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lysis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of Birds as Imag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oems and Ci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oems and ci, animal images provid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expressing emotions, and birds are particularly beloved by almost all authors. This essay chooses two classical poems and one ci which use birds as images as well as their translation version of Xu Yuanchong. As for conclusion, this essay believes that there exists fixed translation methods in translating fixed bird images though some kind of birds in some poems or ci should be translated based on specific situation, such as authors' feelings and social backgrounds.

论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南巡镇江唱和苏轼诗

乾隆六次南巡都曾在镇江停留,每次都留下与苏轼有关的诗词。从乾隆唱和苏轼润州诗可以看出,乾隆对苏轼以及苏轼诗歌的了解与推崇,就此可一窥苏轼在清代的巨大影响。研究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唱和苏轼诗的相互关系,可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对促进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苏轼词中的自然审美意识

苏轼的词作中有许多对自然万物及自然审美活动的描写,蕴含着作者的自然审美意识,主要表现为天然标格与内在生命力是自然万物颇为重要的审美属性;欣赏自然需要保持超然的审美心境;自然如同家园般的存在,自然审美是抒发归隐思绪、体会居家之感的重要途径。苏轼在词中表现了自然审美意识,充分彰显出他“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这在北宋词体革新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雍乾之际厉鹗效应下广陵词坛与浙派咏物词的联通

雍乾之际,厉鹗等浙派词人寓居于扬州,以韩江吟社为阵地,大兴咏物风尚,推动了浙派在广陵词坛的词土扩张。而广陵咏物词也在“厉鹗效应”的作用下,基于扬州新生词人群体特性与本土雅俗并兼的文化气象,产生题材与思想内涵的新变,在一派清空醇雅之中,掺入扬州文化生态的市井蒸腾,不仅真实客观地再现民生风情,使咏物词具有了史料价值,亦推进了清代“词史”观的构建进程。

苏轼词中的代语

苏轼词作中的代语使用,主要缘于“虑于文辞”“系乎文义”两大类,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妙解情理”与“言简境阔”方面,代语之效,助苏词臻至“惠巧”与“英奇”之境,使得东坡词于词作兴盛的北宋脱颖而出。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重组与突破:论苏轼填词新变

宋词的发展及至苏轼才有全面突破,他借鉴吸收诗歌的创作经验来填词,从内容到形式对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移植诗歌创作手法入词、扩充词的内容体量和改变词律词调等方式,苏词开始以内容表达作为最主要的创作因素,从而使其不再是音乐的附庸,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北宋词的发展经由苏轼之后,不仅突破了前人填词的陈规,也为后来宋词发展提供新的途径。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克制与突破:苏轼涉泪词“以诗为词”的艺术实践

“以诗为词”是苏轼重要的词学观念。通过对其涉泪词的研究,可以发现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在具体实践中呈现出克制与突破并存的矛盾形态。一方面遵循词体特性,在扩充题材内容的同时选用了典雅字词和含蓄表达;另一方面又有意突破传统,具体表现为使用“泪典”、采用流线型意象组合、净化艳情词。由此可见,苏轼对词体特质有着清晰的认知,其“以诗为词”是有限度地将诗的题材、风格导入词体,而非刻意泯灭诗、词两种文体的界限。

论清人何焯考据苏诗的学术价值及其疏误

何焯为清初文史评点和考据大家,他对苏轼诗歌的评点学术水准颇高,在《瀛奎律髓》评点本和清人冯应榴所注的《苏文忠公诗合注》中皆有抄录,但总体上散佚严重。国家图书馆藏有过录何焯评语的《施注苏诗》一种,保存何焯评点650余条,弥足珍贵。然该评点本保存有两种不同评语,稍不留意就会产生混淆,此外该本的收藏和过录亦有多处未明之处。在厘清何焯评点流传的基础上,综合考查何焯现存评点,可较为全面地了解何焯以评点为考据的评点特色。何焯在对苏诗的事典和语典的考据方面多有超迈前贤之处,这与他精熟文史与努力探赜苏诗本意的考据理念密切相关。但是何焯在考据中亦有一些疏误,利用时需多加辨析。

论清代海南诗人对苏轼的接受——以《琼台耆旧诗集》为考察中心

《琼台耆旧诗集》是当前唯一存世的清代海南诗集,其中辑入的海南诗人作品有诸多接受苏轼之处。在诗文接受的层面上,他们频繁化用苏轼诗文为诗、主动吟咏唱和苏轼诗文;在人格境界的接受层面上,他们高度推崇苏轼超然自得、乐观豁达的人格风貌。该接受现象的出现,不仅延续海南接受苏轼的诗歌创作传统,也推动东坡文化在海南的进一步接受与传播。

苏轼之“气论”及其在词作中的表现

苏轼继承了先哲的气论内核,即“气”既再现客观具体形象又表现主观抽象思辨。在此基础上,苏轼延伸出“气—阴阳—万物”的机制,并对万物与人的相同本质予以发覆,因此推知物我可以联动。这一气论的逻辑在苏轼的词作中表现为物与情关系,并在其词作发轫期、成熟期、巅峰期及老健期呈现出观物观己的不同审美观照方式。

唐代诗词中屏风的性别化研究

屏风是古代常见的家居物品,其各项特征界定了使用者的身份,在传统家庭内部则表现出男女两性之间的等级差异。唐代文学中,屏风意象同样呈现出典型的性别化特征。女性闺房中屏风上的图案多隐喻女子的感情状态,此类屏风还参与了观者对女性的窥视。文人书斋中的屏风则往往会升格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呈现出男性特质和精英色彩。比较两者,女性之身份建构是在他人的窥视下、想象中被动完成的,男性文人作为享有政治和文化特权的精英,则积极利用屏风这一媒材来彰显文人群体的精神面貌。

论苏轼岭海词的思想意蕴与艺术特征

岭海词是指苏轼晚年在岭南和海南所作之词,共计26首,题材内容涉及咏物述怀、赠酬唱和、恋情等。通过分析可知,苏轼将咏物词进行“诗化”的润色,对咏物对象在保留本质特征的同时进行形象化、情感化处理,扩大了咏物词的意蕴;在赠亲人、友人之作中表现出苏轼儒家忠节的自我坚守;而赠灵魂伴侣的恋情词则朝着佛学化的方向发展,打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词学观。苏轼的岭海词化用唐诗,用典自如,丰富了以诗为词的手法,谐趣词则尽显苏轼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

还原真相的尝试:宇文所安的苏轼词研究

宇文所安的苏轼词研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苏轼及苏轼集团的词集研究,从词集史的角度考察苏轼词的编年及意义,在文学场中分析苏轼及苏轼集团的词作流传;二是苏轼词比较研究,厘清其对柳永、张先等词人在性别特质、抒情结构上的继承和化用,同时分析苏轼在写作同一主题时不同体裁的处理方法以及他对传统词中“醉公子”主题的改写;三是苏轼词的女性角色研究,讨论苏轼“严肃”词中女性角色的回归和苏轼在“一定距离”之外的“多情”观照。宇文所安的苏轼词研究突出展现了场域理论在中国古典词学研究中的应用,尝试还原词作生成时的真相,包括词人心理、词作现场、社会现状及词人词作和社会的关系等,尤其是词体和公共价值空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词的意义,为中国古典词学研究提供重要参照。

试论苏词《望江南·超然台作》对杜诗《清明二首》的承扬

苏轼宦游密州期间所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与杜甫晚年漂流潭州所作《清明二首》,同为表现清明、寒食“双节”意涵的节令诗词,在形式方面,有着联章体、以乐写哀等诸多共同的艺术呈现,从中可看出苏轼对于杜诗艺术的推重与承扬,亦使二作并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清明诗词之杰出典范。

边城之恋:姜夔的合肥情结

南宋的合肥是一座荒凉萧条的边城,姜夔却在此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恋情,一生中创作了许多与合肥经历有关的词作。作为天涯漂泊的江湖诗人,姜夔在合肥常有低沉凄黯的客怀,但离开后却又对此地抱有魂牵梦萦的归情。而边城之恋的经历,也使他对合肥的感情交织着忧国之思和怀人之情。最后,通过将杜牧的扬州梦典故指向合肥情事,姜夔试图对这段耿耿于怀的经历进行重构和自解,以抒发身世之感。姜夔的合肥情结是客心归情、忧国怀人、身世之感交织的情感空间,并非指向合肥的自然人文环境,而更多是对深刻复杂情感的回忆和铭记。

论唐宋词释放型的情感表达

在唐宋词情感结构的横向维度中,主体的能动意识与情感本体的潜意识共同决定着情感动向。若词人对情感脉络的前行之势不加约束,而是任其肆意消泻,便是释放型的情感表达,多呈现出单向无止境的样态和延展性组合的特征。主要可从两条路径对这种表达方式加以解构。从内容上看,可将情感分为豪情与幽情,二者各具群体共通感与个体化思绪的蕴意指向。从形式上看,可将情感的释放形态分为倾泻式的明潮和渗透式的暗涌,二者的划分标准同意脉流速和心理欲力相关;明潮讲求意脉的直观彰露,暗涌意指创作主体往往选择在场或不在场媒介来对情感表达略作荫蔽。词作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令切分后的这四重界域交汇共融,大致呈现出四种组合方式。

从《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看王十朋对苏轼诗的接受

王十朋是著名的南宋状元,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南宋诗坛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王十朋在政治上的名声远大于其在文学上的影响,后世对于王十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生平事迹、从政履历等方面,故而对其诗歌的研究相对滞后。王十朋和苏轼虽分属两宋,但个人经历和立身行事思想都有共通之处。王十朋还曾为苏诗作注,通过对《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分析探究,可知王十朋较为青睐苏轼的七言诗,注释相对较多。其中,王十朋的诗歌典故多出自苏诗,他也曾多次化用苏诗,其诗歌风格也与苏轼有相通之处。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