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看王十朋对苏轼诗的接受

王十朋是著名的南宋状元,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南宋诗坛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王十朋在政治上的名声远大于其在文学上的影响,后世对于王十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生平事迹、从政履历等方面,故而对其诗歌的研究相对滞后。王十朋和苏轼虽分属两宋,但个人经历和立身行事思想都有共通之处。王十朋还曾为苏诗作注,通过对《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分析探究,可知王十朋较为青睐苏轼的七言诗,注释相对较多。其中,王十朋的诗歌典故多出自苏诗,他也曾多次化用苏诗,其诗歌风格也与苏轼有相通之处。

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

通过孤本《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现存四卷与通行苏诗百家注的对比,总结以赵次公为代表的早期苏诗注家在总结用典之法、释词、阐释诗意及评论等方面的成就,揭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百家注和施顾注中的《乌台诗案》

作为今存宋人注苏诗的两个重要注本,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施顾注)和王十朋的《王状元分类集注东坡先生诗》(百家注)中都有对《乌台诗案》文字的摘引,但学界对此基本视而不见。事实上,二者不仅引录的篇目、数量各不相同,而且都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和不可忽视的价值。百家注对《乌台诗案》的摘引,最突出的注家是赵次公,其不仅引《乌台诗案》对诗歌进行注释、借《乌台诗案》进行校勘和系年,还可补出一首不见于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涉案诗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施顾注中,施宿则利用《乌台诗案》补出一首苏轼诗集未收的作品,再度彰显了《乌台诗案》在文献上不容忽视的价值。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诗歌注释的视野看王文诰的苏诗批评

自汉代以来,古代诗歌注释就包含了在详细释意的基础上开展诗歌批评的传统。受此影响,清代苏诗注释者王文诰一反清代诗歌注释重视实证、轻视批评的风气,在总结苏诗的立意、发掘言外之意,并分段释意的基础上,在随文注释中评论苏诗的创作方法,总结创作技巧,其中包括:对苏诗的总体创作成就做了精辟的概括;对夺胎换骨、以文为诗等的创作方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苏诗的开头与结尾、行文的章法结构等创作技巧;还分析了苏轼咏物诗、和答诗、挽词、应制诗、转韵体等题材或体裁的创新之处与独到之处。这种寓诗学研究于注释中的方法,在诗歌注释史与诗歌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注坡词》与东坡词诠释

傅幹《注坡词》对东坡词的诠释,乃至对其他宋词作品的诠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它的价值主 要体现在揭示了东坡词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为全面诠释东坡词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方面。

论《集注分类东坡诗》的历史阐释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注者众多,且距离苏轼生活的年代较近。这些注者根据苏诗与当代史实密切相关的特点,运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诗歌阐释方法,考证与苏诗相关的大小事件,展现诗歌创作的背景,揭示引发诗歌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全篇之意。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以"本事"为根据,准确地解释其意义,对后来的苏诗注有重要的启发。

宋诗阐释领域所体现的江西诗派理论——以苏诗百家注为例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是较早的宋人注宋诗的本子,体现了江西诗派的阐释特色,也影响了任渊、李璧等人的诗歌注释。苏诗百家注完整集中地体现了江西诗派的诗歌创作理论,如"以才学为注"的阐释方式是"以才学为诗"的最好诠释,"一字綮切必有来处"的理念是"无一字无来处"的直接表达,发掘诗歌中的"断以己意"之处则是对"夺胎换骨"的敏锐察觉,这些都最终体现了江西诗派"以故为新"求新求变的创作目的。

论苏诗赵夔注

作为南北宋之交时期较早的苏诗注本,赵夔注在当时有重要影响,长于诗学阐释与历史阐释。赵夔首先对苏诗的用典方法作了详尽的总结,主要分为用字、用句法、用事、用意四种,在注文中予以详细地分析,并评论了苏诗的艺术特色。赵夔注还重考证引发苏诗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题旨。赵夔还以本事为基础,对使用了直陈其事和用典等各种不同方法的诗句都予以准确的解释。赵夔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论苏诗林子仁注

作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的成员之一,早期的苏轼诗注释者林子仁以诗人的眼光对苏诗的活用典故的创作方法作了全面分析,总结了苏诗的一些创作特征:苏轼用典有暗用、借用、合用、展用、化用等方法,在前人语意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创造力,推陈出新,富于变化。林子仁作为一位重要诗人,亦不忽视"知人论世"的阐释方法,针对苏轼好发议论的特点,详细深入地考证、补充了苏诗所涉及的时事。此外,林子仁对赵次公、李厚等旧注中的错误也作了详尽的辨析。林子仁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论清人注释、评点苏诗的特征与原因

清人注释苏诗特别重视辑佚与校勘、训古与考订,诗注与诗评结合,针对性强,表现出了与宋人注苏的不同面貌;而选评苏诗则多直觉式的感悟,侧重于艺术分析,尤喜探讨苏诗的艺术渊源,比较研究是经常运用的方法。清人注释、评点苏诗繁荣的原因在于:首先,清人标举、学习宋诗,风气日渐浓厚;其次,清代考据学风的兴起与整理旧学的兴盛;再次,清代注苏诗的学者学问淹博,对苏拭其人其诗推崇有加。

东阳英朝《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征引苏轼论

日本五山学僧东阳英朝所注《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征引苏轼诗文较多,文本来源亦囊括了传入日本的禅宗典籍、苏轼诗集等,相对而言较为复杂。征引苏轼诗文之目的主要是为诗语作注,同时亦兼顾诗歌主题、异文差异等。利用日本注本相关注释,可明确东阳英朝使用苏轼诗文的版本来源,亦能辅助我们对苏轼诗文和其他诗作加以反向注释。日本钞本中存在的异文,亦可用于今人《苏轼诗集》的校勘、补订和辑佚。

苏曼殊《本事诗·春雨楼头尺八箫》探源——兼谈王士禛“十年旧约江南梦”的笺释

苏曼殊代表作《本事诗·春雨楼头尺八箫》一诗,罗建业认为源出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郁达夫以为源出龚自珍《己亥杂诗》,均未探清真源。此诗遣词、用韵均源自王士禛《夜雨题寒山寺寄西樵礼吉二首》第一首。王士禛诗中"十年旧约江南梦"一句,清人惠栋、金荣失笺,今人沈祖棻等误解,一并予以订正。

宋刊《注东坡先生诗》的史学和文献价值

《注东坡先生诗》是今存最早的编年注本,在苏诗注释史上具有奠基性质。该注在文学上的意义早为学者公认,其史学、文献价值亦极高。其题注,有的为《宋史》本传的材料来源,有的可补正史之缺,是苏轼文学和宋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题注中关于苏诗墨迹、刻石类材料,是研究苏诗传播的重要资料,同时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与苏轼和陶诗的宋代注本

在宋人注宋诗中,宋人所作的苏轼和陶诗注本现存可见的多达四种,其中保存在韩国由南宋遗民蔡正孙所编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中就有三种。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和陶诗宋注是施顾注苏诗卷四十一、卷四十二两卷,施注采取了李善注《文选》的方式,注重典故的勾稽,但亦能结合当时的时事笺释坡诗。其最大的价值在于题下注,对和陶诗的背景及涉及的人物进行详细介绍。傅共著《东坡和陶诗解》是目前可知最早的苏轼和陶诗注本。傅注不但进行校勘,解释典故,而且还能结合注者本人亲自踏访东坡生前遗迹之经历来注诗。蔡梦弼的《东坡和陶诗集注》以解意见胜,其阐释受到了朱子学的影响。蔡正孙《和陶诗话》是现存最早的苏轼和陶诗研究专书,其注释主要集中在和陶诗创作背景的介绍、和陶诗典故的补注,以及和陶诗诗意的阐发上,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