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诗坛人事交错与诗学互动: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考论

翁方纲删定《悔存诗钞》八卷,是黄景仁诗的第一种专集。从删定到刊行的过程,反映出乾嘉之际诗坛的人事交错和诗学互动。翁方纲的删诗宗旨是通过严格的去取,表现黄景仁的“本怀”;删诗标准是不取放浪枯槁、酒圣诗狂之类的绮语和苦语。由此可剖析若干具体篇目的删削原因。黄诗遗集编刊作为备受关注的文学事件,体现乾嘉之际的诗坛纷争,反映翁方纲、毕沅、王昶等人在学问与性情上的不同诗学取向与观念。

论乾嘉之际的复古诗人群体——以京江、吴中为中心

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以京江、吴中为中心,形成两个规模较大的复古诗人群体。两个群体都服膺沈德潜复古诗学,反对袁枚性灵说的流弊。两个群体中的诗人交往密切,同声相应,通过诗酒文会等方式扩大声势,成为乾嘉复古诗坛的重要力量。他们又与沈德潜晚年弟子、格调派后期代表诗人王昶、王鸣盛等互相推重,有力促进了乾嘉复古诗风的兴盛。乾嘉复古诗风的兴盛彰显出沈德潜诗学影响力,也反映了乾嘉诗坛的复杂和多样。

略论孙光宪词对北宋词坛的影响

孙光宪的词创作在晚唐五代词坛是很有特色的,其最大的艺术特征便是洋溢于其中的勃勃生机。这一特质使得其词作无论是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极富个人风格,并给北宋词坛以一定的影响。在遣词造句方面,孙光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虚词、叠字、象声词及俗词的运用上;在布局谋篇方面,孙词中“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艺术特色在很多北宋词作中都能看到;而孙光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更是给北宋的一些词加以极大的启示。因此,孙光宪在唐宋词发展史上应占据一个较为重要的地位。

新世纪贵州诗歌抒情主体变迁探析

新世纪贵州诗歌相对于十七年时期和新时期贵州诗歌的最大变化在于抒情主体由"我们"变为"我"。在这一变迁过程中,诗人创造性想象由弱变强,作品"情"与"景"由分离状态逐渐合一,"真"与"幻"由对立状态逐渐协调。同时它开拓了另一层个人化的表现空间,在"向内转"的倾向中,凸现个体心灵中的繁复感受,也相应导致贵州诗歌中的民族色彩开始消隐。

“不染楚风”——茶村体之于晚明清初诗坛的意义及对清中期诗坛的影响

杜濬诗在清初诗坛迥异于竟陵楚风,也置于虞山、云间诸体之外,形成独具一格的诗体——茶村体。茶村体的诗学意义体现于:在晚明公安、竟陵横扫诗坛之际,茶村体却能不染楚风;尊古守道,宣忠扬孝是杜濬诗文创作的主要动机,并重新将诗歌之旨定位于载道的高度;独尊少陵,对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既有公允地反拨,亦有合理地修正。茶村体以独特的尊古方式丰富了晚明清初诗坛。作为清初诗坛的异响,茶村体在其时孤鹤独鸣,未显当世。但在作者卒后半个世纪,诗坛却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直接影响了清中期诗坛。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在清代词史上,蜀中本是薄弱地带。漫漫二百年,仅清初先著、清中叶李调元稍有名而已。清末民初,蜀中词人群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本文以朱德宝、赵熙、冯江、李穆宣、林思进、周岸登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意在凸显各词家特点的同时,展现这一时期巴蜀词坛的整体风貌。其中特别指出赵熙面对忧患时世,其所谓"不知而作"、"自鸣其秋"首先是不能已于言,其次在艺术宗法上也必然不束缚于某家某派,而是自求情性之适,从而蔚然为西川词宗。林思进感时伤乱,词集中的田园题材不仅多,且佳作琳琅,足为辛稼轩、陈迦陵、陆震、郑燮以来的"田园农事词史"生色。而周岸登氏虽不免晦涩好奇之病,其才也有难副心志处,然而笃力为词,敢拈大题目,风格也力求变化不拘囿,百年蜀中,其位置当居香宋词人之次席。他们构成了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主要创作阵容。

论贞元诗坛的创作轨迹

纵观贞元诗坛三大创作群体的诗歌创作,就会发现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变化轨迹,具体而言包括:在诗歌题材上,对现实的关注更加深入、普遍;在诗体形式上,古体诗的比重逐渐加大;在诗歌风格上,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展现出渐变的态势。贞元诗坛的上述变化在元和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并最终成就了元和诗坛作为唐诗第二高峰的历史地位。这也就进一步证明了贞元诗坛作为元和诗坛发展的基础以及作为开元、天宝和元和两大诗歌高峰过渡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论明清之际的比兴诗学——以朱鹤龄、冯班、贺裳、吴乔四家为例

在明末清初的江南诗坛上,朱鹤龄、冯班、贺裳、吴乔等人由于不满意前代七子诗学与竟陵派诗学师古与师心的偏颇,通过一系列诗学批评和反思之后,开始以"学古人用心之路"为号召,以比兴思维为理论核心,在调和与平衡师古与师心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新型的比兴诗学。这套诗学,以追求结构的多重性、审美的内向性、格调的正统性以及诠释的比附性为典型特征。经由诗学争鸣与师友传播等途径,迅速影响清初的诗坛,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诗学批评中有关政教美刺精神、唐宋诗优劣、李商隐诗学地位的重新界定以及诗重比兴等重要问题的大讨论。

清初虞山派及其诗文化圈

虞山派是清初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本文考察了诗派概念形成、诗派阵容 ,并从文社、藏书传统、琴画艺术等方面论证虞山诗文化圈的存在 ,使这一诗派形成的实况得到揭示 ,由此亦可了解虞山派的诗学倾向和创作风格。

上官氏家族与初唐文学——兼论新出土《上官婉儿墓志》的文学价值

在初唐诗坛上,上官仪和上官婉儿是前后相继的两位领袖人物,影响着整个唐诗发展的进程。近来,《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又为初唐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尤其是墓志的一半篇幅记载其家世情况,为我们从家族文学层面研究初唐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实证材料。《上官婉儿墓志》本身也是一篇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其特殊的传记形式和文字上的曲笔表现透露出墓志文体新变的信息。

重新评价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在清代诗歌发展史中,清初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为整个清代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作为清初诗歌创作主体——遗民诗人与贰臣诗人,理应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得到相应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学术界囿于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对清初诗坛贰臣诗人群体的评价多失客观。近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转换,上述现象逐渐得到改变,但对贰臣诗人的研究仍有大量的空白领域,如清初的京师贰臣诗人群体,这是一个在清初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对清初诗歌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诗歌群体。因此,本文力求立足历史与文本,以期还原这个群体在清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筱园诗话》对清代诗坛之研究

《筱园诗话》被学术界忽略的一部分,恰恰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即其对清代诗坛流变、诗歌流派的论述、评价。朱庭珍站在传统诗学的立场上,也带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在时间与空间的经纬交错中描述了清诗坛的流变,对于主导清诗坛的诗歌流派做出了判断、剖析。在儒家诗教的延续中,《筱园诗话》试图超越两极对立,达到中庸的境界,具有鲜明的复古意识,对唐宋之争表明了态度。正因其保守,才得以保留了晚清人对传统诗学探索与总结的文本。

《滇南诗略》的编纂与乾嘉时期云南诗坛

《滇南诗略》在云南诗歌总集编纂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产生既受到全国范围内诗歌总集编纂热潮的影响,也是云南诗歌传统积淀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通过对《滇南诗略》的编纂与云南诗歌的创作成果、云南诗坛的核心领袖、宦滇地方官员的支持、云南诗坛力量的整合、云南诗坛的选诗风尚、云南诗坛与全国诗坛的联系、云南总集编纂新锐的培养等几个方面的关系逐一予以考察,《滇南诗略》成书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乾嘉时期云南诗坛的基本面貌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论李林甫专权对盛唐诗坛的影响

唐玄宗时期迎来了封建王朝的太平盛世。盛世之下,奸相李林甫专权。在此期间,李林甫实行"循资格"的铨选制度,并禁绝言路、操持选政。这些政治权谋打击了士人积极入仕的心态,控制了诗人的自由言论,重创天下士子求仕之心。诗歌上表现为以反映盛世景象的歌功颂德与干谒溢美的作品为主,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讽刺上政的作品已经开始出现。

唐末诗坛的追慕之风及其评价——以“贾岛格”诗人为例

唐末诗坛追慕之风盛行,多数诗人都是前一时期某家诗风的追随者,他们大抵可被归为学白居易的通俗浅易、学贾岛的清奇僻苦、学李商隐的艳典丽三个大的群体。通过对"贾岛格"诗人及其创作这一个案的分析,可以看出唐末诗人对前人的诗作因袭多,创新少;重形式的模仿,轻精神内蕴的传承,因而没有大的创获,只是在艺术细节上有所发展。追慕之风盛行是导致唐末诗坛既没有出现开宗立派的大家,也没有形成领导潮流的诗派,整体创作呈现衰退之势的重要原因。

元初北方诗坛的慕陶之风

元初北方诗坛延续宋金以来的慕陶传统,隐者以慕陶自释,仕者以慕陶为依托,慕陶之风盛行。诗人尊陶重陶,陶渊明形象中原有的隐逸、高洁等特点被继承并得到认可,豪爽、刚烈等特征被特别强调突出,出现了“陶李”“屈陶”并称之说。在诗歌创作上,以和陶、咏菊与咏桃源、题陶画三类最具特色,不仅作品数量众多,而且形式多样。元初北方诗人既强调语言、典故等方面的学习,更追求精神上的契合与自身情感的抒发。他们高度认可并主动选择陶渊明,在延续旧说的基础上,对其形象进行重新塑造,用诗歌评陶、论陶、学陶,慕陶成为元初北方诗坛的重要特征。

论沈周的交际身份与诗学宗尚

沈周早年学诗宗唐,这既受当时主流文坛风尚的影响,也是作为诗坛晚辈在诗歌交际时的必然选择。沈周30岁以后开始绘画交际,图画逐渐取代诗歌成为其主要交际工具,于是不再留心诗艺,并创作了大量即兴题画诗,语言浅白近于宋诗一路。沈周终身不仕,晚年多作描写日常生活、个人感受的田园诗与闲适诗,给人以“卒老于宋”的印象。沈周的诗学转向,是由其诗人、画家、隐士的交际身份不断转变乃至交融之产物,也与自身性格及吴中崇尚博雅的诗学环境有关。对沈周交际身份与诗学实践之考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明代吴中文坛的诗学宗尚问题。

明代词体正变论

明代词学中“正宗”与“变体”的确立过程与明代诗学中的“正变观”呈现出积极同步的互动关系。从陈霆、张沿用宋人的“本色”内涵,张超越宋人提出“以婉约为正”的观点,到王世贞提倡的“崇正抑变”观,再发展到卓人月、孟称舜不以“正变”区分词之优劣的词学“正变观”,无不与诗学正变观的发展息息相关。明代之所以能够确立“正宗”“变体”的词学范畴,与其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

开元及天宝初诗坛的主流诗歌创作

《河岳英灵集》入选诗人以下层文人为主体,是弱势群体的组合。与之相对应的开元及天宝初诗坛的主流诗人活动则是以上层文士为主,是强势群体的组合:首先,以帝王为中心的创作,表现为追求政治协调、平衡的赏赐诗和出行诗以及为宏扬文化、宠幸文臣的学士赐宴诗;其次,文士为朝廷礼仪之需的乐章写作,显示出以官品取诗的政治倾向;最后,以重臣为中心的文士写作活动,包括了重大送行活动和同僚官吏之间的诗歌创作。强弱势文人群体的分布和描述,对理解开元、天宝诗风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朱元璋后期诗作对明朝诗坛的影响

朱元璋的诗歌创作可以登基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诗作,粗豪霸气,威风凛凛,直有干云之势;后期诗作,雍容雅致,功利实用,几无风格可言。在朱元璋看来,大明诗歌应该成为与大明开国气象相契合的粉饰太平的工具。为达到这一目的,朱元璋身体力行、垂范作则,大量雍雅、实用之作在朱元璋的后期诗作中接踵涌现。这些诗作,不仅直接左右和控制了明初及明朝前期诗坛,也影响乃至笼罩了整个明朝诗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