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纪行组诗

苏轼纪行组诗一百零六组,在文本形态、内容表现与风格特征三方面有显著的个人特色。这些组诗以记录行旅之间的单个事件为主,除纪行外,频繁叙及游览和社交。在宋诗重说理的风尚影响下,苏轼往往在纪行组诗中抒发一己之情感、阐发深刻的人生哲理。此外,他的纪行组诗不仅能突破传统纪行组诗对于诗人个体的关注,还能做到“情”“景”“事”“理”四者兼备,为唐宋纪行组诗的创作开辟新途。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试从苏轼词解读其独特的生活哲学

苏轼的词作是其人生浮沉的真实描绘和价值态度的艺术展现,真实地反映着其思想历程及所生活的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苏轼是在出世与入世、得意与失意的磨难中度过一生的,由此形成了其异于常人的独特的生活哲学。儒释道三种流派的思想在其生活中均有所展现,且这些思想在其不同人生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儒家的忧国忧民、佛老的人生如梦常常伴随着其境遇的改变在其笔端隐现,而作为一个普通人,人间清欢、手足之情的流露则是其自然属性的真情释放。

谈苏轼词的“多情”

词的特点是长于抒情。苏轼词之所以受到人们喜爱,在于他掌握了词的创作规律,在词中抒发了强烈的感情,从而引起读者共鸣。苏轼是一个多情的词人。他热情澎湃,激情四溢,豪情万丈。所以他的词具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如火如荼的煽情性。苏轼词中表达了豪情、韧情、亲情、爱情、艳情、真情、怡情、民情、同情、傲情、乡情等。故称苏轼为词中"情圣"乃是当之无愧的。

简论明代的苏诗选评

明代的苏诗选评本较苏文选评本要少得多 ,见于载籍者仅十种 ,主要出现于明中后期。旧题刘弘选录的《苏诗摘律》侧重于苏诗思想内涵的阐释而少作艺术分析 ;阎士选等评释的《苏文忠公胶西集》考评结合 ,尤推重苏诗关心民瘼与语言丰富生动两方面 ;张岱选评的《和陶集》措意于苏诗的缺乏情韵 。

历时视域中的苏黄比较论

苏黄比较论在历史流程中起伏较大,具体体现为:宋代,尊苏扬黄,各执一端;金元,苏学北行,扬苏抑黄的呼声较高;明代,诗学思潮扬唐抑宋,典型地体现宋诗特征的黄诗被认为远逊于苏诗;清代,祖苏尊黄,取径不一。历时视域中的苏黄比较论,一定程度上已超出了争论本身的意义,它在多向度的比较中突出和确定了诗人的个体风格。

苏轼和陶诗浅论

大量和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苏轼和陶,一是为了"陶写伊郁",二是喜欢陶诗,三是崇尚陶渊明的为人。但是,苏轼学陶而不囿于陶,他的和陶诗凸显了一个经过了精神历险之人不屈、旷达的性格特点和自然平淡的诗风。和陶诗是我们研究苏轼晚年思想、生活经历、审美情趣的重要文史资料,是苏诗艺术风格转变的标志,它建立了一种异代对话的机制。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论苏门四学士的魏晋风度——从文学创作角度进行解读

苏门四学士仕途曲折坎坷、生活动荡艰辛,和魏晋前辈一样,尽管力量绵薄,却始终没有放弃与命运抗争。他们通过诗词文赋表达情怀,融儒释道三家思想,谈禅说道、寄情山水、写诗填词、为文作赋、品评诗画、咏梅爱竹、赏雪品茗,演绎他们的高尚人格,为数百年前魏晋风度之回响。

苏词编年百年回顾与反思

苏词为词家重镇,近百年来为之编年者代不乏人,著述颇丰,先后诞生了六部专著,二十余篇论文。然现有成果并不理想,只有一半的苏词编年取得共识,另有一半的编年还有待继续研究。过去的研究中存在迷信前人、罔顾今人,重内证、轻旁证等问题,今后应当综参所有著述,不迷信已有结论,也不回避现有成果,内证与旁证兼重,继续为苏词编年努力。

圆活与尚趣——佛禅与苏轼诗歌的美学风格刍议

佛禅文化对苏轼诗歌美学风格有两大影响:一是佛家对"活法"的追求,促成了苏轼诗歌创作爽利灵动、圆熟通俗的圆活流转之美;二是禅门宗风的反常合道、游戏三昧、禅悟机峰促成了苏轼诗歌富含奇趣、谐趣和理趣的审美风貌。

从顺应论看苏轼词意象的翻译

为拓展意象翻译研究,用比利时语用学家Verscheren提出的语言顺应论作为理论框架,结合陈植愕意象分类的方法,通过对几首苏轼词意象的不同翻译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翻译自然意象、与社会生活和活动相关的意象及人类想象意象时,应分别采取在顺应原诗人心理状态基础上保留原意象,顺应译者的心理动机基础上添加注解保留原意象,在顺应目标读者认知的基础上替换原意象的翻译方法。

观物自照:苏轼动物诗中的视觉理性

苏轼的动物诗既是其"寓意于物"的表征,也是观物的过程中以他者审视自我与社会的一种方式。苏轼以静观作为观物的重要形式,在观物中与动物保持了恰当的距离。苏轼在观物过程中所保持的恰当距离是其冷静理性的视觉思维的表征,在让其不受物牵累的同时又使其能够在观物中对社会进行审视,甚至能够从对社会的审视中跳脱出来对自我进行观照。如果说“观物”是来自道家的应物智慧,那么“自照”则是因循儒家的自省传统。因此“观物自照”即是苏轼对儒道思想的融合,当然也可以看到儒道互补的一面。其意义虽不如孔子融合道家思想,开启了孟子、荀子等二派,但也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对儒家思想(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苏轼诗歌中的理趣特征

诗歌中富含理趣,这是宋诗的一个典型特征,而苏轼则是其中最突出的体现者。其诗歌中蕴涵的理趣,按内容可以分为自然之理、人生之理、社会之理和艺术之理。

柳永秋暮词与苏轼晴雨词比较

宋词中,柳永多秋暮之吟,苏轼多晴雨之咏,不同的物象选择反映了词人不同的经历、志趣和生活态度。柳永晚年才跻身仕途,且辗转流离,飘泊不定,故多迟暮、悲秋之情;苏轼一生历经风雨,对宦海沉浮已习以为常,故有超然睛雨之态。在吟咏自然之中,柳,苏虽然都有思归之意,但归因与归宿并不相同。诱发柳永归去的是往昔的梦,他向往的是温柔富贵之乡;促使苏轼归去的是自然之道,其理想至境是超然物外。因此,他们对词体的选择也各不相同,柳永的秋暮词多长调,非此不能尽其缠绵婉致,苏轼的晴雨词多小令,非此不足显其蕴藉空灵。

苏轼词中的“梦”意象及其佛学意蕴

苏轼词中有大量“梦”意象以及多处“人生如梦”的阐发,这与苏轼亲好佛道、谙熟佛经是分不开的。在佛经中,“梦”常常被作为喻体来说明诸法空相之理。“深悟实相”的苏轼在词中大量用到“梦”,除了使词作具有空灵缥缈的艺术效果之外,还使得词中之“理趣”因合于佛道而“超逸绝尘”。苏轼词中写到“梦”时常暗示着其视点与“梦”相对,即处在“觉”的状态下对人生的观照,因此苏词中的“人生如梦”更多的是苏轼对于人生真相的体悟,而非消极情感的抒发。同时,“梦”与“醒”的相互映衬使得苏词在虚实结合之间有了新的思想高度。