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监察委员会立法权问题的法治省思

伴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在国家监察委员会已然获得监察法规制定权的背景下,是否应当赋予省级监察委员会以监察规章制定权便成为一个亟待回应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且形成了“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不同的观点。立法权限的转移、立法效率的考量、观照地方实际、立法中的“配备”惯例、监察机关系统纵向上的领导关系、纪检监察联合发文的需要等支持理由,为主张省级监察委员会应当享有监察规章制定权的观点提供了充分论证。赋予省级监察委员会以监察规章制定权,具有理论、制度和实践上的正当性。基于监察法治原理,赋予省级监察委员会以监察规章制定权,既需要从实体层面提供解决方案,又需要从程序层面进行程序设计,还需要构建监察规章的双重备案审查机制,从而确保地方监察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行政复议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作用论析

行政复议坚持矛盾纠纷化解的问题导向,寻求权力运行监督的常态长效,充当政府改革创新的示范纽带,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规范表达,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主要围绕构筑科学统一的复议体制、秉承高效便民的复议宗旨和健全有错必纠的复议监督三个维度,改进或创设了一系列制度举措,增强了行政复议回应法治政府建设现实需求的能力。为了更好地保障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切实有效实施,需要从廓清其功能定位、延展监督质效和释放治理潜能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完善富有中国特色的内生监督型法治政府建设模式。

我国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当代价值体现在有利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落实,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扎实推进。在实践中,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面临立法不健全、执法不严格、主体法治意识不足和监督体系不完善等现实挑战。我国应该通过健全农村生态文明法治立法、强化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的执法力度、增强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相关主体的法治意识和完善农村生态文明法律监督体系等措施来推进农村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双减”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的法治化监管

自“双减”政策出台以来,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文化课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此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仍存在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立法上存在欠缺、执法上监管合力不强等方面。为实现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法治化,对构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长效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现状,从促进监管部门有效承担监管职责、鼓励学校提升教学效果、引导家长塑造正确教育理念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论数字时代的协作互动侦查监督模式

协作互动侦查监督模式是在数字检察背景下,作为监督者的检察机关与被监督者的侦查机关基于共同的目标积极协作配合,所形成的良性互动侦查监督新模式。这一全新侦查监督模式的典型要素是协作性、互动性、数据共享性,且以“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为体制基础与理论依据。协作互动侦查监督模式与传统侦查监督模式并不冲突,其以传统模式为基础并延伸出独特的运作目标、理念、原则与方式,同时具备促进及时沟通协作、协调利益冲突的运作优势。但新模式的发展面临着部分实践困境,对此,应从侦检关系重塑、监督职能优化、配套措施保障、数字技术赋能等角度对新模式进行调适与完善,以最终实现法治框架内侦查监督质效的提升。

论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进一步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的法治体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目标,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抓手,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依托。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明晰中央和地方立法的位阶及判断标准,构建规范高效可行的法律体系形式结构,构建政府职权法定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建设与宪法相适应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体系,建设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审判体系,建设更加严密的社会主义法治监督体系。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的法治逻辑及展开路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具有严密的法治逻辑,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必然要求,还是对监督者再监督的题中之义。但由于监察权在我国新“四权”权力配置模式中处于优越地位,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地方监察机关还面临一些挑战和障碍。这就需要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与地方监察机关监察两者“异中有同”“相得益彰”关系的基础上,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开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以实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地方监察机关监督的目的。

行政约谈机制在北京市数据中心节能监察领域的创新研究

在北京市数据中心节能监察领域,存在法律手段不能适应监管要求的问题,即北京市现有的法律监管手段不足以有效促进数据中心能效提升,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在此背景下,北京市节能监察部门探索使用了行政约谈这一柔性监管措施,在现有的法律约束条件下打开了节能监察工作的新局面,并形成了较为规范的机制内涵。行政约谈在数据中心节能监察领域的应用,在法治层面具有明显的创新属性,它可以被视为我国行政法治发展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从技术嵌入到制度融合

在数字法治的命题下,数字检察旨在赋能法律监督,解决其“权”与“能”的不匹配问题。数字检察赋能行政公益诉讼并非仅是数字技术的援用和辅助,乃是技术与制度、组织的结构性碰撞。数字技术在嵌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最初表现为技术对制度层面的程序步骤和监督方式进行逻辑修正,前者表现为将发现、调查核实以及诉前程序(检察建议)统合在同一逻辑层面,后者则指向于以数字画像拓展案件范围,监督视角可深入行政裁量,也投入数字空间。随着互动的逐级演进和议题的不断深化,检察机关置身于“许可网络”,数字信息与技术成本抵消治理效能,数字思维超越法律立场等问题开始涌现。因之,需要在组织层面予以回应,在不改变原本组织单元的情形下,对数字技术做新的理解、安排、保障,主要包括实施数据过程集成模式,借助数字技术深入介入“行政乱作为”,推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融通共享,从而实现技术与制度充分融合。

司法制约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逻辑定位与法治路径

在职务犯罪监察与司法二元治理模式下,监察调查作为职务犯罪诉讼案件的前置程序,有可能形成主导职务犯罪办理全局的监察中心主义倾向,影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职能的实现。对此,需要加强司法对监察调查的制约机制。司法制约监察的目标应定位为监察机关不得妨碍审判权、检察权的依法独立行使;防止其不当介入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活动。在程序调控层面,应将监察机关的强制措施建议权形塑为一项配合机制,强化对庭外核实技术调查类证据建议权的程序控制,合理规制情况说明的适用范围。在制度保障层面,须强化职务犯罪监察干预司法过程的法律控制,消弭监察监督与司法监督的内在张力,完善职务犯罪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保障性规则。

习近平法治思想之监察理论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完善国家监督体系,加强国家监察和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形成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政治与法律密切交融嵌合的科学监察理论。以依规依纪依法为多元依据的相对独立支系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向度看,该支系统是通过对“公权力监督全覆盖”理论和实践经验提炼总结而形成的认识论范畴,其特定内涵和思想要义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文化基石。从实践向度看,监察体制改革属于我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在宪法上确立监察权,重塑了我国政权组织形式;在机构设置上,国家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了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有机统一。监察法的颁行,更是推动了多元法律、法规之间的有效衔接与整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监察理论的重要论述不仅丰富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容构成,也成为国家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的指引,还将推动以“对人监督”为核心的公权力监督理念日益国际化,推动对监察权的再监督体系逐步从以自体监督为主转向以异体监督为主,确保监察权行使的规范化、法治化,最终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观目标提供内生动力。

我国公募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的挑战及其应对

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需要代表公众捐赠意愿进行慈善财产处置,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其监管问题事关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知和行业公信力。尽管我国已建立了一套链条完整的监管体系,监管力度较大、标准较为严格,但仍存在财产募集管理使用不合规、内部治理乱象、信息公开不到位等问题。应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以贯彻落实新修改的《慈善法》为契机,以改革破题,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健全综合监管机制、提升行政执法能力、加强组织内部治理,不断织密织牢监管“安全网”,建立健全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现代慈善组织制度。

生态文明视域下贯彻大食物观的法治保障

大食物观是生态文明思想的延续,其在宏观层面反映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在中观层面契合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在微观层面依赖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贯彻大食物观与生态文明建设密不可分,当前作为大食物观外部支撑的农业生态现状不容乐观,农业生态法治保护面临困境。对此,应以严密法治观搭建起四梁八柱,改善农业生态,保障大食物观的贯彻落实。

廉洁合规的理论溯源与范畴界定

廉洁合规作为企业刑事合规的新生事物,廉洁合规的理论基础可通过“政治德性”的理论原点、“特别权力关系”的理论依托以及“软硬共治”的理论进路来寻根溯源。廉洁合规在履职行为层面涵盖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导向,在政治德性的内在要求层面涵盖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导向。通过营商环境和政治生态间的互动关系,判断企业廉洁合规的实施效度需围绕国家法律、党内法规来建构企业章程以及内部规章制度。廉洁合规的基本范畴有别于刑事合规、前置于反腐败合规,融贯于行政合规,其强调单位“出责”的全过程性,还应明确个人“担责”的阶段性。

PBL教学法在医疗器械监管法律实务课程中的应用

上海健康医学院为医疗产品管理专业三年级学生开设的医疗器械监管法律实务课程,应用了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并取得显著成效。文章将从实现教学目标、推进教学进程两个方面论证应用该教学法的必要性,并立足教学实践从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层面介绍应用场域,进而反思提升PBL教学法应用实效的路径。一方面,应当加强PBL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case-based learning,CBL)、小组合作教学法(team-based learning,TBL)、讲授教学法(lecture-based learning,LBL)的联合,立足教学目标确定主教学法及配套实施的其他教学法;另一方面,应当加强PBL教学法与课程思政的联合,在问题提出、分析等环节做好课程思政规划,切实落实厚植法治理念、培养法治思维等教学目标。通过教学法之间的融通应用、教学法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

关于完善党章监督制度的思考

党章监督是维护党章权威、提升党章执行力、有效发挥党章规范作用、达成党内法治目标的重要制度载体。强化党章监督,重在加强合章性审查制度建设、完善党章监督方式、健全党章监督体制机制、凝聚各方主体监督共识与合力,全面提升党章监督能力与水平以及完善党章监督保障机制,推动党章各项制度发挥规范和指导作用、切实转化为管党治党的治理效能,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以标准化助推市场监管法治化建设研究

法律法规明确了某些行为是否“可为”的问题,而标准则使法律法规具体化,主要回答“如何为”的问题。因此,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成为我们执行法律、履职尽责“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工具。本文从法律与标准的关系入手,分析我国市场监管法治化现状,着重探讨以标准化助推市场监管法治化建设的优势,为市场监管法治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信用监管——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抓手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在我国食品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下,加大食品产业信用监管的制度供给重要而紧迫。基于法治刚性与信用韧性的互动互补,数字信用、“法治+信用”的探索为信用监管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法治是食品安全的有力保障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屡见不鲜、形势严峻。强化从法治层面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结合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现状,探讨了食品安全法治建设的重要性,阐述我国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从而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

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创新与监管的法治对策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是金融学领域永恒的话题。在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两者的冲突更加凸显,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值得深思。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实质上是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也是一种动态的博弈与平衡。从法治的视角,创建金融创新的风险评估机制、完善金融创新监管法律制度等具体对策可有效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