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两浙仕宦的治政策略与理念——以奏议为考察中心

苏轼一生三次仕宦两浙,知杭州期间频繁上书宋廷,奏请赈灾恤患、修缮官舍、减免赋税等事。在两浙治理策略上,苏轼采取了轻税薄赋以宽减民力、浚湖开河以恤吏便民、纠贪刺恶以礼刑平等的措施,表现出勤政务实的政治品格。苏轼两浙治策体现出民本、均平与豫立的治政理念。其勤政爱民的儒家人格与治政业绩,赢得两浙士民高度赞誉。

苏辙《诗集传》初名考

苏辙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过程中的关键性著作。此书上承欧阳修《诗本义》,下启朱熹《诗集传》,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它从整体上“腰斩”《诗序》的做法,更是对《诗经》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因此,此书也被后世学者频繁称引。但在具体的称引过程中,学者对苏辙此书的称谓却各凭己意,互有出入,以致有十几种之多。更有甚者,例如朱熹、王应麟等学者称引苏辙此书时,就曾因名实不副,犯下张冠李戴,难证其引的错误。这样繁乱的现象已造成学术上的严重困扰,并且仍继续影响着现今学界的研究。但学界对于这一现象却并未引起重视,偶有一二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却也含糊不清。厘清前人对苏辙《诗集传》的误称并探析其初名具有重要意义。

苏轼苏辙唱和诗题序论析

苏轼苏辙的唱和诗题序独具特色,无论是唱和诗中两人皆有的题序还是独有的题序,都显示出他们对题序形式的新变和对酬唱交流的重视。苏轼苏辙唱和诗题序创作反映出他们对于题序形式具体运用的不同,他们的写作实践为唱和诗、题序之体和各自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价值,但无论是作为两人酬唱交往的事件凭借,还是作为手足亲情的情感纽带,都成为两人的精神慰藉。

论三苏散传的艺术成就

苏洵、苏轼、苏辙的散传创作,代表了宋代传记的最高成就,但是对它的研究却不多。三苏散传的立意各别,不主一格;结构布局,常能突破传统传记的格局,别出心裁;既善于根据传主的个性特征而采用不同的写法,也善于用简洁精炼、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其散传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

苏辙与《古史》

苏辙《古史》是北宋中期义理之学兴起后出现的一部重要上古史史著 ,是书不仅补正了《史记》所存在的某些疏略和讹舛 ,于《史记》有拾遗补阙之功 ,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义理之学兴起后儒家学者的治史风尚 ,对研究两宋史学思想的演变 。

从少公之客到长公之徒———论张耒与二苏的关系

“苏门四学士”中 ,张耒之入“苏门”显得较为特殊 ,他是先为少公之客 ,再为长公之徒。发生这一“重心位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苏辙对兄长由衷的钦服 ;二、张耒与苏轼在文学兴趣、文学思想上的一致性 ;三、苏轼与张耒内在性格上的契合 ;四。

从桃源流出的江湖--苏诗的“江湖”书写

对“江湖”的书写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内容,通常情况下,它是失意之人被放逐的场所,但苏轼、苏辙的诗歌则有意识地把“江湖”建构为一个具有丰富人文景观的诗意空间,在宋代作家中颇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把“江湖”描写为鱼鸟适性之处,有山水风光、历史遗迹、亲朋友谊,有高人隐士、民情风俗、人文传承,充满诗意;另一方面,仕宦生涯也让他们认识到,“江湖”往往被朝廷用来放逐罪人,而且其间已经遍布着从京城延伸出来的权力脉络,并非安全的避世之处。这种矛盾的认识与宋代政治环境以及交通、通讯、商品经济等领域的发展状况相应。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把“江湖”跟“桃源”相联结的诗意构思,强调“江湖”之水是从“桃源”流出。由“桃源”而“江湖”,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延伸,正好与权力延伸的方向相反。

《九家集注杜诗》与“伪苏注”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在杜诗学史上,以删除"伪苏注"为功劳最大,宋人对此早有定论。近代学界对此亦有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对《九家集注杜诗》是否还存有"伪苏注"的观点,目前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郭氏《九家集注杜诗》还存在有少量"伪苏注";二是认为郭氏已经把"伪苏注"删除干净。笔者带着对这个问题的困惑,对《九家集注杜诗》中所有的东坡条目作了全面系统的检索和考查,认为《九家集注杜诗》中确实还有少量的"伪苏注"存在。

苏轼思想与宋词关系发微

苏轼对词的历史性的锻炼和完善 ,除了他具有超常的智慧和渊博的才学外 ,还与他独特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儒家的执著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 ,均奇妙地统一在苏轼的生命实践中 。

东坡词补考

薛瑞生先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一书在东坡词编年及笺释方面用功极深,创获极多。笔者拜诵《笺证》,亦偶有鄙见,对《浪淘沙·探春》、《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满江红·忧喜相寻》、《蝶恋花·同安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等词的编年及对个别词句及典故稍有补考。

从苏轼两兄弟对阿里骨的态度看其边防思想

阿里骨是活跃在河湟地区的唃厮啰(宋称"青唐羌")政权的继承者。由于他非唃氏家族的身份,围绕他产生了许多矛盾,并直接影响到了宋朝与吐蕃的关系,因此对待阿里骨态度问题至关重要。身为朝官的苏轼兄弟也对阿里骨问题表示出了极度的关注。虽然言论不多,但鲜明地表示出这二人一为主动一为退守不同的边防思想。

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论三苏散传的学古与创新

在唐宋八大家中,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占了三席,可见他们在中国古代散文史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散传创作,只是三苏散文创作中的一部分,所占数量不多,因此研究也相对较少。但是,三苏散传在继承司马迁《史记》的写人经验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

三苏咏襄阳诗歌论略

1060年正月,三苏在前往京师的途中经过襄阳,写下了一系列咏赞襄阳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三苏赞美襄阳山水、追思襄阳耆旧、夸赞襄阳特产、吟咏襄阳典故,有力地宣传了襄阳的山川名胜、人文历史。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风水相遭”说:三苏父子为文的家学精髓

"风水相遭"说是三苏为文的家学精髓,其核心是"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的"不能不为文"的思想,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有为而作"的思想。"风水相遭"说强调作者的素质修养,强调作者要受到外物的刺激才能写出自然流畅的好文章。三苏父子一直坚持这一理论和创作实践。苏轼兄弟还对"至文"标准、创作过程以及创作主体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作了发展,从而使这一家学思想在我国写作理论上具有超前性。

两种宋版《三苏文粹》比较研究

《三苏文粹》是宋人所编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文章选编,目前保留有两种南宋刻本。两种刻本,一种按作者各自为编,三苏文章自成单元。一种按类编辑,三苏文章同类交错。《三苏文粹》虽为选本,但由于编刻较早,内中保留了三苏文章的早期面貌,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同时,两种《文粹》都保存了多篇不见于三苏“别集”的文章,弥足珍贵。文章将两个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三苏文粹》的面貌和价值。

苏轼兄弟的军事思想及边防策略

苏轼兄弟一生的吏事文章都有显著成就。在军事思想和边防策略上,他们也有一定建树。就军事思想而言,苏轼早年在立国、用兵、边防等问题上均有自己的主张,后来在他治军的实践中,体现了其一贯的军事思想;而苏辙早年涉及军事的言论甚少,但已经表现出与苏轼的不同。北宋从神宗到哲宗在边防战略上的明显变化,苏轼兄弟身为朝官自不能置身度外。在对待西羌、西夏的关系和策略上,虽然他们的言论多少不一,但都表现出对此的高度关注,也清楚显示出策略上的不同。

王阳明诗赋创作师法渊源——以新发现的王阳明三篇佚赋为例

文章以新发现的王阳明三篇散佚赋为中心,通过对这三篇作品创作手法的探讨,基于王阳明这三篇佚赋与其他诗文的比对研究,探讨这三篇作品的创作时间、艺术特色,探寻王阳明前期诗赋创作有意追步杜牧、苏轼的创作意图。

王安石与“三苏”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与苏洵、苏轼、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北宋时期著名文人和士大夫。因为性格和素养有别,苏洵看不起王安石;因为王安石领导熙宁变法,苏轼上奏反对,苏辙是先拥护后反对,而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给予挤压排斥。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恩恩怨怨,体现出北宋士大夫的为君王忧和为天下忧的士大夫精神,也体现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意气性格,由此可感知历史的厚重与性格的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