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王世贞为文的唐宋笔法及恬淡旨趣——以“持论之文”为例

一般来说,秦汉文说理主要通过事例进行论证,唐宋文说理则通过议论进行论证。王世贞"持论之文"与唐宋文接近,主要采用了"褒""贬""翻"三种论证手法,其中"翻案"法使用最多,成就也最突出。王世贞"翻案"之文主要源于苏轼,且能在苏文翻案基础上再行"翻案",表现出的是唐宋文以议论说理的论证方法。晚年王世贞识随人老,趋于恬淡,以"褒"奖文为多,并提出"平常语固道"的观点,为文以恬淡自然为宗。

苏轼思想与宋词关系发微

苏轼对词的历史性的锻炼和完善 ,除了他具有超常的智慧和渊博的才学外 ,还与他独特的思想意识密切相关。儒家的执著专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 ,均奇妙地统一在苏轼的生命实践中 。

“简而有法”与“辞达而已”:对比鲜明的两种文法论范型

欧阳修与苏轼虽然同为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交谊甚厚,但二人文章学思想并不相同。欧阳修"简而有法"说植根于其儒学思想,与其史家身份相符,是对经学命题的文章学转化;苏轼则对"辞达而已"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赋予"辞达而已"以"随物赋形"、"以无为法"等新内涵,将文章写作导向纯艺术化。前者深受"立言不朽"观念影响,力求以文立制,文法上精益求精,后者则追求文章写作中物我两忘的自由境界以审美为旨归。因此,"简而有法"与"辞达而已"实为对比鲜明的两种文法论范型。

论“希真体”

朱敦儒的词有着非常突出的个性特征,世人称之为"希真体"或"樵歌体"。他的这种词风是通过苏轼这个中介,以白居易闲适诗的诗歌精神为旨归而形成的一种似苏更似白的词体特征。这种风格特征在南渡以后许多词人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尤以朱敦儒最具代表,究其原因是诗化与隐逸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风水相遭”说:三苏父子为文的家学精髓

"风水相遭"说是三苏为文的家学精髓,其核心是"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的"不能不为文"的思想,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有为而作"的思想。"风水相遭"说强调作者的素质修养,强调作者要受到外物的刺激才能写出自然流畅的好文章。三苏父子一直坚持这一理论和创作实践。苏轼兄弟还对"至文"标准、创作过程以及创作主体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作了发展,从而使这一家学思想在我国写作理论上具有超前性。

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诗

中外文学有许多不朽的悼亡诗名作。本文对中国古代作家苏轼的《江城子》和美国作家朗费罗的《雪地孤坟》两首悼亡妻子的作品做了比较。文章从写作背景,表现手法,诗人的心情等角度进行比较,发现了两部作品的相似处和不同点,并对产生这种异同的原因作了一定的探讨。

历时视域中的苏黄比较论

苏黄比较论在历史流程中起伏较大,具体体现为:宋代,尊苏扬黄,各执一端;金元,苏学北行,扬苏抑黄的呼声较高;明代,诗学思潮扬唐抑宋,典型地体现宋诗特征的黄诗被认为远逊于苏诗;清代,祖苏尊黄,取径不一。历时视域中的苏黄比较论,一定程度上已超出了争论本身的意义,它在多向度的比较中突出和确定了诗人的个体风格。

苏轼散文的语言特色与创作个性

苏轼散文的语言特色与创作个性,在语言上,注重平易自然,明快畅达,但又不乏活泼生动,圆畅流美;以散语为主,长短错落,连用排偶句,凝重与流美结合;好用善用比喻,新奇而不生硬,以自然妥贴取胜;语言形象精炼,言简意赅,具有丰富的表现力。

刘将孙的文章理论及风格

元代文人刘将孙的文章成就斐然,代表了元代庐陵文派的文风特点。他的文论思想主于性情,认为文章成于"天"和逆境,重视文章创作中的"神""悟",提出"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这些文论思想贯穿于刘将孙自己的文章创作中,其文以思想和情性胜,表现出议论的豪气、笔法的自由、文风的自然。刘将孙的文章在彰显自我个性的同时,以豪健的笔力呈现出一种大气之象,整体上接近苏轼的文章风格。

论苏赋

文章分四个部分:首辨伪,认为《苏轼文集》所收苏赋27篇,有两篇非苏轼作品;次编年,考订了前人编年有待商榷之賦;次分体,认为苏賦诸体皆备,他以文赋闻名于賦史, 但他的多数赋仍是骈赋和律赋;最后是苏赋分类,认为苏赋题材十分丰富,含议政、纪游、吊古、咏物,苏轼不善饮酒,而咏酒赋特多。

苏轼文风的文化渊源论略

苏轼文风的形成,主要受到四大文化的影响,即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及佛禅文化,它们在苏轼文风形成过程中均提供了重要滋养。这些文化成分经过苏轼自身的消化吸收、融会贯通,以一定的文学风格特征表现出来。

论苏门四学士的魏晋风度——从文学创作角度进行解读

苏门四学士仕途曲折坎坷、生活动荡艰辛,和魏晋前辈一样,尽管力量绵薄,却始终没有放弃与命运抗争。他们通过诗词文赋表达情怀,融儒释道三家思想,谈禅说道、寄情山水、写诗填词、为文作赋、品评诗画、咏梅爱竹、赏雪品茗,演绎他们的高尚人格,为数百年前魏晋风度之回响。

论罗瘿公古体诗的“以文为诗”

罗瘿公的古体诗具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有机结合叙事、议论、写景、抒情手法;注重谋篇布局,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委曲尽致。"以文为诗"是罗瘿公诗歌推尊杜甫、瓣香苏轼的一种表现,是他被归入"同光体"诗人的明确依据。

苏轼论“为文”

苏轼所论的“文”既包含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又包含写作学意义上的文章。至“绚烂”者至“平淡”、文如其人、“辞达”的关键在于辞能达意,这是苏轼所提倡的“为文”的三个命题,它们讨论的是文风与人格、语言与思想情感的关系。

苏轼赋的散体特征及其形成

苏轼在吸收前人创作经验的同时，用写散文的手法写赋，完成了由辞赋向散文赋的转关，使赋体文学呈现出新格局和新面目。苏赋的散体特征是：散句增多、句式多变和笔法自如。这不仅体现出苏轼的创造精神、美学趣尚、文学主张。

“苏旷辛豪”探

旷与豪应是三个境界:不抑,抑,无抑无不抑。旷与豪表现为"以诗入词"与"以文为词"的创作特色、超越时空之智与匡时济世之仁的价值取向,文化境界与武略气象思想特征。这三种表现同时也为其内涵与渊源。

试论苏轼词作的主体风格

关于苏轼词作的主体风格 ,历来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文章从苏轼改变词风 ,提高词品 ,用词反映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的角度入手 ,提出了“以诗为词”一说 ,同时 ,对文学史上曾有过的关于“以诗为词”的阐释 。

苏辛豪放美学境界的异趣

苏辛虽号为一派,实际上审美趣向迥然不同。不同的人生历练、思想性格、历史背景造就了两位巨擘不同的美学境界,一个豪迈洒脱,一个苍凉悲壮。苏轼的豪放更多以自我为中心,在儒道释的轮回中游移。辛弃疾具有传统的儒家入世救世的忠君爱国思想,因而他的词作更具强烈的感召力和震撼力;苏轼在封闭的自我欣赏的状态中抒写心灵,作品呈"有我之境"。辛弃疾词作精神意境单纯如一,达"无我之境";从形式看,苏词的豪放在于题材的开拓性耕耘,表现手法的诗歌化运用,给后人智慧的启迪。辛弃疾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挖掘和吸收,独特经历和国家存亡的危险时局,使他的情感更真切,取得的艺术成就更大些。

苏轼赋的自然性特色

自然流走是苏轼赋的鲜明特色。其表现是感情真率不矫,结撰灵活多样,文笔轻灵多变。苏轼为赋体文学注入了鲜活之气,增强了赋的艺术表现力,体现出了他的革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