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南巡镇江唱和苏轼诗

乾隆六次南巡都曾在镇江停留,每次都留下与苏轼有关的诗词。从乾隆唱和苏轼润州诗可以看出,乾隆对苏轼以及苏轼诗歌的了解与推崇,就此可一窥苏轼在清代的巨大影响。研究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唱和苏轼诗的相互关系,可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对促进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苏门后进与霅川名士:宋代经学家张大亨生平交游考

北宋经学家张大亨籍属浙江湖州,祖父张裪曾知安州,官至司封员外郎,殁后葬于湖州卞山。张大亨于元丰八年得中进士乙科,曾任《春秋》博士、司勋员外郎、左司员外郎等职,因“政和党争”遭致黜落,殁后也葬于卞山。张大亨曾从学于苏轼治《春秋》经,二人诗文往来,情谊深重。其《春秋通训》中保存的一首东坡尺牍残篇尚未收入苏轼集中,具有重要的文献及文化意义。张大亨与张耒、晁补之、李之仪、米芾等苏门文人同游论道,追忆先师,关系密切,与释惠洪、吕本中、唐庚等也有交游。此外,张大亨还助推了元祐学术的传播与浙江学术的演进,是浙江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从超越自我到超越士人——论黄州时期苏轼人格的超越

贬谪黄州的苏轼虽身处多重困境 ,但自强不息。自筑雪堂以安居 ,亲耕东坡自其力 ,融入自然慰孤心 ,走向民众与民乐。在词采斐然、大气包举的同时以绝异同类的东坡哲学砥砺情操 ,保持自身人格的完整和真实。不仅超越了自我 ,而且超越了士人 ,从而实现了自身人格的超越。

两宋题画词与苏轼文人集团综合文艺观念

苏轼文人集团诗词书画的综合艺术观念深刻影响了宋代题画词的创作,"诗画一律"的思想促进了宋代题画词的兴盛,而诗词的体制分野、"墨戏"思想的流行也使宋代题画词的画作题材选择、内涵挖掘、人文意象的象征意义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从另一个角度发现诗、词的不同风格体制特征。

苏轼与佛印交游考

苏轼一生爱与佛教人士交游,苏轼与佛印之间发生的诸多故事大多为小说家言,但也并非一点根据没有:贬谪黄州期间,苏轼与佛印开始交往;离黄赴汝期间,苏轼路经润州与佛印交往最为密切;元祐时期,苏轼与佛印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苏轼与佛印之间之所以会产生诸多故事,既与野史、戏剧、小说的传播有关,也与两人的性格有关。

苏轼12次至润州事迹系年考述

按照年代先后,考述苏轼12次至润州的时间、经过及相关作品等,辨析某些说法之是非。

苏轼在润州的交游考

古代润州(今镇江)被称为"吴头楚尾",居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是南来北往水陆交通要冲。苏轼虽然并未在润州任职,但12次途经润州(今镇江),与润州士人柳瑾、刁约,与留寓润州的沈括、王存、苏颂、米芾,与润州佛教人士圆通长老、宝觉长老、焦山纶长老以及佛印等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苏轼更是与润州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曾计划买田润州长期居住,在风光旖旎的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蒜山都留下了诗文和遗迹。认真研究苏轼与润州各方人物及景物的联系,建立相应文化景点,对于研究苏轼与地域文化关系,对于提高镇江文化知名度无疑都是有意义的。

苏轼文人集团对《宣和画谱》的影响

苏轼文人集团是一个以苏轼为中心,"苏门六君子"及李公麟、米芾等书画艺术家为主体的文士集团。他们的艺术思想直接影响到北宋元礻右以后的书画风气和艺术批评。其"士人画"的艺术思想,"以诗为画"的艺术追求甚至突破士人书画的界限影响到院体绘画,《宣和画谱》作为北宋宫廷主持修撰的重要艺术批评资料,虽然因政治因素没有直接收录苏轼等人,其艺术观点却深受苏轼文人集团艺术思想的影响。

苏轼途经润州次数考辨

关于苏轼途经润州次数,镇江学界有11次说、12次说,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北归时算一次还是算两次上。其实真正值得探究的是元丰七年(1084)八月到十月以及元丰八年(1085)五月到八月这两个时间段内苏轼途经润州的次数。考诸《三苏年谱》以及苏轼诗文集,苏轼在这两个时间段内不是3次途经润州,而是至少6次途经润州。因此苏轼途经润州的次数也就不是通常所说的11次、12次,而是至少15次。这一考证结果对于深化苏轼研究,对于挖掘镇江历史文化名城资源,无疑是有意义的。

苏轼与江苏士人的交游

苏轼与江苏士人有着特殊的关系,同孙洙、蒋之奇、单锡、单锷、邵迎、苏舜举、颜太初及其子颜复、郏亶、张天骥、秦观、张耒等江苏士人有或深或浅的交往。所谓苏门四学士或六君子一半是江苏人,其他如丁宝臣、丁逢、丁偃、刁衎、刁湛、王令、王观、叶清臣、朱长文、华直温、刘庠以及陈师道等江苏士人,苏轼同样与他们有或深或浅的交往。探讨苏轼与江苏士人的交往史,对于深化苏轼研究无疑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试论苏轼对元代士人精神之影响

元代的士人精神异常低落。元代士人不断尝试寻找一位心灵皈依的前贤人文领袖,他们寻寻觅觅,最终将目光锁定苏轼。他们学习苏轼的人格及其艺术风神,从苏轼的文化精神世界汲取养分力量,滋润自己迷茫而脆弱的心灵世界。笔者将苏轼文化人格精神与元人士人心态联系起来,梳理考辨元代文人对苏轼文化人格的接受,进而深入挖掘其士人精神风貌。

雨洗东坡月色清——浅析苏轼黄州心态

主要以苏轼的文学创作为导引,从书生个性和倦客心态、贵族精神和平民情怀、诗人品性和哲人襟怀这三个角度解读坡公被贬黄州后的复杂心态,从而让读者对苏轼性格的多重性和人格的丰富性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从“贵士轻庶”到“士人俊发”——苏轼“士人画”观念的思想溯源及审美辨析

魏晋时期的创作理论与画评大多反映上层士族的审美旨趣,在创作观念上注重非技法层面的能力。唐代张彦远将这一源自士族群体的审美观念视为论画标准,将画家身份与作品成就形成对应关系,提出了“贵士轻庶”理论。北宋时期,苏轼接受张彦远“贵士轻庶”的思想,提出了以“士人俊发”思想为核心的“士人画”理论,并且改变了单以门第品画的方式。他是从士大夫群体“重理”与“寄情”两个重要创作原则出发阐述“士人画”的审美内涵,凸显了其画论的逻辑性与客观性,也为“士人画”超越“画工”绘画的格局并最终风格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王存生平考——兼论王存与苏轼的交游

王存是润州人,是北宋重臣、著名地理学家,但对其展开的研究是不充分的,甚至有混淆视听的现象。对其生平进行梳理,有助于匡正视听;对其与苏轼的交往进行梳理,有助于对其政治取向有更清楚的了解。这些对于深入挖掘镇江的历史文化资源、拓展镇江的旅游资源都是有益的。

苏轼文人集团在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历史记忆

苏轼文人集团作为北宋中后期文化革新的重要士人群体,对北宋文艺的发展贡献甚巨。宋室南渡以后,一度形成了"苏学"陡盛的局面。然随着政局的变化和学术思想的改辙,苏轼文人集团也已经成为供士人回忆的前哲。这些回忆散落在诗文笔记中,陆游与苏轼文人集团渊源甚深,其《老学庵笔记》以史家之笔、文人之才情为我们展现了苏轼文人集团的人格风采,艺术旨趣及子弟归宿等多方面的情况。是苏轼文人集团在南宋士人心目中的记忆和缩影。

诗画本一律 天工与清新——苏轼的绘画理论

苏试的绘画理论重视构成艺术形象的主观方面,强调艺术形象的内心根据,并在绘画中表达出一种超脱世俗,富有诗意的情怀思绪,形成其诗话一律的艺术主张.

朝鲜文人对苏轼儒道释思想的接受与批判

随着宋朝与高丽的友好往来,苏轼儒道释兼容的思想随其诗文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文人不仅学习、模拟苏轼的创作,还十分关注他的三教融和思想,对其接受或批判。受武人执政和士祸震慑的文人能够接受苏轼儒道释兼容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使苏轼的精神世界更广博、生活更丰富,并愿意接受其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而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一些性理学者对此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道释思想干扰了苏轼儒家思想的纯正性,影响了理想人格的形成和创作成就。朝鲜文人对苏轼复杂思想的接受与批判和对其文学的接受与批判相辅相成,也使得苏轼在朝鲜文人中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远。

苏轼的性格对其绘画思想的影响

作为画家及绘画理论家的苏轼 ,以独特的视角阐释了中国画的传神理论。儒道释思想影响着他的人格 ,豪放刚直的性格 ,是其人格的具体显示。性格的张扬对其绘画及绘画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豪放性格表现在书法、绘画上突出一个“神”和“意” 。

现代观照下的传统士人政治精神——以苏轼为典型案例

对传统社会士人政治精神的研究既有助于认识历史,也有助于反思现实。苏轼是中国传统社会士人的一个典型,因而可以成为解析士人政治精神的一个窗口。在政治精神方面,苏轼独特又充满矛盾。他徘徊于道与王、仕与隐之间,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独立的倾向,但本质上并未超越当时社会和士人群体的藩篱。以此为观照,则凸显了在现代条件下重构人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完成政治精神的现代转换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