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及相关问题探微

孔子著《春秋》,经学家为其作传甚多,亦为精湛,东汉通儒马融则另辟蹊径,立足于《左传》,著《春秋三传异同说》。《春秋》三传,鼎足而立,各有偏重,各有特色,马融善于发现问题,于三传之说之外,阐发自己不同观点,也使人们对《春秋》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广艺舟双楫》与《孔子改制考》之比较——论康有为的激变思想

从《广艺舟双楫》与《孔子改制考》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激变思想中最为重要的表征,就是手法之激越,甚至多有武断、绝对、失真之处,为人所非议;再就是变革思想的一贯性,无论是《广艺舟双楫》时期,还是之后的《孔子改制考》时期,其一致性昭然;至于其理论基础,则来自于公羊今文经学。需要指出、强调的是,学界对康有为变革手法之激越甚至绝对化多所贬斥,乃是着意于形而忽略了质,若从激变思想立意,则当有助于准确解读其思想体系。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从"私问《穀梁》而善之"入手,可知戾太子反对汉武"多欲"政治的思想前提是《穀梁传》的"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同时,他还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能够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对戾太子思想与人品的某种认同,成为汉武帝迟迟不废太子的原因。在戾太子思想及其悲剧结局的作用下,内心经受激烈振荡的汉武帝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

《公羊传》疑问代词的特点

《公羊传》虽然只用了何、曷、谁、孰、恶、焉六个疑问代词,但它们在全书中总共出现了1 525次,出现率非常高。尽可能穷尽性地分类研究这些词的用法,既能见出《公羊传》的训诂体式和语体特点,又能为汉语语法史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

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读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中倡言“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使其《左传》学回到了汉代《左传》学的起点,对内找到了贾、服等汉儒旧注的源头,对外与汉代和清代的《公羊》学在经义和治经方法等方面划清了界限。在此基础上,刘文淇进一步清理了杜预《左传》注的凡例错误,其后世子孙对周礼的内涵又加阐论,并将其《疏证》的凡例拓展为三大研究领域,建构起刘氏《左传》学的经学体系。

阴阳攻积丸成分分析及其中肉桂醛、6-姜酚、吴茱萸碱的含量测定

目的阴阳攻积丸为明朝李中梓创制,专用于治疗癥瘕积聚,此研究采用质谱检测阴阳攻积丸中所有成分,HPLC色谱法测定阴阳攻积丸(吴茱萸、肉桂、干姜等)中吴茱萸碱、肉桂醛和6-姜酚的含有量。方法质谱条件采用TOF MS-IDA-TOF MS/MS数据采集方法检测所有成分,流动相A为水相,水;流动相B为有机相,甲醇。流速为0.4 ml·min^(-1)。色谱柱:Phenomenex C18(2.1×50 mm,5μm)。结果质谱数据搜索SCIEX公司中药数据库进行二级图谱匹配,共获得沉香四醇、丁香醛、小檗碱、香叶木素、小檗红碱、橘皮素、异甘草素、槲皮素等等52种成分;肉桂醛、吴茱萸碱和6-姜酚3种成分在各自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r≥0.9903),平均加样回收率分别为100.79%、91.63%、98.77%,RSD分别为1.65%、1.95%、1.02%。结论检测发现阴阳攻积丸含52种成分;HPLC色谱法简便可靠,重复性好,可用于阴阳攻积丸中肉桂醛和6-姜酚的含量测定,但吴茱萸碱回收率偏低,可进一步探索其它检测方法。这些成分的明确对进一步研究阴阳攻积丸的药效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古学新诠──以《新语》征引《谷梁传》及《公羊传》义为例

儒家内部既有共同的理念,又有分歧。后代儒家怎样阐释前儒文本、思想,值得探讨。本文以《新语》阐释《谷梁》、《公羊》两传为例,结合汉初的时代背景,论述陆贾《新语》引用两传之文、义,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新语》大部份继承了《谷梁》、《公羊》的原义,很少与两传不同。陆贾在引用两传时,提出他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要求君主修齐而治平,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希望藉此为刘邦施政提供理论。

谭家健《〈穀梁传〉叙事比论》的几个问题

谭家健《〈穀梁传〉叙事比论》以记得事详便是优点,似乎记得事详就等于文学性强,这是偏见,文学性是由多种因素构成和影响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绝不能仅仅以记得事详或写的字多为唯一判断标准。《春秋穀梁传》之宋楚泓之战、晋杀阳处父、楚屈完对齐桓公、柏举之战、殽之战之文学性明显优于《左传》之记载。

试释《春秋公羊传》的“四讳理论”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其重在挖掘《春秋》的微言大义,它在儒学中,属于偏重于外王的政治学说。在对《春秋》的注解中,它宣扬儒家思想,强调以尊王为核心的大一统,严君臣上下之分,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提供了思想武器,并总结出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中国讳"的"四讳理论"。

汉晋“西狩获麟”经义诠释变迁

针对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一事,汉晋经学家的诠释取向有一个由事及义并最终回归于事的过程,其中微言大义之阐发,以公羊家最甚,并系统发挥出改制受命、周亡之征、汉兴之瑞及孔子将殁四层深意。“获麟”之义诠释发生的变化,也几乎成为两汉公羊学者基本立场差异的直观表现,榖梁学者和左氏学者对“获麟”的解释以“去魅”为主:前者将其大义定位于“贵中国”,而后者的解释具有多义性,但是在多义解释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去魅的客观结果,最终完成了“获麟”经学阐释多元形态的闭合与回归。

试论春秋公羊学派对历史事实的认识

春秋公羊学派在诠释历史文本《春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超越历史事实层面构建历史哲学体系,公羊学家提出了"假行事以见王法"的诠释命题。在公羊学家看来,《春秋》中的历史事实只是孔子借以表明自己的历史评价,体现历史意义,构建公羊学派历史哲学的工具而已。

《春秋公羊传注疏》灾异考

在中国古代,日食、月食、水灾、旱灾是神秘莫测的。《春秋》经传将这些现象分为灾和异两种类型。《春秋》经传记载的灾异共计139次,其中灾59次,异80次。在灾异诠释的总方向上,《春秋》一直将灾异和人事相联系,徐彦遵从这种做法,并针对灾异现象提出了应对之策。

论庄存与的《公羊》学

庄存与的《公羊》学虽然受到赵《春秋属辞》的影响 ,但主要限于治学体例 ,而在治学立场上 ,二者其实有根本的歧异。庄存与克服了赵以策书之体说《春秋》的倾向 ,并注重《春秋》例辞背后的立场。这点直接上承汉代《公羊》学。不过 ,庄氏《春秋》学在某些具体的事例解释上与汉代《公羊》学也有差异。庄氏的特点在于对《春秋》变辞的引申与发挥 ,并补充了汉代《公羊》学未曾论述的诸多方面 ,为后人理解《公羊》大义提供了新的线索。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以王道解《春秋》——庄存与《春秋正辞》述论

通过正辞、连贯史事,庄存与阐释出圣人在《春秋》中隐含的完备王道体系。继体王者尊始祖,吸取前代经验教训,关注天象,遵循天道。天子有天子的规则,臣僚有臣僚的职责,诸侯有诸侯的义务,各尽其职。君主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坚守"三纲"原则;勤政爱民,在共尊王命的前提下与其他诸侯国友好交往;坚持"贤贤"及"亲亲"用人原则,重用并善待接受王命的大夫,不得随意任免,更不得专杀,卿大夫不得世袭。方伯辅佐天子维系天下和平,但绝对不允许影响王权。中原诸侯共奉王事,和平共处,不能相互侵伐。中原诸侯国不应与外族有过多交往,坚守王道传统,避免受其伤害或者影响。诸侯国之间不得发生对双方民众皆有伤害的战争,更不能相互灭亡。不论君主善恶,凡臣子弑君者皆为贼,乱臣贼子必须受到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