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南巡镇江唱和苏轼诗

乾隆六次南巡都曾在镇江停留,每次都留下与苏轼有关的诗词。从乾隆唱和苏轼润州诗可以看出,乾隆对苏轼以及苏轼诗歌的了解与推崇,就此可一窥苏轼在清代的巨大影响。研究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唱和苏轼诗的相互关系,可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对促进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试论苏词《望江南·超然台作》对杜诗《清明二首》的承扬

苏轼宦游密州期间所作《望江南·超然台作》与杜甫晚年漂流潭州所作《清明二首》,同为表现清明、寒食“双节”意涵的节令诗词,在形式方面,有着联章体、以乐写哀等诸多共同的艺术呈现,从中可看出苏轼对于杜诗艺术的推重与承扬,亦使二作并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清明诗词之杰出典范。

重组与突破:论苏轼填词新变

宋词的发展及至苏轼才有全面突破,他借鉴吸收诗歌的创作经验来填词,从内容到形式对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移植诗歌创作手法入词、扩充词的内容体量和改变词律词调等方式,苏词开始以内容表达作为最主要的创作因素,从而使其不再是音乐的附庸,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北宋词的发展经由苏轼之后,不仅突破了前人填词的陈规,也为后来宋词发展提供新的途径。

从《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看王十朋对苏轼诗的接受

王十朋是著名的南宋状元,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南宋诗坛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王十朋在政治上的名声远大于其在文学上的影响,后世对于王十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生平事迹、从政履历等方面,故而对其诗歌的研究相对滞后。王十朋和苏轼虽分属两宋,但个人经历和立身行事思想都有共通之处。王十朋还曾为苏诗作注,通过对《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分析探究,可知王十朋较为青睐苏轼的七言诗,注释相对较多。其中,王十朋的诗歌典故多出自苏诗,他也曾多次化用苏诗,其诗歌风格也与苏轼有相通之处。

体肤神貌:以苏轼诗翻译筑跨文化审美共同体

在新文化运动中,致力于承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译者胡先骕与哈罗德·阿克顿,借《天下月刊》这一跨文化学术传播载体,将选译苏轼诗《东坡诗九首》作为中西文化互鉴的突破点。译者基于人类审美共同体建构意识,将复调性的仕人襟怀与儒家文化内涵,融入以古诗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翻译试验中。在英译策略上,译者创造性地从“体”“肤”“神”“貌”四个维度,对苏轼诗的文体、格律、意象、意境等文化元素进行翻译。译者通过译笔解构苏轼诗,采取缤纷的诗体,淬炼典雅的格律,斟裁意象的译笔,校雠意境的形神。译诗以文化互鉴视角,在异质文化土壤上传承接续中华文化根脉,打造了融情怀与文质于一体的中国古诗跨文化翻译范本。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苏轼饮食诗中的“地方”

苏轼的饮食诗,主要指其专门书写饮食的诗作,也兼顾那些提及饮食的诗作。从苏轼饮食诗中不同类型的“地方”入手,进一步探究诗中所写的饮食实践和饮食交往使饮食和地方产生的深层联结,进而充分认识苏轼通过饮食建立地方认同的难度和复杂性。这种从“人地关系”分析宋人诗歌的尝试,有助于揭示苏轼饮食诗中过去相对为人们所忽视的意义,对分析以日常生活为书写对象的部分宋代诗歌,也不无启示。

苏轼《东坡八首》精神意蕴探析

苏轼《东坡八首》是一组具有多层精神意蕴的独具个性的优秀诗作。诗人寄寓在这组诗中的,既有政治迫害以后的伤痛,又有生活困窘的忧愁,还有好友相扶、农夫相助的宝贵情谊,亦有怀想家园缅怀少年时代所带来的归依之感,有自食其力的深切幸福感,有由目观心感而来的万物向荣、生气流注的生命之大美等。同时,这组诗作生动体现出诗人的“豪杰之气”,即炽热之肺腑、旷达之胸襟、倔强之生命力与友朋万物之气象。另外,诗人躬亲稼圃、手执锄耒的生命体验与生活质感,亦跃然纸上。苏轼之耕稼、吟咏东坡,既是苏轼改造与美化这片原本荒芜之地的过程,也是他被东坡风土与劳作过程涵养与丰富自己心灵世界的过程。在这两重始终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过程中,一个令无数后人神往的“东坡”文化丰碑形成了。

析论苏轼关中写景记游诗的游赏心态

苏轼一生所历地域甚为广阔,凡遇名迹皆成笔墨。他曾在凤翔府任上游历了关中诸多名胜古迹,并为之写诗。检视这些诗作可以发现,苏轼借诗歌一方面表现敬慕圣贤与思治利民,显露济世报国的儒家士人心态;另一方面展示游赏时的休闲趣味与怡情养性,凸显其玩味道家的心态。二者结合,反映了苏轼青年时期诗歌创作的总体思想,奠定了其思想发展的主要基调。同时,详析苏轼游赏心态,也为我们传承苏轼文化,推动关中文学景观发展提供了帮助。

桄榔诗社对苏轼诗文与人格的接受

清道光年间成立的桄榔诗社,既重视苏轼被贬至海南所作的诗文,又推崇苏轼乐观旷达、从容淡定的人格风貌。该诗社的成立是清代儋州乃至海南文人接受苏轼诗文与人格的标志性事件,体现了苏轼在海南文化史上的强大影响力,同时也体现了清代主流文化与海南地域文化的融合。

意象图式视角下苏轼《水调歌头》英译连贯构建研究

以极度抽象化的思维方式,对事物进行分析的意象图式理论,与作为精简凝练语言形式的诗歌,在其遣词造句,以及谋篇布局的方式上不谋而合。为研究诗词作者是如何在精简的篇幅之中达成语篇的紧密连贯,该文尝试运用笔者在研究后所提出的“意象图式”在语篇中产生的三类跨类别转换生成连贯模型,并辅以苏轼的《水调歌头》原文及英译为例加以剖析,发现在精练的词汇之下,隐藏其中概念隐喻的连贯是丰富且紧密的,并验证了笔者所提出的连贯模型的可用性。借此研究以期为语篇连贯、翻译及认知语言学交叉研究提供些许新思路。

论苏轼诗中的“新诗”——兼谈北宋赠答唱和诗的文学生成机制

宋代诗人中,苏轼是在诗中写及“新诗”非常突出的一位。其“新诗”往往并不孤起,而有紧密的诗人群体与创作机制的联结。这种来往互赠,促发了一种新的书写机制与文学情境。苏轼的“新诗”常与“故人”一并出现,构造有生命力的诗歌表达和文学场景,传递出经时间汰洗、却久而弥坚的美感。苏轼在大量唱和诗中提及“新诗”,形成诗中诗的结构,这与一般论诗诗有所区别。几种“新诗”类型的单独或结合使用,使唱和诗歌文本的接收与投答自然形成一种生动的文学生态,彼此之间产生深刻的关联。与宋代的其他诗人相比,苏轼的诗歌技巧更多元,审美风格也有代表性。对“新诗”的形容与对方的撰写固然有密切的关系,也符合赠答唱和诗的机制,但“新诗”联缀的并非泛泛称颂,而往往寄寓其文学理想。此外,“新诗”与“清诗”某些时候可以互相替代,形成互文。

陈师道苏诗师承论辨析

陈师道对于苏轼诗歌“始学刘禹锡”“晩学太白”的看法,在宋代的苏诗评论中广为人知。《后山诗话》在流传过程中虽有散佚,但此论为陈师道所倡应无疑义。对此论断进行深入查考,可以看出,此论虽有不够精密之处,但却是有其事实基础的。这种查考辨析的过程,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苏轼诗歌的发展演变,也可以为古代文学批评材料的使用提供一个具体的范例。

论何焯对苏轼诗的阐释

何焯为清初文史评点和考据大家,惜其对苏轼诗歌的评点散佚严重,国图所藏过录何焯评点本《施注苏诗》一种,保存何焯评点650余条,弥足珍贵。再结合其他存世之何焯苏诗评语,可较为全面地了解其对苏诗的评点和阐释的内容与特色。通过全面梳理可以看出,何焯对苏诗有深入体会,对诗中的政治内涵多有独到阐发,对苏轼的消极思想则予以批评。何焯惯用文章之法解诗,对苏诗的字法、句法、章法、用典、用韵的妙处多有细密评析,对于苏诗“常套”模式亦有关注。何焯论诗坚持唐诗本位,讲求诗歌的“余味”,对苏轼“无味”的作品多有批评,对苏诗的宋诗本色鲜有论及。

论苏轼对白居易咏茶诗的承变

同样经历贬谪、从挫折中寻求超脱之道、追求素朴闲适的生活,苏轼将白居易视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之一。白、苏二人都爱茶,苏之咏茶诗继承了白诗的表现内容及艺术特色。苏接受白将茶与酒并言比较的写法,认为茶是闲适生活的象征,并改造白种植松树及其他植物的诗作为种茶诗,表现自己的政治追求。相较白诗,苏之咏茶诗丰富了茶作为文学意象的艺术内涵:突出咏茶诗的动态性,用更细致的语言绘茶,将茶与诗人自我的关系紧密化。

前度刘郎与贞元朝士:宋人对刘禹锡玄都观诗的接受

中唐时期,《幽明录》所载刘阮天台事开始作为故实进入诗歌,这影响了刘禹锡玄都观二诗的写作。晚唐孟棨《本事诗》首次将二诗缀合为一个完整故事,宋初《太平广记》抄录了《本事诗》的相关记载,在玄都观诗流传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苏轼首次将刘禹锡玄都观事纳入诗词写作,创造了“前度刘郎”这一经典表达,开启了玄都观诗在宋代的形塑。周邦彦的书写实现了“前度刘郎”在宋词中的经典化。南渡以后,“兔葵燕麦”与“贞元朝士”又成为诗人们偏爱的表达,其中寄寓了强烈的迁逝之悲和沧桑之感。

由苏轼论“茶”观其蜀学旨归

苏轼对“茶”的论述与阐释,在揭明人生境界的同时,也交代其蜀学旨归。从哲学诠释看,苏轼以“茶”论“性命自得”,有别朱熹以“茶”论“至严至和”。从历史境遇看,苏轼以“茶”论“识此闲趣”,坦然对待“乌台诗案”的诬陷。从文学创作看,苏轼以“茶”论“竭力许国”,借《叶嘉传》表达自己报国心愿。通过苏轼对“茶”的阐释,可见苏轼之学虽内含博杂,却不是朱熹批评的“杂学”,而是以儒学为其治学根底,体现其文道兼具、洒落旷达、报国治世的蜀学旨归。

揭开真面:论苏轼庐山诗的文化内涵

庐山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苏轼庐山诗也成为“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庐山面目的组成部分。庐山之所以具有不同面目,主要原因还是人的介入。苏轼诗中的庐山首先是具有山水的本来面目,其次是引发禅理思辨的名山,最后是追慕隐逸之风的名胜。苏轼的庐山诗既得庐山之助又反哺庐山,丰富了庐山的文化内涵。

苏轼荔枝诗词研究

宋代文学家苏轼文采斐然,在三千多首诗词作品当中,咏叹荔枝的诗词共计20首。作品中用典、比喻、拟人等手法层出不穷,含括着极其深厚的内蕴。苏轼一生虽屡遭贬谪,徘徊于入世和出世之间,但其积极乐观、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始终贯穿在荔枝诗词中,一生于逆境之中追求自在,于苦闷之中寻找趣味,于彷徨之中坚守理想。

唐宋诗歌花肉互喻关系的书写流变与后世接受——以苏轼《定惠院海棠》为中心

与传统以花喻人的手法不同,中唐以降古典诗歌出现了以人喻花,特别是以肉红喻花的反向应用,并在宋代蔚然成风。苏轼《定惠院海棠》中“红映肉”之喻,广为后世诗人接受仿写,并在唱和与品评中不断经典化。但“红映肉”在清代却因尖新俚俗的鲜明宋调风格,在“宗唐”与“宗宋”两派的诗学接受中产生了明显的分化乃至论辩,甚至日本汉诗学家都参与了这一讨论。对“红映肉”一类以肉喻花语典的接受,可以成为从具体文本考察创作与诗学接受中唐宋诗之争的典范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