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雨木冰”异象书写的汉、宋学诠释进程

《春秋》为灾异言说之肇始,而异常气象是灾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雨木冰”为例,《春秋》三传起初目的是正人事仪则,而汉儒通过“天人感通”之说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加强了灾异的神秘感验性,更以京氏易等术数思想使得神异的主观随意性解说变得固定化和学理化,从而形成了后代“木冰兆凶,应验在大臣”的固定认知,透露着汉代的类感思维与灾异说“以果觅因”的特质。宋人之学重义理,对于雨木冰现象有了较为合理的认识,更掀起对“正朔”问题的讨论,体现出理学的正面影响。但宋学穿凿义理之弊,又造成了异象诠释变得支离。在汉、宋之学的共同影响下,雨木冰的诠释既有符合万物之理的一面,又长期未脱离占验的神秘化理解。

思想与政治的互动--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

董仲舒通过阐发《春秋》公羊学,积极回应巩固统治、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需求和时代要求,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董仲舒的建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发挥尊王思想,突出君主的权威,以顺应汉初消除王国威胁、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对不受约束所导致的极端膨胀,提出“屈君而伸天”;二,倡导“大一统”,主张政治上权力统一于王,思想上统一于儒学,同时强调统之“正”,规范君主行为;三,主张改制更化,重视开始,端正本原,在坚持常道基础上,以《春秋》为依据变易制度,适应作新王之要求,为后世立法。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价值理念与现实政治的需求高度吻合,也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民众的利益需求,最终为统治集团接受,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内容。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陆象山的《春秋》学

象山的《春秋》学是他由经学阐扬心学的重要内容。象山在接续啖助新《春秋》学的基础上,在思想上发生转变,啖助新《春秋》学所揭明的“理”只是存于具体史事中的狭义之理,而象山认为《春秋》所存之理等同于普遍存在的本心。由此思想转变,象山《春秋》学也跳出了经学的笼罩,呈现出理学的显著特征。象山基于历史是人心的呈现的判识,进一步聚焦于内惧于心与外恪于礼两个方面来阐释《春秋》,从而对应象山思想的核心理念本心与实学,使象山心学在《春秋》学中得到全面贯彻。

康有为对董子之学的诠释和发展——以《春秋董氏学》为中心

康有为是近代史上阐扬董子之学用力甚巨、影响甚大的思想家。他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将董仲舒看作是“自孔子之后一人”,极大地提升了董仲舒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在儒学普遍主义的重构中,一方面,康有为发展了董仲舒的历史哲学,将“三统”和“三世”说进行现代阐释,创造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进化主义;另一方面,他继承和阐发了董仲舒的元本论,将“元”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最高概念。康有为的创造性诠释提示我们,董子之学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可能,仍然有待于深入发掘。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试论刘敞《春秋》学的时代特色

刘敞是中唐啖助、赵匡、陆淳开创的"新《春秋》学"及宋学兴起初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春秋》学具有疑古惑经、以义理解经、经世致用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其进行揭示,有利于加深对宋学特征的认识。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释疑

王安石“不列《春秋》于学官”是中国学术史上曾引起很大争议的一桩公案。本文认为,王安石从学官中废除《春秋》,是与其变法实践紧密相结合的,其目的是为变法改革服务,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变法铺平道路;是一个政治家对传统文化经典的传承作出的政治抉择,凸现出的是王安石坚定而明确的政治立场,而不是个人意气的学术偏见,更不能把北宋的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废《春秋》。

姚际恒《春秋通论》的“历史美学”商榷

姚际恒是康熙年间学人,《春秋通论》是他《春秋》学、《左传》学的代表作。受"理学清算"思潮影响,《春秋通论》颇多瑕疵,然至今未见学界有比较深入的批评性文论。若以"历史美学"——借美学之慧眼审视"历史"和"历史学"——之方法对《春秋通论》加以剖析,姚际恒对孟子论《春秋》语;诟病杜预说"例",以及对《左传》的批评都带有"历史美学"视角下的明显缺陷。辨姚氏而明之,或可于当今"治学"取举一反三之效。

论唐代“新春秋学”对《左传》的贬抑

唐代初期《五经正义》的问世使经学得到空前统一,而奉敕编纂《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于"三传"中独选《左传》以释《春秋》、并屡屡强经就传之举,使《左传》在《春秋》经传中的地位呈独尊之势,"遗经存传"之风盛行。但"安史之乱"后,以啖助、赵匡等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却独尊《春秋》,对《左传》进行了诸多质疑和贬抑。而啖、赵此举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更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需之举,体现出了一片拳拳救世之心。

宋代新《春秋》学的文化诠释

唐代啖助学派开启的新《春秋》学,至宋代而蔚为大观。《春秋》宋学不仅在知识形态上实现了章句训诂向义理之学的转变,还力求在经典诠释中寻求巩固与绵延皇权制度的良方,客观上使得儒道、儒学最终落实于政治实践。宋代《春秋》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继承了原始儒家的思想文化,而且还推动了儒家文化在学、道、术三个层面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样,宋学所建构的思想文化不仅是统一全国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成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浙东学人程端学的《春秋》学

程端学为元代著名学者,其学宗程、朱,勤于治经,是东南地区著名的《春秋》学家。其治《春秋》力主明大旨,反对以凡例褒贬释《春秋》,并提出大、小属辞比事之说,以不惑传注、勇于疑古而著称于世。程端学的《春秋》学思想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深入研究元代的经学思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王船山《春秋》学的四个范式

文章勾勒了王船山对《春秋》理解的四个基本范式:春秋无常例、无立理以限事、理随势变、春秋义海,呈现了《春秋》学中致力于融合道学与经史之学的努力与内在诉求。借助经典诠释来理解天道之于人的超越性、幽暗性与不可穷尽性,消解道学试图通过把握本体即应对万事万物的倾向,使得儒学重新回归到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历史性丰盈世界。

中唐新春秋学“通学”特质探源

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陆淳开创的新春秋学,以会通三传、摭采各家的治学方法,突破“各守一传”的汉儒传统,“变专门为通学”,乃春秋学发展的重大变革。这种“通学”特质,实为杜预左传学元素与啖助等人的宗圣原情思想相融会的产物,亦是试图建构一种“理想”学术体系的结果。追溯新春秋学会通式治学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其与杜预之学乃至认同杜氏之学的唐代官方经学的联系。

明代周藩宗正朱睦㮮《春秋》学略论

朱睦㮮是明代开封著名的宗室学者,其学术以《春秋》学为重点,在明代中后期的学术环境中显现出鲜明个性。在其宗室身份的影响下,朱睦㮮的治学路径也具有取向丰富、多路并进的特点,而数量众多的学术著作更反映出其《春秋》学以事解经、严明尊卑、汉宋兼采的特色,其治学成果对《春秋》学史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孟子与《春秋》的经学建构问题探论

孟子是对《春秋》进行经学建构的关键人物,时间为孟子晚年的齐宣王时代。孟子在稷下的文化刺激及禅让政治破产的情形下,赋予了《春秋》较为完整的经学品质。从此,《春秋》由"事"而"义",作为孔子传道之书,成为经学专名,此后挖掘其内在的"笔法"及微言大义,成为主流诠释方法。

康有为视域中的《春秋》--以《春秋董氏学》为中心

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对《春秋》进行了多维的解读和透视,探讨了《春秋》在六经中的地位和思想主题等多方面的重要内容。康有为认为,孔子所作六经的全部思想统一于《春秋》,是凝结和体现孔子全部思想的著作,而且《春秋》与其它五经在传承方式和后世对其引证和诠释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差分性。同时,康有为认为,《春秋》蕴含的多重思想主题:一是专门介绍孔子的托古改制;二是阐发孔子的仁学思想;三是宣传孔子的"三世"大义。

6至16世纪《春秋》学文献流传日本考

6至16世纪《春秋》学文献在日本的流传,为德川日本(1603—1867)《春秋》学的繁荣兴盛奠定坚实研究基础。对6至16世纪《春秋》学文献流传日本的过程及相关书目的考察,将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德川日本《春秋》学繁盛的原因以及汉籍流日的具体情况。

试论春秋公羊学派对历史文本的认识

春秋公羊学派在诠释历史文本《春秋》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个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对于经典文本《春秋》,他们一方面十分重视,认为《春秋》是圣人所作,"《春秋》慎辞";另一方面,出于构建理论体系的需要,他们又努力摆脱历史文本的限制,提出"实与而文不与"、"见其指者,不任其辞"、"《春秋》无达辞"等诠释命题,试图超越历史文本,建构历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