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田菲对肺癌患者的管理策略

田菲教授根据肺癌患者正虚邪实的疾病特点,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新冠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提出“固本清源、化痰补中”的疾病管理策略。田教授认为肺癌与新冠病毒感染在病理演变和证候变化上多有相似,遣方用药皆从扶正祛邪、未病先防入手,临证强调祛痰湿以澄流清源,健脾胃以培土生金,顾情志以养神正本,重舌象以司外揣内,畅大便以消积除浊。并将肺癌患者分为痰热阻肺、痰瘀互结、肺脾气虚、阴亏气耗4种证型,分型辨治,攻补皆施。附验案一则。

中医肿瘤理论传承发展历程——“扶正培本”到“调气解毒”

回顾现代中医肿瘤学科近60年的发展,形成了“扶正培本”理论体系,中医肿瘤理论得以发展,循证和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抗肿瘤新药研发问世。在此基础上,我们创新性地将“气机升降”学说应用于中医肿瘤学,立足“扶正培本”学术思想体系,提出“调气解毒”学说,进一步阐发其科学内涵及理论外延,发挥现代中医药防治肿瘤的特色和优势。

金杰教授从脾论治发作性睡病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性疾病,中医将其归属"多寐""嗜睡""多眠""多卧""嗜卧"等范畴,认为其发病主要与脾、心、肝、肾、脑髓等脏腑密切相关。金教授认为发作性睡病的形成和发展与脾有着密切的关系,脾具有主运化的水谷精微,以维持机体后天生命活动的主要生理机能,故称脾为"后天之本",并且"四季脾旺不受邪",临床治疗发作性睡病以健脾升清、化湿降浊为治则,能取得满意疗效,文章通过阐述金教授从脾论治发作性睡病的理论基础与治则,并结合案例分析总结,认为脾虚清阳不升、浊阴上犯,可引起多寐、嗜睡等症,临证通过健脾升清、化湿降浊的思路诊治该病能有效改善患者症状,从脾论治发作性睡病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林洪生辨治肿瘤“调脾胃”思想

临床上,林洪生教授辨治肿瘤强调“补先天,调后天,截六淫”,其中“调后天”即“调脾胃”,是“固本”的重要方面,也是“清源”的基础。林教授认为,脾胃乃后天之本,人体营养精微、水液代谢、气机升降、气血充盈均与之密切相关。因此,临证灵活运用益气健脾养胃、理气健脾养胃、滋阴健脾益胃、祛湿健脾和胃、行水健脾养胃之法,配合抗肿瘤治疗,临床疗效显著。本文对林教授辨治肿瘤“调脾胃”思想进行总结,以期对肿瘤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应该怎样扶阳

谈论扶阳问题,首先要知道阳气在人体哪里?《内经》言人体阳气在胃脘,《素问·阴阳别论》说:"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因为脾胃主四肢,故《素问·阳明脉解篇》说:"四肢者,诸阳之本也。"《内经》没有一处讲阳气在肾,故张仲景多用大小阳旦汤(桂枝汤、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和四逆汤(太阴病主方,亦云小泻脾汤)温中扶阳。

从“气津敷布”视角构建动脉粥样硬化中医辨治体系

文章全新构建了动脉粥样硬化(AS)中医辨证体系。AS病在脾胃,斑块为形,沉积于脉,属于中医“脉积”范畴。认为本病乃脾不散精,浊邪入络,脉积闭阻而发,以正虚、痰浊、络瘀为基本病机,其中脾失健运是斑块萌发的病理基础,陈气血浊是浊邪积滞的关键因素,浊邪入络是动态演变的中间环节,痰瘀积脉是斑块结聚的终末阶段。运用固本清源法进行治疗:一则健脾助运,恢复脾胃升降;二则痰瘀同治,抑制斑块发展;三则散结消积,逆转斑块结构。AS乃复合病机,宜辨五脏以多脏兼顾、辨标本以扶正祛邪、辨兼夹以多法并举、辨病位以精准施治,以期为AS中医辨治及组方提供借鉴和参考。

基于“燥湿同形同病”论治鱼鳞病

燥与湿反映了自然界气候的变化,于人体而言,则可概指津液盛衰的两种状态。两者看似相反、互制,实则相关、共存,并能够相互转化。临床上,鱼鳞病的鳞屑颜色和部位可以反映燥极似湿、湿极似燥的皮损特点,此为“燥湿同形”;鱼鳞病的临床特征可以反映燥湿夹杂的病理状态,此为“燥湿同病”。从“燥湿同形同病”论治鱼鳞病,认为鱼鳞病核心病机为外燥内湿,或湿郁燥生,或燥壅湿阻,或燥湿互化。治法上若单纯养阴则碍湿,若过用温燥则阴亏更胜,必润燥相济,相反相成,方可奏效。故内湿以运脾调气祛湿,斡旋中焦;外燥以开玄养阴润燥,布散津液。本文从“燥湿同形同病”论治鱼鳞病,临证予以润肤饮合化裁异功散加减治之,以期为临床治疗鱼鳞病提供又一思路。

从“扶正培本”到“固本清源”——中医药治疗肿瘤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中医药治疗肿瘤已形成了"扶正培本"治疗学术体系,近年在这一学术体系基础上,大量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提示,中医药在肿瘤的控制方面也具有一定优势与特色。系统回顾中医药"扶正培本"肿瘤治疗学术思想的理论渊源以及发展、成熟过程,立足于该理论的相关研究,进一步阐发其科学内涵及理论外延,据此提出"固本清源"理论,并从临床及基础研究两方面对其应用进行阐述,证实"固本清源"理论既有助于发挥现代中医药治疗肿瘤的特色与优势,又符合现代医学肿瘤治疗的发展方向。

正本清源,钩深致远——郑万耕先生与当代易学研究

郑万耕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特别是易学哲学的研究,成果丰硕,建树良多。他继承和弘扬易学优良传统,尤其是大力发扬朱伯崑先生的易学思想,阐发朱伯崑先生所强调的易学哲学,并有多方面的独立创获。郑先生的系列工作始终贯穿着“正本清源”的原则,体现出“钩深致远”的胸怀。他也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利用《周易》搞各种迷信活动;通过培养易学后备人才,撰写易学教材,编辑易学刊物,组织高端学术论坛,在当代易学研究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具体的易学贡献则体现了“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除了撰著《太玄校释》,推进扬雄思想研究以外,还涉及通行本《周易》的研究中诸多聚讼不已的难题,以及出土文献中的相关疑问;并对诸多历史问题和现实挑战做了回应,继往开来,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