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与突破:论苏轼填词新变

宋词的发展及至苏轼才有全面突破,他借鉴吸收诗歌的创作经验来填词,从内容到形式对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通过移植诗歌创作手法入词、扩充词的内容体量和改变词律词调等方式,苏词开始以内容表达作为最主要的创作因素,从而使其不再是音乐的附庸,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北宋词的发展经由苏轼之后,不仅突破了前人填词的陈规,也为后来宋词发展提供新的途径。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前度刘郎与贞元朝士:宋人对刘禹锡玄都观诗的接受

中唐时期,《幽明录》所载刘阮天台事开始作为故实进入诗歌,这影响了刘禹锡玄都观二诗的写作。晚唐孟棨《本事诗》首次将二诗缀合为一个完整故事,宋初《太平广记》抄录了《本事诗》的相关记载,在玄都观诗流传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苏轼首次将刘禹锡玄都观事纳入诗词写作,创造了“前度刘郎”这一经典表达,开启了玄都观诗在宋代的形塑。周邦彦的书写实现了“前度刘郎”在宋词中的经典化。南渡以后,“兔葵燕麦”与“贞元朝士”又成为诗人们偏爱的表达,其中寄寓了强烈的迁逝之悲和沧桑之感。

苏轼荔枝诗词研究

宋代文学家苏轼文采斐然,在三千多首诗词作品当中,咏叹荔枝的诗词共计20首。作品中用典、比喻、拟人等手法层出不穷,含括着极其深厚的内蕴。苏轼一生虽屡遭贬谪,徘徊于入世和出世之间,但其积极乐观、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始终贯穿在荔枝诗词中,一生于逆境之中追求自在,于苦闷之中寻找趣味,于彷徨之中坚守理想。

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

通过孤本《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现存四卷与通行苏诗百家注的对比,总结以赵次公为代表的早期苏诗注家在总结用典之法、释词、阐释诗意及评论等方面的成就,揭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

李清照《词论》浅谈

李清照《词论》勾勒了词至北宋的发展简史,历评前辈与同辈词人,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重要观点,强调词与诗别,在词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词论》意在为时人作词设立标准,故不可不要求严格;“别是一家”不仅在于词要协音律,更在于词的内容特色,着眼于词专主情致,长于抒情的特色;《词论》是苏词和柳词流行于北宋词坛的必然产物。

试从苏轼词解读其独特的生活哲学

苏轼的词作是其人生浮沉的真实描绘和价值态度的艺术展现,真实地反映着其思想历程及所生活的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苏轼是在出世与入世、得意与失意的磨难中度过一生的,由此形成了其异于常人的独特的生活哲学。儒释道三种流派的思想在其生活中均有所展现,且这些思想在其不同人生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儒家的忧国忧民、佛老的人生如梦常常伴随着其境遇的改变在其笔端隐现,而作为一个普通人,人间清欢、手足之情的流露则是其自然属性的真情释放。

一点灵犀必暗通——试论李商隐诗对苏轼词的影响

风格多样的苏轼词受到了李商隐诗的广泛影响。苏词中有32处涉及李商隐诗,其中,在集句词中直接引用的有6处,其余则均为变化、揉合李诗入词的情况。对李商隐诗多方面优长的有意吸收,使得苏词意境、内涵等显得更为丰富。

苏轼思想与宋词关系发微

苏轼对词的历史性的锻炼和完善 ,除了他具有超常的智慧和渊博的才学外 ,还与他独特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儒家的执著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 ,均奇妙地统一在苏轼的生命实践中 。

论苏轼贬谪经历对其谐趣词创作的影响

黄州、惠州和儋州,是苏轼人生经历中最艰难的阶段,也是对苏轼谐趣诗词创作影响最重要的时期。政治上的失败,生活上的苦难,成就了他文学创作的辉煌,正印证所谓"诗穷而后工",逆境促使苏轼对人生作哲理思考,又反过来影响其文学创作。生命历程与心境上的相应,自然会圆融于其谐趣词创作当中,所以黄、惠、儋时期成为苏轼谐趣词创作的高峰。

苏轼辛弃疾婉约词之异同

说苏轼、辛弃疾是豪放派词人,主要是指他们有部分词风豪放,为开拓词境做出了贡献。而在苏、辛词中,也大量存在着婉约词,这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石林词与东坡乐府

叶梦得与苏轼门人、后人及其追随者有着复杂的情缘、学缘和血缘关系,叶梦得心中有浓郁的“景苏”情结,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刻意规模苏轼,特别是其《石林词》与东坡乐府有着惊人的相似,其清旷、达观的词风以及直接隐括苏轼诗文入词,用东坡词韵乃至词意作词,善于点化前人诗文典故,在“以诗为词”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已初露“以文为词”的端倪等方面,均体现出一种的特殊的创作取向。

东坡词补考

薛瑞生先生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一书在东坡词编年及笺释方面用功极深,创获极多。笔者拜诵《笺证》,亦偶有鄙见,对《浪淘沙·探春》、《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满江红·忧喜相寻》、《蝶恋花·同安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等词的编年及对个别词句及典故稍有补考。

词:一体两面——从宋人对东坡词的批评与东坡词论考察宋代的词体观

词的文体特性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 ,难以形成定论 ,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态势 ,是因为宋人对于词体的看法就有两重性。这种两面性 ,最先是由苏轼词体观的两面性所引发。宋代词论中这一具有原生色彩的矛盾 ,一直贯穿到后代的词论中。词论的两面性 ,自然影响了词史发展格局的多样性。而词史格局的多样性 ,反过来又支持了词体观念矛盾性的发展。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苏轼词用典研究

以罗积勇教授对用典的定义为标准,对苏词用典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苏轼词用典特点有三:其一,典源经、史、子、集,包罗万有;其二,袭用、改用、集用、檃括原典,形式丰富多样;第三,明用、暗用、正用、反用,内容欹正变化。"大规模"用典是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论基础,并为苏词"以诗为词"提供了内容、句法、章法、思维、趣味以至境界与格调,对词体发展意义重大。

论“希真体”

朱敦儒的词有着非常突出的个性特征,世人称之为"希真体"或"樵歌体"。他的这种词风是通过苏轼这个中介,以白居易闲适诗的诗歌精神为旨归而形成的一种似苏更似白的词体特征。这种风格特征在南渡以后许多词人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尤以朱敦儒最具代表,究其原因是诗化与隐逸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试论苏轼词主体意识的强化

词风至苏轼有了新变,他以词表现充沛激荡的主体精神、激昂热切的社会责任感和宏大超达的哲人思想,把词的主体意识格调与境界引入新高。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来对苏词主体意识的强化作一番深入研究。

吾归何处——论苏轼词作中的“怀归”情结

苏轼一生漂泊,词作中"怀归"情浓,他自问"吾归何处",穷其一生寻找肉体和精神的安顿之所,且分三步完成:第一步,归处明指巴蜀故地,但因功未成、身难退只得放弃;第二步,他或"仙归"以求超尘,或"醉归"以期忘事,然皆是权宜之计,难以真正释怀;最后,他不期"忘世忘情",在"情深为美"的世界中展示一个真实的自己,在诗意的审美的世界里超越现实苦难,于"心归"中品尝百味人生。

再论“以诗为词”

历来对"以诗为词"的阐释众说纷纭,实际上,其涵义本身就是多方面的,不同语境各有侧重。在《后山诗话》特定的语境和场合下,"以诗为词"的意义只能是:将诗歌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改变了词传统的婉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