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中的“人”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通览苏诗,可以发现“人”意象成为苏诗一个蔚为大观、具有独特艺术品质的意象集群。这些“人”意象根据组群的不同大体可分为“有人”和“无人”意象,仙人、道人、佛人意象,以及古人与今人、舟人与游人等其他意象,苏诗中的大量“人”意象集群的出现既有对前人意象的承继,也与其儒释道交融的思想密切相关,是其哲学思辨下美学意蕴的生动体现,融哲思与诗意于一体。

接受与运用:苏轼佛禅思想的形成与诗境开拓

苏轼佛禅思想的形成是宋型文化下的必然产物,但其产生过程中却呈现出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和推动。通过“思想—文学观、价值观—创作”的考察模式,可以发现宋代佛教首先在世俗和理念两个层面对苏轼的思想形成产生了影响,而苏轼又因个人创作观念革新和人生表达需要选择了对佛禅理念进行接受,在将其融合到自己思想体系里的同时也将佛禅理念灵活运用到创作之中。而这种运用又在其诗歌创作上留下了痕迹,从创作题材、内容和意境等方面为宋诗的诗境开拓做出贡献。

苏轼谪黄时期的异人轶事书写

苏轼贬谪时期喜谈异人轶事,黄州之贬对苏轼的打击最深,其于异人轶事中寄托的情感、意趣也异于他处。黄州时期,“隐”与“侠”是苏轼笔下异人品格的基本底色,书写具有隐士高洁品格的侠义之士们行侠仗义,助人为乐,是苏轼自“庙堂”转入“江湖”之后,以新的方式兼济天下的集中体现。这些异人们多来自民间,往往身怀绝技,驻颜有术,苏轼对“技”与“术”的推崇,体现由“技”入“道”的思维模式,是他彰显生命价值的新途径,体现了其生活方式的转变。除此之外,苏轼还通过描绘神异之事,探索彼岸世界,反思生命意义,书写自己的心灵世界。

揭开真面:论苏轼庐山诗的文化内涵

庐山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苏轼庐山诗也成为“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面目的组成部分。庐山之所以具有不同面目,主要原因还是人的介入。苏轼诗中的庐山首先是具有山水的本来面目,其次是引发禅理思辨的名山,最后是追慕隐逸之风的名胜。苏轼的庐山诗既得庐山之助又反哺庐山,丰富了庐山的文化内涵。

论苏轼诗歌创作与佛禅关系的三次转折

苏轼接受的是中国禅宗,而摈弃的是印度佛教的外形。他对禅宗的接受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分别是倅杭时期、黄州时期和惠儋时期。苏轼人生经历的这些变化,恰恰与中国佛教禅宗史以及中国文化史的历史沿革,有着某种内在的吻合和联系。这些吻合与联系,从宏观背景上促进了苏轼对佛禅的基本态度的形成。苏轼凤翔时期主要接受佛教艺术史,倅杭之后开始渐次深入到中国禅宗的哲学思想体系之中。这种转变既有苏轼个人人生经历的必然性,也有与苏轼贬谪所在地域佛禅情况的吻合,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苏轼由佛向禅的发展演变。

苏轼佛教行事略考

近年来学界对苏轼与佛教的关系研究颇多,却无人研究苏轼自身的佛教行事。本文略考了苏轼一生中的事佛事迹,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戒杀,二是施舍,三是祈祷,四是净土信仰。苏轼的佛教信仰表明了北宋初期禅、净、教合流的倾向。

藏传佛教寺庙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设计

针对甘青藏区藏传佛教寺庙的特点,围绕寺庙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与服务对象,阐述了寺庙地理信息的分类编码方法与数据库的总体设计方案,建立了基于ArcSDE和Oracle的寺庙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为系统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梁漱溟与密宗

梁漱溟与密宗的关系,以往尚无研究。本文详述了梁漱溟在20世纪40年代修习密法的缘起和过程,总结了其修习密宗及习静功夫的意义,弥补了目前研究中对新儒家代表人物功夫实践的忽视,从一个个案显现了新儒家功夫实践的多样面貌。梁漱溟的个人修习经验,对于研究现代儒学家的精神修养和功夫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资分析的例子,同时对于了解宋明儒者的习静功夫亦应有所益处。

从相生相待到平等不二——苏轼融通佛道路径及其局限性论析

苏轼思想复杂,探讨他对佛道思想的理解及融通方式,是研究其思想形态的关捩点。从对其诗文的细读分析中可以看出,苏轼将道家相生相待的理论与佛教的相对主义实现了对接,其会通佛道的方式使他对佛教平等观思想的理解别具特色,更使其人格精神呈现了通达超脱而不粘滞执着的特点,但也使他始终无法彻底超越现实,而这正是苏轼思想一直处于矛盾状态的主要原因。

苏轼贬逐心态研究

苏轼的贬逐心态最能见出其文化人格与思想境界。其思想基础乃是以庄子之相对主义、佛家之随缘自适而达于儒家之孔颜曾点境界，又以宋人高扬志节气概为激励，故出入穷通生死之途而裕如自得，以一种倔强雄强而又坦然静定的健康心态而处忧患困厄，显示出了卓越超拔的人格风范。

牛肃《纪闻》与佛教

佛教东渐,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互融,经过几百年流播,至隋唐,影响已渐入肌理。此时的诸部佛典完备译出,成为刺激隋唐五代叙事文学演变发展的一种活跃因素。本文以牛肃《纪闻》为对象,全面爬梳其中之佛经故事的踪影,逐一胪列新发现的受佛经故事题材濡染刻烙的小说,探寻其“本事”之源。文中从汉译佛典及相关传录中梳理出部分小说题材之“摹本”,以实证材料同小说题材相对应,从而论证小说融摄佛经故事,以展示梵汉文化交融对隋唐五代小说的深层影响。

苏曼殊诗文中的佛教意识

苏曼殊的一生与佛教关系密切，纵观其作品可以看见解脱、顿悟、众生平等、性空以及佛教改革的思想。这既折射了近代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而上下求索的精神，又使其作品蒙上了“痴”、“狂”、“奇”的色彩。

论苏轼在杭州时期的文化性格

苏轼两度来杭均因政治原因外放做官,处于人生的失意时期。但他坚持为百姓做事,以实际行动来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实现其政治理想;苏轼生活积极、快乐,他观览山水、吟诵诗词、结交僧侣,与杭州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形成了最好的融汇状态。这种生机浩荡、天趣洋溢、超然旷观、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是对儒家思想的坚持,又是对佛道思想的吸收。入世之志意与超旷之襟怀,构成了苏轼人生的一体两翼,传达了他对个体生命的真正重视,为我们树立了可供仿效的文化性格。

《台州隋故智者大师修禅道场碑铭》事实考证与价值论衡

《台州隋故智者大师修禅道场碑铭》述智者大师之事迹,叙天台传教之大统,是保存于今的佛教天台宗的唐代著名碑刻。其所涉及的事实以及碑铭的文学价值,非常值得讨论。钩稽撰文者梁肃、书丹者高放、篆额者陈修古、建碑者行满的材料,能够清楚地呈现该碑的形成过程;考证智顗、湛然和梁肃的关系,是解读这一碑铭并了解佛教天台宗的关键所在;发掘碑铭的史实,论述碑铭的价值,不仅有助于梁肃研究的推进,也有助于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的深入研究。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以曾巩与苏轼的见解为例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巩与苏轼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曾巩的挤压见解与苏轼利用佛教生财的主张,表面看似对立,但二人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佛教资源的再分配,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这一紧一松,与二人的性格和仕途经历有密切关系。曾巩的处事严谨与苏轼的放达宽容,曾巩的任职京师、编修史籍与苏轼的任职地方州府首长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

论苏曼殊小说的悲剧意识

苏曼殊小说所描写的都是爱情悲剧,并带有明显的主观抒情色彩和自传性质,作家内心深处强烈的悲剧意识支配着他的小说情节的发展,是导致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这种悲剧意识既源于作家深受佛教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情思与佛礼之间的挣扎,也根源于作家由特殊身世而产生的认定人生本苦的生命意识。

苏舜钦思想考论

苏舜钦始终以儒家自居,儒家思想是其立身行事的基础。他有很强的夷夏之辨思想,重视道德修养,追求刚直、坚毅、忠贞的人格,一生以康济斯民为己任。同时濡染道家思想较深,但基本上未受佛家思想影响。

苏轼绘画"形神"观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苏轼的绘画"形神"观,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但是因为理解的不同,后人对他的"形神"观有着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以为苏轼提出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就是一味地否定"形似"强调"传神"。其实,这并不是苏轼对"形神"的真正看法。根据研究表明,苏轼非常注重"形似"对于"传神"的重要作用,认为"形"与"神"是一件作品的两个方面,舍弃"形"不可能另外求得一个"神",求"神"当在"形"中。因而惟有以"不落两边"的方法对待绘画的"形神",才能创作出一件作品的"实相"--"形神两全"的圆满境界。苏轼的这种"形神"观具有佛教"中道"思想的精神。

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

儒释道思想因素与苏轼人生艺术的关系，表现在学习和应物两个方面。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学习，一方面是自觉的广博的学习和吸取，既沉潜深入而具体落到实处，又虚怀客观不以先入之见阻止自己学习；另一方面是在学习中将三家精神根本性的主张“打通”，以他特有的熔铸才能，构造成了一个周密的思想结构。他对三教思想在学习基础上的融会，不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遇物而应，施则无穷”的“应物”。

论苏曼殊小说的悲剧意识及其形成原因

苏曼殊小说所描写的都是爱情悲剧,带有明显的主观抒情色彩和自传性质,充满着强烈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既出于佛教观念和情爱追求的矛盾纠缠,更是根源于作家对现实世界的失望而认定人生本苦的生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