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杂书琴事》中的古琴美学思想

古琴是苏轼艺术人生中一个亲密的"知己",他在古琴音乐中寄寓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人格追求。《杂书琴事》十篇文章分别从琴器、琴声和琴者三个方面集中展现了苏轼的古琴美学理念。他将自己重古雅意趣、平淡质朴,追寻韵外之趣的审美理想呈现于品赏琴器和琴乐的活动之中,又在荣辱不惊、豁达坦然的人与琴交流中展现其追寻的游于物外,心物统一的艺术境界。

《战国纵横家书》所见苏秦散文时事考辨

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章中有十五章为苏秦书信或说辞 ,为研究苏秦事迹和确定苏秦策文提供了可靠依据。对帛书所载苏秦事迹判定不一的现状影响了帛书的利用价值。苏秦主要事迹在前 312年到前 2 84年 ,结合战国史实 ,整合诸家说法 ,可基本断定苏秦散文的年代和先后顺序 。

《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

司马迁依据《秦记》及诸侯史记,兼采“战国之权变”,记载苏秦、张仪事迹多有精确纪年;刘向校定《战国策》,亲见《苏子》、《张子》及诸子百家之书。《史记》、《国策》载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无可怀疑。《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则为后人假托,并不可信。苏氏三兄弟都主张合纵抗秦,其活动范围与对待燕、齐诸国的立场惊人相似。加上此类资料相关背景不清,多无主名,在流传过程中屡经窜改,为后人冒名假托提供了方便。司马迁、刘向都见到过类似材料,而且经过甄别毫不含糊地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

苏秦、张仪纵横说辞探研

《战国策》所录十余篇苏秦、张仪的纵横说辞,乃后学者的拟作,具有鲜明的创作色彩和文学特征,实为精心构制的“纵横家言”。它们既是纵横说辞的典型样板,也是供后学者研习纵横术的出色范本,还可看做支撑各《策》的主干。细加探究,启示良多。

从《战国策》与《史记》看苏秦与张仪

历史上,对苏秦与张仪二人,有着不同的有欠公允的评价,认为二人一味追求功名利禄,利欲熏心;甚至认为二人是合谋的同伙,为各自利益打算,最终为天下笑。从《战国策》与《史记》出发,通过知人论世实事求是的分析,重新认识和评价二人,可以看出二人是时代的必然产物,有其过人之处,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试论“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曰 :“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其原因可从两方面寻绎。从思想性格来说 ,晁、张初入“苏门” ,正处于尚未成熟的青年后期 ,与苏轼建立的是一种纯粹的师弟关系 ;秦观的情况则与黄庭坚类似 ,拜师苏轼以思想性格的相融相契为前提 ,处于亦师亦友之间 ,比较而言 ,相契程度仍有深浅高低之别。其次从交往频度来看 ,元丰元年至八年间 ,苏、秦五次相聚 ,在不曾相聚的日子里书信、诗文往来频繁。而在此期间 ,黄庭坚、晁补之。

君子之交,和而不同——论苏轼与秦观的交谊

秦观是苏轼最中意的弟子,元丰时期他们相识、相知,元祐、绍圣、元符时期政治上同升并黜。"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文才、生活诸方面的契合。他们和而不同的相处、相交之道,对于今天的我们更有启发意义。

苏秦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苏秦作为战国时期合纵家的代表,其读书人的身份定位、"落魄―发迹"的传奇经历以及世态炎凉的体验,在其后底层文人那里引起强烈的共鸣,而被代代演绎。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思路对苏秦故事进行梳理,不仅可以发覆这一故事的演变轨迹,更能透过故事的演变一窥挣扎在底层的读书人的"心史",为寒士文化的探究提供一个新的案例。

秦更年过录何焯校本《苏学士文集》及诗学价值

秦更年过录本何校《苏学士文集》传自钱泰吉转录之元本,又以唐仁寿过录钱本、《四部丛刊》本所附何校对勘;其中内容确有胜出诸本之处,于苏舜钦诗文的研究大有裨益,是一个传录何校的珍本。钱泰吉、秦更年二人的校语不仅可以补正何校之不足,其传录何校之精审,诸题识、跋语所展现出的人文精神和文献价值都足以为学林增色。

苏秦、张仪说服艺术之比较研究

战国时期群雄逐鹿,纵横家崛起。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靠“三寸不烂之舌”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对社会、对历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各自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说服口才模式,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

苏秦年代问题再检视

自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称苏秦行事"盖非情实"之后,近世不少学者以为苏秦的年辈晚于张仪,致使司马迁所述战国历史的基本面貌随之发生根本改变。然据《战国策》《史记》有关记载细加推考,可知苏秦卒于公元前319年,比张仪辞世要早十年。这说明司马迁、刘向对《战国策》的精心研究和整理,所言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的历史框架是有根据的。那种以为《史记》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可凭信者十无一二的说法,未必符合历史的真相。

《战国纵横家书》之苏秦与墨家说服性推理方法之比较

《战国纵横家书》之中有关苏秦与燕王、齐王的书信内容,分析其说服性推理方法包括:类比法、对比法、多难论法、层次分析引导法及主体转换演绎法;墨家说服性推理方法主要为推类法,包括:辟、援、推及双向式、归谬法等方法,比较两者推理方法,可见苏秦的许多方法是在墨家方法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转化。苏秦求新求变,并不以古者圣王之事迹为根据,不采墨家的“本之者”。在因果关系上,苏秦常用假设性因果关系来推测未来事态发展的可能性,而不像墨家寻索事态发展中的必要条件与充要条件。这些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纵横家苏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民国西安易俗社秦腔媒介传播考述

作为由陕西近代知识分子主导,陕西军政、教育、文化各界共同发起创建的秦腔改良剧社,西安易俗社一经出现便引发了民国初期秦腔剧坛的新变。与传统秦腔班主制不同,易俗社全新的生产运行体制和模式在省内外催生了大批秦腔新兴班社,剧社新编经典秦腔剧目被省内外戏曲班社广泛移植;剧社"毕业"学员和因故脱离剧社的演员流动于西北五省,成为各大秦腔班社的"台柱子";尤其民国中后期,易俗社组织最佳演出阵容前往汉口办分社和二进北平,更将西北地方剧种秦腔的传播推向民国剧坛中心区域。易俗社全新的艺术生产范型形成的秦腔传播效应,无疑对20世纪上半叶秦腔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战国纵横家书》对苏秦事迹研究的贡献及价值

《战国策》、《史记》中关于苏秦事迹的记载历来存在错乱、混淆或杂糅的情况。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提供了比较集中的苏秦资料,可以校正和补充这一时段的历史记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南戏《金印记》的流传和变异

南戏《金印记》从最早的宋元旧篇《苏秦传》到明代的《冻苏秦》《金印记》《金印合纵记》,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版本,一类是只演敷演苏秦衣锦还乡的情节,而另一类在敷演苏秦衣锦还乡的情节中,却插入了另一纵横家张仪的情节。

战国中期秦、齐两国称帝及其迅速废除帝号的原因

战国中期,周王朝已经衰落不能号令天下,诸侯中老牌霸主魏国也已衰落,新的强国秦、齐、赵先后崛起,称王已不再显赫,于是秦国率先称西帝,而送东帝给齐国。由于燕国为了达到报齐国灭国之仇,派间谍苏秦到齐劝说齐王废除了帝号,再加上其他各国不愿秦国强大,然后合纵攻秦,迫使秦国也废除了帝号。最终造成了齐灭宋国,激怒了各国,形成了合纵攻齐的态势,秦国由此形成一强独大。

民国时期西安易俗社秦腔理论考述

戏曲理论著述既是戏曲创作的理论总结,亦是对戏曲生产的纲领统摄和理论召唤。作为民国陕西近代知识分子主导的秦腔改良剧社,西安易俗社实现市场规律与艺术规律的契合,实现了剧作旨归的启蒙言志与审美缘情并举,剧社知识精英建构的秦腔理论成为秦腔现代性的鲜明表征。易俗社始终秉持自觉的秦腔理论建构意识,剧社的秦腔理论深度契入剧社秦腔剧目创作、舞台表演与管理经营,一定程度上构成对秦腔艺术生产的纲领统摄和理论召唤。易俗社以个体抑或集体建构的秦腔理论、剧作"序言"等呈现了剧社秦腔艺术生产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反思,为民国时期建构具有时代精神与现代意识,符合秦腔艺术生产规律的易俗社模式提供了宏观意义的理论"先导"。剧社又依托发达的报刊媒介作为秦腔理论传播的主要途径,最大程度构建了剧社的秦腔理论传播"场域"。

韩愈琴诗初探

韩愈描写音乐的诗篇不多,但是一首《听颖师弹琴》和十首《琴操》,却使他在音乐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听颖师弹琴》被称为唐诗中描写音乐最著名的三篇诗歌之一,但自欧阳修以后,对它又有许多误解,应予廓清。《琴操》十首,既是拟古之作,又是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被贬谪的悲愤心情的表露。它们的艺术性也很强,被多种琴谱所收录,对后代琴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秦观词创作片论

秦观的词在转益多师的基础上自辟蹊径而成大家,并非只受柳永等人的影响,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词的创作同样深得苏轼的指导、鼓励和提醒,他也继承了苏轼对词"雅化"和革新的成就,特别是过岭后的遭际使他的词作具有"严重高古"的特点,实现了新的突破。

英雄的悲歌——评吴礼权长篇历史小说《远水孤云:说客苏秦》

一个民族的特性会决定着它言说历史的方式,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浓郁英雄情结的民族,这样的情结决定了中国的历史必然是一部英雄的史诗。复旦大学吴礼权教授穷十年之功,研究战国时代的风云人物苏秦,以史实为依据创作出长篇历史小说《远水孤云-说客苏秦》,以历史言说的方式生动地再现了中国文化语境下英雄们直指庙堂的理想和孤独悲凉的人生处境,从而圆满地完成了对汉民族英雄观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