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台湾地区的藏传佛教研究

藏传佛教自20世纪40年代末传入台湾,直到70年代才由欧阳无畏在自宅设帐讲授《现观庄严论》、《中论》、《释量论》、《俱舍论》等,并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的藏传佛教研究工作。80年代后期,参与研究的人才越来越多,成果逐年增加。

近现代港台地区藏密居士传承述记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港台藏密居士传承是近现代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它肇始于近代中国佛教复兴潮流中,藏密东传运动与内地的居士佛教运动合流在内地形成的藏密居士传承。这些藏密居士传承在抗战期间延及香港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更多藏密居士传承进入香港和台湾地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由诺那活佛、贡噶活佛的弟子屈映光、吴润江、刘锐之、申书文等人承续并发展的藏密居士传承。近现代港台藏密居士传承推动了藏密在华人世界的进一步传播,促进了汉藏两大主流佛教体系的融合,有利于汉藏文化交流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

台湾民族节俗与汉人节俗中的政府行为比较——以台湾原住民丰年祭节俗与汉人祭神民俗节庆为例

在台湾现代生活中,节庆习俗是全台湾历史民俗文化遗产民间行为传承保护得比较完好的文化事象。但近十余年,台湾少数民族节俗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与参与下,经过商业开发,许多节俗原真性的文化内涵逐步消失或正在消失。相反,自古至今一直由民间行为传承的台湾汉人民俗节日,却一直红红火火进行,且有声势浩大、形式多样的走势。作者带领"闽台历史民俗文化资源调查"课题组两年中多次赴台考察获得田野资料,据此对台湾少数民族和汉人的民俗节庆进行对比研究,将台湾少数民族民俗节日中最盛大的丰年祭与包括客家人、闽南人、光复后入台的汉族在内的汉人节庆习俗进行比较,分析台湾政府在民间民俗节庆中的定位与责任问题,探讨海峡两岸在历史民俗节庆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共同存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港澳台地区藏传佛教传播研究述评

本文对海内外研究港澳台地区藏传佛教传播历史与现状的相关论著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和分析,以期为学界和相关部门今后更好地引导辐射藏传佛教在港澳台地区有序传播与健康发展,促进汉藏文化深入交流,防止"藏独""台独""港独"渗透合流,提供一些文献资料支撑。最后提出"辩证联系视角考察""紧跟时代变化需要研究"等研究思路。

当代台湾佛教史学论述及其思想诠释冲突

本文是关于1987年以来台湾本土佛教史学与思想变革诠释问题的探索。当代台湾本土的现代佛教史学研究环境，虽曾历经长达38年（1949～1987）之久的戒严体制的压抑，但是因其确能与现代性社会的发展接近同步，所以自解严以来的当代台湾现代性佛教史学研究，虽无如胡适或印顺等这样的研究巨人，但却有区域性佛教现代史或断代佛教社会文化史各类优秀的著作相继出现。而其中的相互诠释冲突，也相对激烈和多元化。

玄学经学圣人观及其玄、佛《春秋》学的理性诠释

作为魏晋玄学世界观、人生观及汉唐儒道经传理性诠释重要理论的玄学经学体"道"则"天"的圣人观,何晏、王弼等在建构时,其首先是注重对"道"的体认——将先秦融通儒道经典的《易》之形上之"道",经秦汉尤其是汉儒至上"天"论之后,又重新提升到"天"这一孔子儒家最高经学观念之上;更弱化甚或剔除了孔子儒家之"道"的人伦义及汉儒"天"观念的神秘性及其神学义,使其更具理性和哲理性意蕴。进而可被称为"新道家"的魏晋玄学家的"道"论;然后是魏晋玄学家又大都继承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天、道、德两两合言或对言、甚至是以"天道"言"道"的"道"论思路,而进一步推演、深化之。特别是魏晋玄学家,因其以《易传》形上之"道"或曰其所提升的本原之"道"总控、融通儒、道两家之"道",并把道家老庄之体"道"与儒家之因敬天而法"天"这两大一而二而又二而一的层面(儒、道两家的各自侧重与特色),改造、整合为体"道"前提上的则"天"。汉唐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玄、佛《春秋》学学者,某种角度上说,以此为经学理性诠释的理论指导,来注解与阐发原有的《春秋》经传文本,这显明地体现在这些汉唐《春秋》学学者的对其中"道"与"天"的相应注疏及著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