及一项调查实验研究发现:(1)公众在面对具有显著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时,更不倾向归责于街头官僚且更能够容忍负面后果;(2)公众在对具有道德困境属性的自由裁量决策进行归责中存在两种心理机制,具体是“对负面后果的积极归因”和“较少的愤怒情绪”。研究实证结论表明,在街头官僚自由裁量决策出现负面后果时,政府旨在回应社会问责压力的强力问责举措并不总能获得公众的支持。在对引起公众关注的自由裁量负面后果实施问责时,地方政府应根据议题属性做出区分。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城管行为失范的行动逻辑及其规制对策——基于街头官僚视角

城管执法人员既是城市治理过程中公共政策的执行者,也是与社会公众关系最为密切的基层公务人员。城管执法人员属于"街头官僚"范畴。其执法过程存在行为失效现象,如执法程序的缺位执行、行政执法方式的选择不当、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过渡滥用等。行为失范的原因主要包括个体利己性、有限而又稀缺的政策资源、规则的非理性依赖、执法对象的非自愿性等。应采取伦理和道德教育、重塑执法流程、法律监督等来约束执法人员的行为。

自由裁量、标准化与治道变革——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自由裁量作为基层官僚与现代行政的基本特征,在学术研究和行政实践中受到非常多的关注。但既有研究并未能就基层官僚的自由裁量问题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理论体系。一方面,已有研究很少关注横向政府部门间在职能模糊和职责交叉情况下的自由裁量问题;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如何影响街头官僚角色及其自由裁量权则讨论得并不充分,且缺乏深度的经验研究。本文以公民和基层官僚的需求为动力机制,构建了在信息化社会下思考信息技术、现代管理手段、自由裁量、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论框架,并以杭州上城区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为案例对其进行论证,讨论了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的结合对规范自由裁量和推进治道变革具有的重要意义。

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

政府机关中的街头官僚是指处于基层或一线,直接与公民打交道的政府公务员。他们处于政策执行的末梢环节,掌握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够对公民实施赏罚决断。街头官僚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行动逻辑。街头官僚一般的行动逻辑可以归纳为四个典型的方面:激励不足,职务晋升机会的缺乏导致激励不足;规则依赖,安全和自我保护的需要促使他们在照章办事的逻辑中寻求免责;选择执行,即在约束条件下选择理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最有利可图的政策执行;一线弃权,即刻意规避某些麻烦的、危险的、需要更多付出但难以见成效的工作,并日益远离一线或现场。对街头官僚的责任控制,必须从管理的、法律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四个方面入手,并运用相应的控制工具。

街头行政:概念建构、理论维度与现实指向

有关街头官僚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但研究者却忽略了街头官僚与公民之间面对面互动的本质性内涵。街头行政概念及其理论的建构,将研究视域从单中心的街头官僚拓展到街头官僚与公民共同在场的面对面的互动,不仅丰富了街头官僚的理论范畴,也将深化对街头官僚与公民面对面互动及其过程的理解,还为分析街头官僚与公民之间的矛盾纠纷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街头官僚的时间政治——以基层执法人员的工作时间为例

时间问题是组织管理中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也是政治分析中隐而不宣的问题。本研究的问题是,针对执法工作的时间规则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反应性行动,时间对执法人员及其执法过程产生了什么影响,是谁在决定街头官僚的工作时间及其分配和利用?本研究以执法人员的工作日志表为手段,获得了T市多区域执法人员时间分配的基本数据,分析了组织和执法人员的时间分配的状况及其效果,进而从时间的跨度、节奏、弹性、掌控以及效用等方面探讨了时间分配及其管理的基本维度,揭示当前基层执法人员时间分配的基本状况,最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基于时间支配和掌控而形成的权力结构及其政治关系。

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执行偏差——对小岗村的实证分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完善我国农村工作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但政策执行过程中容易产生偏差。有哪些偏差,其原因何在?街道层官僚理论为分析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执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以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为研究对象,以街道层官僚理论为视角,通过对小岗村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情况及偏差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处于公共政策执行末梢环节的街道层官僚在资源稀缺和公共服务弹性需求的夹缝之中,因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导致公共利益权威分配过程中产生偏差;分析了形成该问题的三个具体原因,对提高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执行的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村委会农地流转政策的执行逻辑及其规制——基于街头官僚视角

官僚政策执行理论与自由裁量权问题是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核心。村委会作为国家政策输入到农村的重要载体,对农地流转政策的有效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村委会所具有的类街头官僚特征,以及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多重角色冲突,使其表现出特殊的政策执行逻辑,即利己性选择。利己性选择凸显了村委会的私益偏向,阻碍了农地有效流转并严重影响着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力。实现对村委会政策执行中的权力规制,需要从权力与权利关系层面建构起国家、村民和村委会三者之间的平衡性制度安排。

从街头官僚到街头领导:一个解释框架

行政官僚尤其是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但是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仅从一般意义上探讨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官僚制理论、政策执行理论、职业化途径、政治学理论等都未能对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及其相对应的责任问题进行全面的解释。本文认为,可以运用领导理论来分析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和责任。文章构建了一个街头领导模型。根据模型,可以把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行为分为过程型自由裁量和结果型自由裁量两个维度,进而区分出自由裁量权的四种不同类型,清晰的划分为控权思路的提出提供了可能。

决策权集中与行政科层化:数字时代的政府组织变革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的加快凸显了数字技术在重塑政府治理形态中的关键作用。数字化转型对政府组织中不同成员的决策权产生了差别化的影响。其中,街头官僚和在数字应用开发能力较弱机构工作的党政干部更有可能感受到数字技术运用带来的被支配感。在数字政府中,政府组织的算法决策和刚性执行之间的分离,正是数字时代理性组织的最新表现。总的来说,数字政府建设正在推动政府内部决策与执行的分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离,形成了以决策权集中、行政科层化为主要特征的政府组织结构变革趋势。这意味着数字政府建设可能会推动技术治理、科技治国等思想的重新复苏,而研究者则需要更加细致地考察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未预期后果。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府组织的决策权集中化和行政科层化趋势,对理解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价值选择到价值冲突网络:来自街头官僚的证据

街头官僚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实则是管理多元公共价值的过程。然而,价值的不可兼容性和不可通约性使街头官僚深陷于价值冲突的桎梏而不可自拔。运用Q方法论、内容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以49位典型的街头官僚为样本,在稳定描绘其价值偏好的基础上,呈现其价值冲突网络结构,实现对价值冲突复杂性的理解。街头官僚在街头场域中发展出了一套特定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诠释逻辑,以此聚类分为忠诚的人民公仆、创新的技术专家、开放的关系管理者、廉正的求稳者、绩效驱动者和中立的仲裁者等;街头官僚特定的价值选择蕴含着既定的价值冲突,包括固有价值冲突和偶发价值冲突;价值冲突网络结构中存在“节点价值”“中介价值”和“关键价值”,这三种价值及其拥有的冲突关系是价值冲突治理的重点对象,其中“关键价值”是牵动价值冲突治理的“牛鼻子”。

卫生监督执法机构能力建设探析——以街头官僚理论为视角

"加强城乡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是完善我国卫生监督执法体系所面临的紧迫任务。文章以街头官僚理论为视角,分析研究了一线卫生监督执法者及其工作特性、归纳总结了卫生监督执法者的街头官僚行动逻辑,认为有必要从激励与约束两个维度、自律与他律两个途径着手构建综合应对机制,控制卫生监督执法者自由裁量权、提振其士气、促使其坚守责任,在全面、准确履行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监督职能的层面上,实现加强卫生监督执法机构能力建设的政策目标。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街头官僚素描——基于L省K市基层环境治理的田野调查

有关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长时间关注宏观的运作模式与主体互动,忽略了联系不同主体的衔接机制。作为政策的执行者与治理任务的承担者,街头官僚不仅联系政府与民众,而且负责输出治理绩效与提供国家治理的合法性。然而,街头官僚在国家治理的整个环节中也面临着多元化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街头官僚日常工作中面临的压力、权责不一与部门冲突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街头官僚的行动能力,也对国家的有效治理造成了消极影响。

教育政策执行中基层官员的决策困境——X省A小学撤并过程的案例研究

基层官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将抽象的政策文本或者指示转换为具体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官员需要在各种情景中与不同的政策利益相关者交互,政策执行其实成为政策"再制定",当然此过程也充满了矛盾。本研究借助李普斯基及普罗塔斯提出的三种困境理论,分析了X省A小学被撤并过程中基层官员面临的决策困境。

研究综述: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

现有的街头官僚的理论研究主要都是围绕政策执行和自由裁量权这两个主题展开的,而作为街头官僚基本特征的自由裁量权是研究的重点。对它的现有研究由主要围绕自由裁量权的验证、影响因素和控制,主要关注其中的组织特性、客户特征、个体决策者的属性。现有的这些研究只是获取了关于自由裁量权的性质及其基本的因果联系的混合并且有限的认识,更多的包括因素研究,而并非过程研究,因而没有完整的呈现出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形成这一核心问题。国内的街头官僚研究以行政执法为主,这同以政策和服务提供的有效性为主要目标的西方街头官僚研究有根本的区别,更没有同西方理论形成对话。

绩效目标异化下街头官僚的政策执行偏差及矫正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处于公共政策执行末梢环节的"街头官僚"生存于公共政策执行资源稀缺和公共服务弹性需求的夹缝之中,出现绩效目标异化,表现出典型的行动逻辑——激励不足、规则依赖、选择行为、一线弃权和理性逐利,在公共利益权威分配的过程中产生偏差。矫正街头官僚政策执行偏差的主体路径包括三个方面:政策执行机构的内部改革,政策执行直接主体的自我优化,政策执行间接主体(目标团体)的问责监督。

基层行政的秩序困境及其超越

基层行政过程和结果同上级决策和计划的期望常常存在落差,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可归结为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两条基本进路,在社会理论的抽象意义上,这些解释都在分析基层行政的情境秩序与国家治理所追求的宏观秩序之间的关系。处在“压力—自主—应付”情境中,一线行政人员更注重情境秩序的维系,这有利于安全顺利地完成其手头工作,对他们而言宏观秩序的要求不是时刻都具有优先性,情境秩序与宏观秩序的落差构成了基层行政的秩序困境。而国家和组织会尝试对一线行政人员实施控制以便将宏观秩序要求输入基层行政的情境之中,但面临着日常生活的功能性悖反与个体行动的目的性局限,控制路径也可能失效。超越基层行政的秩序困境,应该以树立兼容基层行政功能差异的治理理念、构建面向基层行政授权赋能的组织体系、优化实现基层行政责任均衡的问责机制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